1983年，“悍匪”王宗坊被击毙后蜷缩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1983年，“悍匪”王宗坊被击毙后蜷缩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他的身体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胃里几乎没有食物残留，身上除了一把匕首外还有一万多块钱。
很难想象，曾与哥哥一同坐拥“东北二王”称号、以生猛凶残著称的王宗坊，倒在一个潮湿冬青树丛中，饿死之前还紧紧抱着这点钱。
他曾经逼得三万武警围山、逼全国公安机关发布悬赏通缉，最后却在林地里蜷缩成一堆骨头，这一反差，讽刺到了极致。
兄弟俩出生在沈阳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也是文化人，生活虽不富裕，但五六十年代的教师在当地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按理说，家教应该不差，但王宗坊小时候就表现出了“异常”的行为，偷钱、打架，几次学校都要开除，父亲硬是压下来处理，但这份“护犊子”的慈爱终究变了味。
1968年，王宗坊成了“问题少年”，进了收容所，那年他才16岁，之后他的人生充满反复：偷窃、被抓、收审、释放，又盗窃、判刑、再出来。
1979年他被判3年，原因是偷了厂里的材料去卖钱，出狱后，没几个月就又开始动歪脑筋，法治对他早就没有拘束力，他对社会毫无归属感，这个断裂一早就已经开始。
与之相反，弟弟王宗玮当兵回来，被分配到沈阳724厂，典型的“复员转业好青年”，还得到领导赏识。
没人想到他会悄悄从哥哥那里学会了那一套“生存逻辑”，他明面上是工厂积极分子，实际上背地里已开始私下倒腾偷来的设备零件，走灰色路线。
1983年春节前，他们决定“干一票大的”，对兄弟俩来说，偷小东西早已没意义，他们要弄枪、要现金。
他们踩点沈阳463医院已久，大年三十的晚上，大部分医院人员在礼堂看电影，值班室空虚，他们翻入小卖部，正偷东西时被保安发现。
那只是普通盘查，但王宗玮掏出随身携带的五四式手枪，开火了，四死三重伤，现场血流一地。
突如其来的暴力把一个盗窃案瞬间变成重大恶性杀人案件，也彻底改变了兄弟俩人生轨迹。
大年初一清晨，王家父母对面前的两个儿子只是犹豫了片刻，转身就在衣柜底翻出几百块钱：“你们往南走，别再回来。”
就是这一念之差，彻底切断了孩子与公权力之间仅存的纠错机会。
兄弟俩这时已携枪潜逃，东北通缉无果后，他们一路往南，从沈阳潜逃到山东，再到湖南、湖北，最终在江西广昌停住脚步。
说是“停下”，更准确的说法是：“被饿住了”。
逃亡的七个月里，他们不止一次试图抢钱，只是大多不顺，枪支虽在，但通缉太紧，全国布控，那时没人敢接他们的钱。
他们靠零碎打劫为生，时常找不到落脚点，在衡阳一次抢劫失败后，他们甚至开始砍树换钱，在一所破庙住宿时被村民认出，再次惊动地方民警。
1983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发布悬赏通缉令，那是新中国第一张“全国通缉特大案件”，奖金高达2000元，等于20个月工资。
这张纸成了全社会动员的信号，全国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对“东北二王”的传闻一天一个新说法。
他们感觉到了巨压，最终选择入深山藏身，广昌的山地本可是一种隐蔽的庇护，但人不能靠躲一辈子活着。
他们有钱——确实从多次抢劫中积攒了不少，那笔一万多元，足够在当时北方二线城市买一套两居室，问题是，钱花不出去。
他们不敢露面，不敢与陌生人接触，不敢使用街上的任何服务，吃的是野外采来的树皮、地瓜藤、干草根。
钱像废纸，饥饿却像铁钳，王宗坊在死前几天可能已经产生幻觉，法医说他的眼球充血严重，很可能死前极度脱水，他明明带着千金，却像个乞丐活活病死、饿死。
1983年9月13日，江西公安部门接群众举报，两名形迹可疑男子疑似在广昌县外小岔沟山里露宿。
三万名民兵、武警、公安动员，重点围剿，五天五夜之后，两个通缉犯被击毙。
这一仗耗另外一名武警生命，还有人重伤，代价惨烈。
王宗坊曾被收监、被判刑，也曾被释放、被教育，但没有一步起效，他的命运像是一阵疾风扑向社会边界，不断试探它的韧性，一次次冲破，最后在狂奔之中倒下。
王宗玮更像是“系统内部的异变”，他本可以顺着体制慢慢混起来，但他没有。
他的命运说明了：环境与出身可能决定了起点，但决定结局的往往是“选择”，他曾有机会平稳落地，他扔了。
他们有钱，但价值归零，在典型的现代国家体系中，“钱”这一张通行证，若脱离秩序，没有边界，只会成为灾难。
没有身份证、没有社会关系，就算兜里揣着一万块现金，也买不到一顿下馆子的饭，因为你不能让人知道你是谁。
这些是真正“脱离秩序的代价”：可能一时拥有全部自由，但接下来只会慢慢被人间蒸发。
1983年的“严打”背景下，这起案件成了标志性事件，它逼得法律、公安系统开始更新手段，也打醒公众对“恶性犯罪”后果的最初认知。
现实并非总是激烈的枪战或英雄救赎，更多时候它是这样：钱有了，人没了。
图谋招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将自己剥离这个社会，最后死于一种只能靠草根树皮维持的“虚假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