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凤霞回忆54：我从天津来到天桥，不久解放了，我就在北京落了户

北平解放前夕，我从天津来到天桥，各行各业的人情世故都是旧的一套。戏班有句老话：搭班如投胎。我随杨星星大哥来北平后，住在南城一家小店，那真是两眼一抹黑，人地两生。艺人出门靠朋友，讲江湖义气。星星大哥先带我找到席宝昆大哥，他是"再雯社"的梁柱子、著名演员。

旧社会戏班的规矩：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去拜访同行中的前辈人。我见着宝昆大哥说："大哥，我是头一次来北平挑大梁演主角儿，您要多关照、多帮助！"星星大哥也替我说了很多好话，求得帮助。宝昆大哥为人很痛快，头次见面就热情地说："咱们是艺人，天津、北平就隔一火车这么近，是一家人。有了困难咱们大伙儿克服。"宝昆大哥有文化会讲点时的话，我们都佩服他。他还说："新凤霞这次来北平，我们这里人都要帮助她，一切朝我说吧。"我听了这话心里有了底，很感激他。

当时北平有好多出名的评剧班社，如小白玉霜的"再雯社"，喜彩莲的"莲剧团"，红巧兰的"幽兰社"，三大主演、三个班社各占一方。我这个小小的青年演员来这里真是够阵势啊！但是，初出茅庐不怕虎，我就是要闯天下。这三大班社的班底硬，主演都是有经验的著名演员，按照旧规矩，我挨家挨户的去拜访，求他们帮助和多加关照。杨星星、李凤阳大哥带我拜访了"再雯社"，见到了王度芳、李福安等师兄们；我们又去南城石头胡同一所四合院小平房找评剧公会负责人，要求搭班唱戏。公会负责人瘦瘦的，手指间夹着香烟，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慢条斯理地说："来北平唱戏，可比不得天津、唐山、石家庄、张家口呀，这里是京、昆、梆子大戏祖师爷呆的地方。就以评剧来说吧，就有二社一团，你来了，城里你是进不去的。以珠市口为界，南北分明：南城是天桥的万盛轩、小桃园等小戏园；北城是中和、广和、长安、吉祥等大剧场。你想想城里都是大戏园子，有名的京角大演员、评剧三大主演占了，你提得上号吗？想在北平唱戏啊，自己得量量力！不客气说，你是无名小辈当主角的青年演员，可别白染这一水。自己要好好考虑考虑，你还小，不够火候，不知轻重。"

这话如一盆冷水从头泼下来，真难受啊。陪我来的几位师哥一个也不开口，我心里阵阵地打鼓，但还是很冷静很沉着地说"是，是，是，我年轻才冒出来。我愿意来北平唱戏，就是为了见见世面，看看大演员的威风，学点能耐，长点本事。城里是大地方，能进是我的奔头；进不去，我也不打顺头（意思是不灰心）。我下苦功练出能耐，将来你看我行了，我就进城唱一段试试。练武的不怕挨摔，唱戏的不怕挨栽，打仗还有个胜败呢，承您多捧我一把！"我这段话是从小跑江湖练出来的，也是孤注一掷了。

杨星星大哥那时已四十多岁了，从我十四岁时他就陪我到处闯荡江湖，了解我、同情我，担心我这次受不了这种冷遇。后来，我还是在天桥万盛轩落了脚。星星大哥的妻子待我很好，劝我说："凤霞大妹子，唱戏呀也跟卖东西一样，好货招好主，可不能趁着人家好吃就多给。不让进城啊，你就在城外，哪里的河水不养鱼呀！在城里、城外都是为了喝碗豆汁，糊弄肚子，甭听这一套。"星星大哥夫妇给了我许多温暖。不久，北平解放了，改为北京。从此我就在北京落了户。

