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军统少将遗孀拿出一本日记，上海市长：你丈夫很了不起

1965年寒冬的上海市政府门前，一个穿着朴素灰布衫的中年妇女在寒风中徘徊。她怀中紧揣着一个褪色的蓝布包裹，声称要找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

当保卫科同志例行登记，询问到她的身份和来意时，却犯了难，因为这个妇女不是普通妇女，她是臭名昭著的军统大特务周镐的遗孀，周镐在抗战期间，曾在汪伪政权担任少将科长，抗战胜利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一向为蒋介石和戴笠所器重。

这个遗孀名叫吴雪亚，因为丈夫的原因一直被当作国民党军官的妻子对待，吴雪亚没有争辩，只是默默打开包裹，露出一本边角磨损、纸张泛黄的笔记本。“请把这个交给曹市长，他看了就明白。”

消息最终传到曹荻秋耳中，他打开吴雪亚送来的笔记本后，泪水很快浸湿了眼睛，然后说道：“你丈夫很了不起！”

那么，周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何会得到上海市长如此高的评价？

1910年，周镐出生于湖北罗田一户贫农家中，天资聪颖的他14岁考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接触到三民主义理论后，救国救民的志向在心中扎根。

1927年，周镐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科，满怀抱负踏入军旅生涯。然而现实迅速给予重击，因在校流露反蒋情绪，他被校方以违反校规为由开除，年少的热忱第一次撞上冰冷的政治高墙。

离开军校的周镐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当蒋介石强令这支曾在淞沪浴血抗日的部队调往福建时，周镐与战友们愤然参与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他在返乡途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冰冷的牢房里，命运给了他一个残酷的选择：死亡，或效忠。一位军统背景的旧识劝降：“跟着戴先生干吧，蒋校长会给你机会。”为求生，也为不甘，24岁的周镐低头踏入了复兴社的大门。

凭借机敏与果决，他在军统系统内迅速崛起。1943年，一道绝密指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戴笠亲自指派他潜入汪伪政权核心。肩负双重面具，周镐以商人身份辗转抵达南京。

起初，汪伪巨头周佛海对他态度冷淡，甚至晾了他半年。周镐沉住气，在南京商界与社交场中耐心织网。当周佛海与重庆的秘密联络险些暴露时，周镐机警地建议焚毁电台，化解危机。此举赢得信任，他被任命为汪伪军委会第六科少将科长，实为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秘密信使。

在南京这座沦陷的“孤岛”里，周镐身居伪职，却目睹了太多撕裂人心的景象：日军暴行肆虐，而重庆方面某些高官醉心权斗，甚至暗中与汉奸交易。更深的震撼来自一位故人，黄埔同窗徐楚光。此时的徐楚光表面是汪伪情报局上校，真实身份却是地下党员。

两人重逢后，徐楚光敏锐察觉周镐的苦闷，常借故畅谈时局。一次深夜对饮，徐楚光直言：“国民党的枪口总对着自己人，可曾真正救民于水火？”这句话如利刃刺破周镐心中积郁的迷雾。

思想的种子悄然萌芽，他开始以行动回应：秘密向新四军输送食盐、药品等紧缺物资；利用职权掩护地下工作者；甚至将敌伪清乡计划拍照传回解放区。这些行为让他在黑暗中找回了一丝光亮。

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周镐的命运却急转直下。作为军统南京站长，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接管南京的总指挥。然而当他雷厉风行抓捕汉奸、查封逆产时，却触动了国民党内部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一场针对他的构陷悄然展开。

他先被日军短暂软禁，旋又被国民政府以“贪污”罪名投入监狱。狱中，得知幕后黑手竟是曾“赏识”他的戴笠，周镐悲愤绝食：“顶多拼一死，倒反安心了！”

1946年3月，因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周镐经旧友疏通获释。当他蹒跚回到南京二条巷家中时，徐楚光再次登门。这一次，没有迂回试探：“国民党腐败透顶，只有我党真心救国。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

