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赛罗：皇马是我生命的核心；曾因会员身份在记者圈饱受非议

近日，皇马会员、《阿斯报》主编托马斯-龙赛罗接受了《El After de Post United》节目的专访。在采访的第一部分，他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坦言自己曾因公开的皇马会员身份在新闻行业内部面临争议。

关于龙赛罗的人生哲学

怎么说呢，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我有个也许听起来有点自恋但很实在的人生信条：生活就像环法自行车赛，是分赛段的，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你得尽情去体验。

我总是努力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享受生活，享受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寻求与他人的共鸣。当然，皇马一直是我生活的核心，这点我从不否认。但说真的，生活给予我的馈赠，恐怕远远超过我应得的。

很精彩的人生哲学。那么，您最初是如何起步的？听说您来自一个普通家庭，是怎样一步步建立起与足球、与皇马的联系的？

对，我出生在拉曼恰，一个漂亮的小镇。家里有父亲和两个姐姐，我是老幺。我们姐弟几个出生时还有接生婆上门，你就知道我们这代人的年纪了。

大概一岁半时，父母就搬到了马德里，住在我祖父在卡拉班切尔区买的房子里。我在那里长大，我爱卡拉班切尔。不过那时候，那儿可是马竞的地盘，跟现在满街皇马球衣的景象完全不同。那时候没什么商业营销，球衣都得自己缝队徽。我父亲是长途客车司机，总在路上奔波。所以家里条件普通，我和姐姐们必须努力学习，都靠奖学金上的大学。幸运的是，我们都学得不错，走上了各自的道路。我从小就想当体育记者，骨子里那股倔劲儿帮了大忙，让我能在这行坚持这么多年。

令人敬佩。那您对皇马的热爱又是如何点燃的呢？在卡拉班切尔那种马竞氛围浓厚的地方上学，应该有很多对立的影响吧？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成了皇马球迷？

这得感谢我小时候看的一场比赛。我大概六七岁，印象里是一场皇马客场对贝蒂斯的比赛。皇马0比2落后，最后时刻扳成1比2，然后在补时阶段疯狂地追平了！我记得皮里一个鱼跃冲顶进球，他是中场，现在是皇马的名誉主席。他是个硬汉，头破了缠上绷带照样踢。那个进球让我彻底兴奋了。从那时起，我就被吸引了。还有件事影响很深：我8岁时，父亲常给我讲那些欧冠故事，像传奇一样。他讲过1957年在伯纳乌对佛罗伦萨的决赛，他就在现场。就这样，我听着传奇爱上了皇马。

8岁那年，我的路易斯叔叔（他没孩子，也是皇马球迷）对我爸说：“我周末来马德里，想办法弄几张票，带这孩子去伯纳乌见识见识。”我爸当然高兴。那是对阵拉斯帕尔马斯，我记得是十一月，冷得要命。一走进球场——虽然不像现在这么现代，但当时能容纳十万多人，因为六成看台是站席。

有趣的是，我叔叔因为没孩子，手头宽裕，买了主席台旁边侧看台的座位。我记得伯纳乌先生就出现在离我们大约30米的地方，穿着无可挑剔的西装，戴着灰色帽子，威风凛凛。我才8岁，被镇住了。但更震撼的是球场的声浪和人群。那时候还有很多穿着白大褂的小贩叫卖“一小杯白兰地！”，因为水泥座位太冷，他们还卖印着Rex香烟广告的坐垫，让你坐着暖和点。尽管回家路上花了2个小时，要倒两趟公交，但我完全不在意，兴奋极了。

父亲看在眼里，于是决定让我们成为会员。我们等了五年多的名单，终于在1981年9月，我成为了皇马会员。尽管后来当了记者，有人威胁说记者不能当皇马会员，但我从没理会。今年是我作为会员的第45年，如果健康允许，我希望到2031年能拿到皇马的金质徽章，那会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

这中间有过阻碍吗？当时记者身份和俱乐部会员身份冲突，外界怎么看？

当时在行业里，这名声可不好。我在《世界报》时，有人跟我说：“托马斯，要是主编知道你是皇马会员，你就完了。”我说：“凭什么？我报道皇马时该批评照样批评。这是我私人的事。”

而且我当时主要报道篮球，足球我是以球迷和会员身份，和父亲一起去看的。我就像个孩子一样享受比赛，尽管那时已经是记者了。正因为这样，我亲身经历了80年代所有那些著名的欧洲大逆转。

儿时偶像是谁？哪个球员最能点燃您的激情？

第一个让我爱上皇马的是皮里，他是全能战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B2B中场”。他能进球、能抢断、能罚点球，甚至后期还能踢中后卫，几乎无所不能。但后来让我彻底痴迷的是华尼托。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很多人说他是个疯子、痞子，随他们说吧。

华尼托就是纯粹的皇马精神，他爱皇马胜过一切。我觉得他代表了我，因为他是一个为皇马效力的皇马球迷——他实现了所有球迷的梦想。我们球迷都想为皇马踢球，但技术不够；而华尼托作为一个皇马球迷，他真的在为皇马踢球，所以我们和他有强烈的共鸣