在天桥刚落下脚，杨星星就请席宝昆大哥替我请一位好琴师。我从小唱戏就靠四梁八柱好、琴师好、打鼓佬好；这次来北京更应该请一位第一流的琴师。当时北京评剧界第一流琴师只有两位，一位是焦景俊，另一位是杨殿真。焦老师早年给白玉霜操琴，如今给小白玉霜伴奏。老先生待我很好，喜欢我；可是他很忙不能脱身，同行之间也需要注意关系，不能拆小白玉霜的台。杨殿真大哥呢，从外地回北京休息，聘请他正是好机会，这样我有了第一流的琴师。殿真大哥给我调嗓子之初，总是鼓励我，说好话。我说："大哥，请您来给我调嗓子，就是想请您来挑刺儿。您是老北京，知道北京唱戏的情况，您看我来北京行吗？"杨殿真大哥忠厚老实，依然只说了一个"行"字。

我当时一脑袋旧戏班的旧套子，觉得到北京来唱戏可是到了戏窝子里了，先得摸摸行情。京剧老大哥名角多，评剧二班一团也有名角，我不忙唱戏，先看看戏吧。上到城里大班社，下到天桥大棚、小摊，逢戏便看，一天看三场戏。有时杨星星大哥陪我去，一早出门，身上带着干粮；因为杨星星是天桥的名角儿，容易被同行发现，常常是我一个人去偷看戏。接连看了几天戏，我确实长了见识也壮了胆子，同时还深深地感觉到来北京唱戏担子真不轻啊！这是打擂台呀，上台就要见分晓了。我先用别人的长处来量量自己的短处，知难不退；又反过来用自己的长处壮壮自己的胆子。我看戏的目的是为了选准对手是谁，经过看戏，我发觉小白玉霜是最强的对手。然而，我俩是一对好姐妹，从小她就照顾过我，我也时常伺候她，听她的话。她的唱有功夫，动作大方，我是知道根底的。怎么办呢？在花旦戏方面，喜彩莲是我的对手，她也是我尊敬的好演员。在四十年代，她号称"时代艺人"，小花旦实在漂亮，一出《纺棉花》那真是色艺俱全。北京还有其他几位老演员都有独到之处。正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杨殿真大哥替我出主意了。他说："凤霞，你在北京要想站住脚，必须先唱好八大出戏。"对，大哥是行家，和我想到一块儿了。评剧基础戏有八大出，即《开店》、《开旁》、《花为媒》、《打狗》、《杜十娘》、《桃花庵》、《王少安赶船》、《占花魁》等，还有小戏《李三娘打水》、《借年》、《小赶船》、《回杯记》等，唱好评剧基础戏，就像体操比赛在规定动作中拿高分一样。再唱好移植戏，如从河北梆子移植的《王宝钏》、《三娘教子》、《蝴蝶杯》、《茶花女》；从京戏移植的《樊梨花》、《锁麟囊》、《红娘》、《人面桃花》、《红楼二尤》、《凤还巢》；从文明戏移植的《喜字临门》、《锯碗丁》、《春阿氏》、《卖妻恨》、《张文祥刺马》、《活捉南三复》、《双烈女》、《蒸骨三验》、《莲英被害》；这些戏演好了，就像体操比赛在自选动作上拿了高分。这样总得分就高了。用这些经常上演的剧目打炮，是定场啊！演员在新地方演出，就像商店开张似的向顾客亮亮家底拿出好货来。一天三场戏，要亮出一星期不重复的戏来，这叫作"演员肚囊宽、家底厚"，内外行看了信服，"艺技在身，上台有根"。想到这里，我心里有了底子，下决心在天桥小戏园子唱戏，只要艺术有吸引力，你城里的大剧场就会来请我。在天桥小戏园子唱戏也有好处，应了那句老话：客大欺店，店大欺客。戏园子前后台演员、职工都热情欢迎我。一进天桥就可以看到大红纸戏报上写着我的名字；连在天桥摆摊叫卖的人都宣传天津来的青年评剧新艺人。炮戏的戏码是城里评剧三大主演的拿手戏路子，有《和睦家庭》、《三笑点秋香》、《樊梨花》、《李三娘打水》、《锁麟囊》、《孔雀东南飞》。这几出戏贴出去之后，在天桥就轰动了，人们纷纷议论：这个小家伙戏码够硬的。天桥名牌京戏演员、马派梁益鸣坐在台下连看了三天戏。京剧名丑叶盛章，名小生叶盛兰听说天桥来了一个青年评剧演员，也进了剧场跟梁益鸣坐在一起看戏。他们是前辈，内行面前难过关。三天炮戏是考验演员啊！但是，我从小跑江湖，大大小小的码头到过不少，好角儿面前不怵头，越是在大角儿面前越精神抖擞。不管台下多乱、来的观众威风多么大，我也不慌，心里有定盘星，沉得住气。这是小时候我跟堂姐姐唱戏练出来的。