历经生死幻灭的周镐，眼中燃起新的火焰。经邓子恢、谭震林亲自批准，他秘密宣誓成为特别党员，代号“京沪徐杭特派员”，肩负起策反国民党军队的重任。

1948年深秋，淮海战役的炮火映红天际。周镐接到关键任务：策反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107军军长孙良诚。此人原是冯玉祥旧部，在蒋介石麾下备受排挤。周镐多次冒险潜入敌营，陈说利害。

然而孙良诚首鼠两端，表面上允诺起义，暗地里却向蒋介石表忠。11月初，解放军将107军合围于江苏睢宁。周镐不顾劝阻，单骑穿越火线，子弹“嗖嗖”掠过耳际。他直入孙良诚指挥部，以霹雳手段软禁孙氏，迫使其签署了5800人集体投诚的命令。徐州东南门户由此洞开。

硝烟未散，更艰巨的任务接踵而至。华中工委命令他策动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起义。刘汝明拥兵数万，若能成功，可加速解放进程。

此时，投诚后心怀怨怼的孙良诚主动献计：“我与刘司令有旧，愿写信劝降！”历史在此刻埋下致命的伏笔。多年后，周镐之子吴亚平回忆父亲最后时光时痛心道：“他太想为新中国再立一功了，低估了人心的险恶。”

1949年1月4日，淮北平原风雪刺骨。周镐在日记本上写下绝笔：“耳脚都冻伤了，我以十二万分的革命高潮奔向革命的目的。”翌日黄昏，一行人抵达淮河渡口。登船前，周镐的坐骑突然扬蹄长嘶，原地打转不肯前行，警卫员谷彦生惊惶想起民间“骏马阻行主大凶”的谚语。

周镐默然下马，将日记本和随身钱物塞给谷彦生：“如果我三天未归，把这些交给雪亚...照顾好我的家。”说罢转身登舟，身影没入苍茫暮色。

船抵南岸，刘汝明之子“亲迎”众人。当他们踏入戒备森严的司令部时，枪口瞬间顶住后背——孙良诚的副官早已密报：“周镐系共党特派员，此行意在颠覆！”刘汝明为向蒋介石邀功，立即下令扣押。

在南京宁海路19号的阴森牢房里，周镐经历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囚禁。1949年春节前夕，蒋介石下野前亲笔批签处决令。与周镐并肩倒下的，还有王清瀚、祝元福等潜伏战友。此时距南京解放，仅余三个月。

丈夫一去不返的日子里，吴雪亚守着三本日记和三个年幼子女艰难度日。特殊年代，“军统特务家属”的身份如沉重枷锁，抄家、批斗成为家常便饭。有人劝她烧掉那些“惹祸的纸页”，她死死护住：“这是治平的命！真相都在里面！”

泛黄的纸页上，丈夫的字迹如刀刻斧凿：“昨又梦被捕，我要求与雪亚见一面，也得不到凶徒的允准，号啕痛哭失声而醒。十死余生，当竭尽全力以为人民事业奋斗。”

1965年隆冬，当吴雪亚辗转得知曾与丈夫在隐蔽战线共事的曹荻秋主政上海，希望之火重新燃起。于是有了市政府门前那令人心酸的一幕。

曹荻秋当即上报中央。经严密核查，1965年12月28日，周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当吴雪亚手捧鲜红的烈士证书时，十六年积压的泪水决堤而下。

1989年清明，她携子女赴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祭奠，将那两本改变命运的日记郑重捐赠。如今，它们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纪念馆中，封皮上“备忘录，周治平”的字迹依然清晰。

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内，两本蓝布封皮的日记静静躺在展柜中。纸页间，一行1948年除夕夜的记录墨色犹浓：“新年这样来了，人民这样的贡献，应如何的努力完成使命，早日统一和平，使人民安如磐石？”

驻足于此的参观者常陷入沉思，那个策马奔向淮河的身影，那位在南京狱中高呼口号的特派员，最终以浸透血泪的笔触证明了：真正的忠诚从不由身份标签决定，而在于灵魂深处不灭的信仰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