您是如何踏上新闻工作的？您最初是做扎实的新闻报道的。您是怎么从报道篮球转向足球的？作为众所周知的皇马球迷，您如何在报道中把握分寸？

在私人圈子里，我从不掩饰皇马球迷身份，这没问题。我大概在87、88年左右从Colpisa通讯社起步。这是一家为西班牙各大地区报纸供稿的知名通讯社。我暑假去实习，但我和别人不一样：规定工作时间是中午12点到晚上7点，但我每天上午10点就到，晚上12点才走，因为等一位顺路的同事一起坐地铁回家。

结果呢？那里的负责人每天发表三四条新闻，而我这个实习生，每天能发表八到十条。暑假结束时，负责人对我说：“托马斯，我得告诉你，这是第一次有实习生发表量几乎和体育主编一样多。”我说：“先生，我只是喜欢写作。”他说：“不，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决定聘用你。”

我那时很狂热，甚至决定整个夏天一天都不休息，因为那是我人生的机会，而且我觉得工作比闲着更有趣。当然，我晚上也会和朋友出去玩，然后冲个澡，睡很少，但第二天照样精神。我没有过苦行僧的生活，但我说，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干了三年后，1990年我被《世界报》聘用。

到了《世界报》，主编说需要有人志愿报道篮球。虽然我一直做足球，但我也喜欢篮球，就说：“好吧，我来。”我干了差不多10年，直到2001年加盟《阿斯报》。但在那些年，我还报道了两届奥运会——92年巴塞罗那和96年亚特兰大。我报道过射箭、帆船、柔道、场地自行车……几乎所有项目。所以有人说“这家伙只懂足球”，其实我报道过很多项目。我热爱奥运会，非常享受。

听您讲述这些，观众可能很难把屏幕前激情澎湃的评论员和背后这位阅历丰富的记者联系起来。我们之前采访过罗马诺，他代表了现代记者的成长路径。在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您是如何挖掘新闻、获取独家信息的？

我每次去大学讲座都会告诉学生：你必须“在街上”。现在科技发达了，获取信息更容易，但也更复杂，因为独家信息只有你自己能拿到。手机、社交媒体给不了你独家。你必须和人交谈，让他们告诉你别人不知道的事。在八九十年代，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没有谷歌。我的“谷歌”是一个装满文件夹的柜子，上面写着“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西班牙足协”等等。我从《阿斯报》、《马卡报》等所有报纸上剪下有用的信息，分类存放。那就是我的数据库。

举个例子，我刚进Colpisa时，通过朋友要到了刚上任马竞主席的赫苏斯-希尔的电话。我打过去说：“您好，赫苏斯先生，我是Colpisa的龙塞罗……”他立刻说：“小伙子，你想要什么？”我说：“就想跟您聊聊。”结果他跟我聊了半个多小时，天南海北。挂了电话，老同事们都惊呆了：“你真的和希尔聊了半小时？”就这样，我开始掌握了门道：必须与人交谈。

我参加所有训练课，无论天气。那时只有七八个记者，不像现在有八十个。我还有一次幸运的经历：大学时有一门课要求采访一位名人。我通过朋友联系到了当时已是皇马和西班牙国家队球星的布特拉格诺，他因伤在家休息，同意接受采访。我用一个老式录音机采访了他一个多小时。后来我把整理好的采访交给教授，她甚至怀疑是不是我编的，因为采访到布特拉格诺在当时几乎不可想象。但那是真的。后来当我去皇马训练场时，布特拉格诺还记得我，我们很自然地聊天。我也因此认识了米歇尔、乌戈-桑切斯等球员。

那时候记者常收到各种发布会邀请，我们称之为“饭局”，因为常有礼物。我们去一些球员常去的迪斯科舞厅，巴列卡诺和马竞的球员常去，偶尔也有皇马球员。你去打招呼、聊天，他们就会告诉你更衣室的故事、和教练的矛盾等等。第二天，你就有了一手独家信息。就是这样，我慢慢熟悉了这个行业，也爱上了它。我们还会去球员常去的餐厅。就这样，你认识圈里人，要电话号码，不断互动、互动、互动，尽量少待在编辑部。我就是这样起步的。

确实，很多关系都是在非正式场合建立的。您是否感觉到，有些球员会刻意与记者搞好关系，希望通过记者传达某些信息？

确实，尤其是年轻记者，更容易接触那些非绝对主力或非超级巨星的球员。因为替补球员自然希望得到更多关注。如果你和某个上场时间不多的球员成了朋友，你可能在报道中提一句：“虽然他只在最后15分钟上场，但看得出他有能力，值得更多时间。”所以，我们往往从那些不那么出名、媒体分量较轻的球员开始。但这反过来也为我们接触球星打开了门路。如果你和他的队友关系好，也许有一天队友会说：“嘿，我给你介绍一下某某球星。”这样你就认识了。

比如耶罗，他一开始让人肃然起敬，很难打开话匣子，但一旦认识了，他就非常随和。总之，这取决于球员性格。我很感激这段经历，因为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