果然传开了，各剧种的大演员、专家天天来天桥看戏。比如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先生，老舍、赵树理、欧阳予倩、周扬、王亚平、张梦庚、端木蕻良等也都来看我的戏。前后台热闹极了，叫好声不绝于耳；但我自己从内心还是以学徒的态度对待这些表扬，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杨星星大哥嫌我对人不冷不热，也不讲究穿戴，就说："凤霞，你现在是大角儿了，要讲究点气派！在天桥算是一炮打响了！"那阵子杨星星大哥非常高兴，一来是北京解放了，二来是我们在天桥站住了脚。我们每天在开戏前加一段祝贺解放的对唱。星星大哥上身穿白布褂、下着蓝布裤，头上扎一条毛巾；我穿着红袄绿裤。我们俩腰扎着大红绸子边舞边唱，唱的都是新词，如"解放区的天啊，人人好喜欢呀！推倒压在身上的山啊！地主、恶霸，你们放下了鞭呀！不再受剥削了，有吃又有穿啊，跳哇唱呀，人人都喜欢啊……"唱词虽然简单，但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都是杨星星大哥自己编的，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天桥"万盛轩"这个小班儿，原有的四梁八柱太差，这就要靠人和了。席宝昆、李福安、魏荣元、王度芳、陈少舫等都热情地支持我。他们说，凤霞来北京唱戏，咱们都要不讲价钱地帮她一把。李福安是我的大师兄，多年的老伙伴，当时他正在"再雯社"，是小白玉霜的台柱子小生、著名演员，按说应该考虑自己的影响的，但是他说："天桥是早晨开戏，下午五点钟左右散戏，我们可以来天桥赶包唱戏，捧捧凤霞师妹。不要对外说出去，我晚上不误'再雯社'的戏就行。"杨星星大哥是跟我合作多年的老伙伴，就等于是我的代理人，闻听此言马上提出请求，这些师兄们就正式赶包唱戏。天桥早晨八时开戏，一直演到下午五点钟散戏，晚上还不误小白玉霜、喜彩莲她们的戏。比如，我演《玉堂春》,魏荣元演蓝袍，李福安演小生。有一次跟小白玉霜碰了戏，她在城里中和戏院演《玉堂春》，我在天桥万盛轩演《玉堂春》。李福安在天桥散戏后，连装都不下，戴上瓜皮帽向下一拉遮住半个脸，就上了电车。到中和后台，他咬口干粮就扮戏上场。他赶包唱戏始终瞒着小白玉霜，因为要保住"再雯社"的尊严。要是有人知道"再雯社"也有在天桥唱戏的演员，在那时就被认为给主演和全班丢了人，低了格。我心里实在感激这些师兄啊！

王度芳是著名文明戏演员改唱评剧的，也在"再雯社"，是全才又有文化。他是天津王庆坨八大家之一王家的后代，论辈数我应叫他叔叔，可他却硬要让我叫他大哥。他说："咱戏班就是讲肩膀齐了称兄弟，你捧我，我捧你，你叫我大哥吧，你虽小但也是角儿呀！"我不好意思，就对他说："你是叔叔辈，我这样叫你，人家会骂我还没唱红戏，就欺师压祖了。"度芳说："旧坟地改菜园子，拉平了……"我跟他说："为了唱好戏，您从城里赶来天桥，也真不易，我知恩报恩，我就依着你，叫度芳大哥。"其实，北京的演员同行也不了解我小时候叫他叔叔，所以改了称呼，也没有人议论。

