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产队的账房先生们每到年底拨算盘珠子的时候,总会撞见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怪事。
队里那些人口一窝蜂似的大家庭,往往也是欠公家钱最多的“老赖户”。
按常理说,欠债得还钱,这是老规矩。
要是一年两年都还不上,这日子早就该揭不开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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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偏偏怪就怪在,这些挂着一屁股债的大户人家,院子里反倒最红火,小崽子们养得一个个生龙活虎,小日子过得比那些精打细算、账面好看的“富裕户”还要安稳。
这背后,其实藏着一套那个年头独有的生存“算计”。
这笔糊涂账,咱们得从安徽乡下老张头家里说起。
老张家一共有八张嘴,可真正能下地挣工分的劳力,满打满算就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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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现在的眼光看,三个人拖着八个人,这负担重得能把人压垮,理应少生点才对。
可在老张心里的那个算盘上,珠子拨得跟现在的算法完全是两码事。
那时候农村走的是集体路子,分粮食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按人头分口粮。
这规矩就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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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潜台词是,不管你家挣了多少工分,队里头一件大事,是得保证每个人嘴里有口饭吃。
到了秋天分粮的时候,队长站在粮仓门口扯着嗓子喊:“老张家,八张嘴,三个劳力,分粮两百斤,记上!”
瞅准了,关键就在“记上”这两个字。
这就是能钻空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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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是先到了自家袋子里的,这就保住了全家饿不死的底线。
等到年底算总账,队里一合计工分,发现老张家挣的那点分根本抵不上吃掉的粮钱,账本上就变成了“亏空”。
亏了咋办?
先欠着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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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老张来说,简直就是从集体那儿搞到了一笔“无息贷款”,而且是用实实在在能救命的粮食来兑现的。
只要家里人多,分进门的粮就多。
至于穿衣裳?
“老大穿新,老二穿旧,老三缝缝补补接着凑”,后面小的穿哥哥姐姐剩下的,几乎不用花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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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在那个特殊的分配大锅里,多生娃,骨子里就是一种“薅羊毛”——用极低的一口饭成本,换取集体按人头下发的保命物资。
这笔账要是算透了,你就明白为啥那会儿越穷的人家越敢生。
除开“吃粮”这笔经济账,还有一笔更要命的“保卫账”。
老张打小就听老辈人念叨:“男娃是金刚,女娃是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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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如今听着扎耳朵,但在当年的土里刨食的社会,这不仅仅是重男轻女的老脑筋,而是实打实的拳头硬不硬的问题。
那个年月,法治这根弦还没绷到田埂上,村跟村、户跟户之间,抢起东西来,手段往往简单又粗暴。
最常见的就是抢水。
碰上老天爷不赏饭吃的旱年,水渠里的水就是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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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把水引到自家地里?
不看谁占理,就看谁家站在渠边上的爷们多。
要是家里有五个大小伙子,往田埂上一戳,那就是一支敢死队,谁敢上来炸刺?
要是家里没男丁,哪怕你有天大的理,水也得被人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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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东头有个姓赵的,仗着家里崽子多,想占点便宜,把树苗栽到了别人家的地界上。
邻居气不过,一把火把树苗全点了。
这事闹到村长跟前,村长也只能和稀泥:“你家娃再多,也不能动人家的地界啊!”
你看,虽说树被烧了,可要是换成人丁单薄的人家乱占地,恐怕就不光是被烧几棵树那么简单了,搞不好人还得挨顿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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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生儿子,那是在建设家里的“国防力量”。
人多了,在村里腰杆子就硬,说话有人听,这是一种看不见的生存红利。
当然,闺女这本账,也没白算。
虽说平时被比作“泥”,可到了紧要关头,这块“泥”能变成救急的“金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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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家大闺女出门子那年,家里收了男方送来的四百斤粮食,外带两口大肥猪。
这笔“外财”,直接把家里大半年的窟窿给填上了。
在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年代,嫁闺女收回来的彩礼,往往是一个家庭最大的一笔现金流。
多生几个,不管是带把的还是梳辫子的,在爹妈看来,都是给未来买的一份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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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谁知道,所有的借力打力,最后都有还债的那一天。
日历翻到六七十年代,老张当年拼了命加杠杆生下的八个娃,陆陆续续都蹿高了。
这套“多子多福”的老皇历,终于一头撞上了硬邦邦的南墙。
以前是“不管吃肉吃草,拉扯大就行”,现在孩子大了,事儿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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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要娶媳妇,没新房不行;老二要嫁人,嫁妆寒酸了不行;老三要念书,学费就是个填不满的坑。
这时候,原先的“人口红利”,一下子变成了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人口烂债”。
老张家穷得连个猪崽都抓不起,冬天还得指望亲戚送点粮食救济。
最惨的是二小子,因为家里实在掏不出盖房子的钱,一直打着光棍,被村里人笑话“穷得连媳妇都领不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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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堵上这个大窟窿,老张咬碎了牙去借了高利贷,这一背就是五年翻不了身。
为了还钱,老张的老伴连自家猪圈里的粪都不舍得扔,攒起来卖给别人当肥料换钱。
更难受的是老三。
为了找个伴儿,跑了十里八乡,最后实在没辙,甚至动了去当“上门女婿”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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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的农村,“倒插门”那是没法子的法子,往往意味着连祖宗牌位和脸面都不要了。
但在活下去的压力面前,脸面早就不值钱了。
这一出悲喜剧,不光是在老张家上演。
到了七十年代,整个国家都回过味儿来了。
靠人多得红利的日子到头了,资源不够分的红灯亮了。
地就那么多,粮就那么多。
要是不勒紧裤腰带控制人口,大家伙儿最后的下场不是“多子多福”,而是“一块儿受穷”。
于是,计划生育的大网撒了下来。
那个时代的人,在当时的分配规矩下,做出了那时候看来最精明的选择。
他们用生孩子来对抗生存风险,赢了上半场,却在下半场付出了沉甸甸的代价。
如今再琢磨老张那句苦笑:“不多不行啊,可多了又是个愁。”
这哪里是犯糊涂,分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面对生存这盘棋时,最无奈也最精明的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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