这些有经验的演员赶包，确实把我这个初来北京的年轻主演捧起来了，场场客满。人们说我戏路宽，可以天天换戏，还不断出新戏。这个时期最艰难的是李福安大师兄，天天赶包，而且都是重头戏，如：一、二、三、四本《张文祥刺马》，他主演张文祥，演戏既辛苦，又担心"再雯社"发觉了。可是，演员一上台就很难瞒得住。福安大哥是个老实忠厚的民间艺人，我们原是邻居又在一起练功学戏，他觉得不来赶包，是对我搅了腿；如果老是长期偷偷赶包又有点对不起小白玉霜，所以最后他哪里也不去了，干脆回了天津，参加了天津评剧院工作。席宝昆大哥因赶包次数较少，始终未被发现。陈少舫因妻子爱丽君是"再雯社"的演员也不敢再来天桥赶包了。魏荣元当时正跟喜彩莲三姐热恋，当然不能再离开，也不能再来天桥赶包。虽然他们只在短时间帮了我，但我会终生不忘他们。

我再说王度芳的情况。他在旧社会染上了抽白面的恶习，用钱多还要有人伺候。我跟星星大哥商量，必须劝度芳大哥戒毒，不然他的性命都快完了，更别提唱戏了，这么好的演员实在可惜。我们找他谈话，我说："度芳大哥，你都快五十岁了，不能再抽了，下个决心吧，我帮您戒了这嗜好。别人都回城里唱戏，我求您别回城里去，就在天桥帮我一把，住在我家，主要为了把嗜好戒了。您高兴就上场，不高兴就别上；想吃什么就给您买，我娘给您做，好好养身子。我的包银随您用……"我母亲也跟着说："我给你做，你想吃啥就说话。你点哪出我们就唱那出……"经过我们劝说，他留下来了，住在我们院里。王度芳一边演戏一边戒烟，可是戒不了几天又抽上了。因为万盛轩来了一位唱小生的袁某，她也吸毒，勾起王度芳的烟瘾。下雨、阴天，他发脾气，躺在床上叫死叫活。有人对我母亲说："这种人是改不了的，一个演员染上这嗜好就算完了。"但是，我们依然是端茶送饭，百般照顾。杨星星、李凤阳也常常陪伴着他。有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迁就他？不为别的，我是为了救活一个好梁柱，演好一台戏呀！解放了，北京大街上敲锣打鼓，人们个个喜笑颜开，欢庆人民闹翻身。镇压了反革命分子，这下子可好了。人民政府又封闭了妓院，提倡戒烟戒毒。王度芳这才真正戒了毒，跳出了苦海。他非常感激我和我的母亲对他的照顾。在他戒毒之后，我的几出戏他都担任了主要演员，如《刘巧儿》中演刘彦贵，《艺海深仇》中演白五，《刘三姐告状》中演刘义得，《锯碗丁》中演王善福，这几个角色后来没有人能演过他的。王度芳后来也参加了中国评剧院，但是由于极左思潮，剧院领导不重用他，没有让他在舞台上再创造角色；又让他提前退休，在"文革"前过早的逝世了。

在天桥我们排了几出现代戏《小二黑结婚》、《刘巧儿》轰动了北京，还灌了唱片流行全国。当时除了话剧界的夏淳、王雁、苏丹、张尧等同志帮助我整理剧本、排戏之外，还有京剧男旦赵绮霞老师为我说戏，华世香、王秀文等也给了我很大帮助。在天桥唱红了，城里的吉祥、中和、民主、长安、大众等大剧场，争着接我们去演出。我们的剧团最早实行改革，改名为"首都实验评剧团"，私营公助，集体所有制。剧团成立了艺术委员会，由我任主任委员，杨星星、王度芳等二十人任委员，全团的四梁八柱全都在内了。虽然实行低薪制，但是场场满座，我们的收入很好。经老舍先生的启发，杨星星和我去找张梦庚、王雁等同志参加我们剧团的讨论会，在这个讨论基础上，根据艺人自己的生活经历，我们很快又编演了现代戏《艺海深仇》。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同志看了我的戏，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看见叶市长心里热呼呼的，觉得天地就是变了，这么大的官却这样和气可亲，像是长辈不像是官。

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李公侠同志是一位爱护群众、谦虚诚恳、关心人、尊重人的共产党好干部。他对我说："现在的剧场不分城里城外、街南街北了。你就进城演演看，如果你怕观众少，我去请人包场，保你满座。"我听了他的话，很感激李公侠同志的关心，但我说："不能请人包场！演员是要凭本事赢得观众的欢迎。我们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观众是看演员的艺术，要发自本心来看。他想看的，排队花钱买票甘心情愿；不想看，你请他甚至降低票价，他可以说：'没工夫！'我坚持靠本事，不靠请人包场。"李公侠同志同意我的意见。后来我们在中和、民主、吉祥等大剧场，靠艺术、靠全团心齐、靠自尊自立，一下子站住了脚，可以说在哪里唱那里就满座。这段时期，我现在回过头想想，那些前辈专家老师给我的教育，使我的知识丰富了，提高了艺术修养。领导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的思想起了变化，有了进步，认识到演出受欢迎是群众力量的体现，是团结合作的结果。

我们剧团积累了大批资金，老舍先生向我建议给剧团买房子，好有个固定的团址。于是，我们在前门外大马神庙买了一套三进院子的大房子，团址，宿舍都有了。看房买房都是我亲自办的，我的名字还上了房契。现在这所房子已成为中国评剧院的宿舍了。这得感谢老舍先生的指点啊！

那时，我们又办了评剧唯一的学员班。我担任班主任亲自考学生、分班级、定行当。刘姗、邢兆林、张淑桂等都是当时的优秀学生。张淑桂等学员的第一堂课是我给上的《刘巧儿》。

1951年底，由于劳累过度，我患了肺结核病，有一次在台上唱戏吐了血。我们剧团是集体所有制剧团，我不能停演休息，尽管协和医院开了证明，停止演出，住院治疗。我还得天天演出，不能休养；如果我休息治疗，全团都得休息闭了嘴。正在这个当口，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在筹办评剧团，我提议我们全团参加，立即可以改为全民所有制剧团。历来是好事多磨，由于种种原因，结果只有我一个人参了军。我参军可不简单哪，是肖华同志亲自批准的，我穿上军装，全团为我开了欢送会。会后，我立即住进了协和医院治疗肺病。

解放军总政治部评剧团终于成立了。初期困难很多。我是团长又兼主演，一切都要大伙儿动手，连装台卸台都是自己干。由于全国各剧团的支持，筹建工作进行很快，演出任务也是很重的。但是大伙儿在解放军这座大熔炉里锻炼是很愉快的，下连队，爬山过河，生活比较艰苦，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演出时无论角色大小，没有嫉妒，没有争议。没有排演场，就在院子里排戏，宿舍少大伙儿挤着住。解放初期那阵子，一切为工作着想，没有闹思想问题的。

为了照顾到地方观众，1953年周总理批示，让我们转业回地方，成立中国评剧院。这时，喜彩莲、小白玉霜两个剧团也合并改名为"新中华评剧团"，集体所有制；后来也参加了中国评剧院。原解放军评剧团为剧院的一团，新中华评剧团为剧院的二团。

1953年由张庚同志负责组织，约请了音乐家马可同志等大批艺术干部，给我排了《志愿军的未婚妻》。音乐家马可同志为了发展新歌剧带领乔谷、贺飞、胡斌等人深入到我们一团。马可同志谦虚好学，我们两人经常商量问题。开始时，他们提出要全部作曲，按照新歌剧的路子发展新歌剧式的新评剧。我不同意，认为这样做伤筋动骨、另起炉灶，那么这出《志愿军的未婚妻》就不是评剧了，应该以评剧为基础，加以丰富和发展。马可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只在"锄草"和"做梦"两场戏中采用了新歌剧手法；另外，马泰同志领唱了一段新歌剧式的新唱腔。《志愿军的未婚妻》的演出，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1954年去上海演出。我和张德福、赵丽蓉要求带《刘巧儿》,这是从1950年以来深受观众欢迎的新剧目；可是当时剧团的负责人却说："带什么戏是我们领导的事，你们演员要服从组织，戏要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并说："这出《刘巧儿》的唱，是不好的……"由此可见，极左思想那时已冲击了戏剧。

在上海人民大舞台演出《志愿军的未婚妻》，观众是欢迎的。可是有一件怪事：我演主角赵淑华，突然又添了一位女主演 xX ·也演赵淑华，我俩的名字并排，她的名字放在我的名字前边，也不写哪天由哪位演出。我这个人从小就不争这些，也不嫉妒人。我认为，争名是对自己失去信心的表现。在上海，观众的欣赏水平高，有不少内行，戏是不好演的。那位女演员只主演了一场，观众中表现出不欢迎。这事不怪那位女主演，是剧团领导硬安排她演的。为什么说演出一个多月全由我主演呢？因为观众看完了《志愿军的未婚妻》不愿意离开剧场，多次谢幕也不走，人民大舞台经理吕君武同志（即吕君樵的弟弟）是一位和蔼可亲有经验的干部，是内行。他看我谢幕回不了后台，观众一个劲地鼓掌，就建议说："凤霞，你向观众再唱一段《刘巧儿》，观众就满意了，快……"但我不敢自作主张，用眼看看我们剧院的薛恩厚院长，院长点头示意，让我唱。我唱了《刘巧儿》中的重点唱段，这才把观众送走。吕君武经理跟我说："买票的人都问有《刘巧儿》的票吗？可见观众盼着《刘巧儿》!"吕君武同志1984年11月来京看望我，还说起这件事。他说："凤霞，像您这样好说话的演员不多啊！"我从小唱戏，上场就把自己全部交给观众，从不辜负观众给我的掌声。这次来上海，虽然很累，但我心里对观众是很感激的。我是从部队转业的，要服从命令，对于不让演《刘巧儿》未置一词。可是，赵连喜、张德福、赵丽蓉同志是不满意领导的，在一起偷偷地发牢骚，不敢向剧团领导提意见。这不能怪演员，是领导者的责任，那时剧团里没有造成领导与群众敞开谈话的空气。

从1949年到1954年，是我迈出的第一步，收获是不小的，演出成功，工作顺利。这要归功于党领导人民翻身建立新社会，归功于老一辈专家、学者、同行对我的帮助教育，归功于老伙伴们给我的力量。天时，是共产党解放了受苦人，演员恢复了人格地位。地利，是老专家、老前辈的栽培。人和，是四梁八柱满台好帮手，大家团结得紧。可以说是一炮打红，使我第一步走对了。使我的无论古装戏还是时装戏都有了根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因此，我能在北京观众中扎下了根。这使我懂得了天时、地利、人和对一个演员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同时，主演自己更要谦虚谨慎，还要善于抓住好时机。另外，还使我认识到闯荡江湖新旧社会是完全不同的。旧社会闯荡江湖，要学得巧于看人眼色，去应付人和事；新社会虽然也有旧习惯，但是不能用旧的方法去对待，台上或台下，都要用真诚的态度。比如，在台上不抢戏，要让戏、托戏、配戏、保戏，全心全意地去演戏。我在台上，无论生活中发生了多么不愉快的事，一上台就深入到扮演的角色中去，要让台上、台下的信得过，特别不能让观众失望。

我刚来北京时还不识字。解放了，很多专家、学者都鼓励我学文化；后来，我的丈夫更是逼我学文化。我像填鸭似的抓住每时每刻读书。多问、强记，有一段时间我像着了魔似的，连睡梦中也在一撇一划写字哩。

我从小就受到姐姐的教育："求艺不求衣，好角要有好脾气"、"好马还得配好鞍"、"好鞋还得好脚穿"，这些格言都铭记在心。一台戏大伙唱，你才能挑大梁。我对周围人的尊重，也真在天桥应了那句老话：有人缘儿。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中国评剧女演员、全国第六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剧院演员、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新凤霞六岁学京戏，十三岁改评剧，十四岁出演评剧《唐伯虎点秋香》，在戏中饰演主角秋香，获得观众好评。1952年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56年新凤霞主演评剧电影《刘巧儿》，该片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1963年出演戏曲电影《花为媒》，在全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放映。新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五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评剧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1975年，新凤霞因受重大刺激，脑溢血发作致左肢瘫痪，从此被迫离开舞台，并开始写作之路。此后20多年间，新凤霞先后创作了《新凤霞回忆文丛》四卷本等400多万字20余部著作。1998年4月1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逝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