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贺敏学传记》、相关历史档案资料、人物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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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初的一个深夜，福建福州的一处住宅前停下了一辆华沙牌小汽车和一辆军用大卡车。
有几人跳下车，强行冲进了贺敏学的家中进行搜查。
这位曾经在井冈山与伟人并肩作战的老革命，此时却面临着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考验。
贺敏学，这个名字在当时的福建并不算响亮，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副省长。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朴实无华的老干部有着怎样传奇的革命经历。
当他强行被带走时，贺敏学已经预料到了即将面临的艰难岁月。
那个夜晚的福州城格外安静，只有偶尔传来的脚步声和低沉的说话声打破了夜的宁静。
贺敏学的妻子李立英站在门口，眼睁睁看着丈夫被带走，心中涌起无尽的担忧和恐惧。
她知道，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一旦被带走，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
此时的北京中南海，李敏正在为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忙碌着。她并不知道，在遥远的福建，自己的舅舅正在经历着一场政治风暴。
李立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丈夫的消息，直到她实在无法承受这种煎熬，才决定向远在北京的外甥女求助。
当李立英提笔给李敏写信时，她的手在颤抖，泪水不断滴落在信纸上……
【一】永新三贺的革命情缘
要理解这个故事，需要回到1904年的江西永新。贺敏学出生在永新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贺焕文是位读书人，曾捐举人当过安福县县长，家境相对殷实。
贺敏学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有妹妹贺桂圆（后改名贺子珍）、贺银圆（后改名贺怡），弟弟贺敏仁和小妹贺仙圆。贺敏学与两个妹妹贺子珍、贺怡一起被称为"永新三贺"。
贺家虽然家境殷实，但贺敏学从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品格。他不像其他富家子弟那样贪图享乐，反而对贫苦百姓的生活非常关注。
每当看到街头的乞丐和流民，年幼的贺敏学总是会偷偷从家里拿些粮食和衣物给他们。
父亲贺焕文虽然表面上责备儿子，但内心里却为儿子的善良感到骄傲。
少年时期的贺敏学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正义感和反抗精神。他经常和同龄的孩子们讨论时事，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表示不满。
贺敏学特别喜欢读《水浒传》等书籍，对书中那些劫富济贫的英雄人物非常崇拜。
他常常对妹妹们说："将来我也要做一个能为百姓除害的人。"
1925年，21岁的贺敏学考上了军官子弟学校，在那里遇到了前来搞学运的昔日同窗刘作述和欧阳洛。
这两个人向贺敏学宣讲了革命思想，在他们的影响下，胸怀救国大志的贺敏学为了反帝反封建的目的，毅然加入了国民党。
贺敏学是怀着救国的激情加入国民党的，但很快他就发现国民党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
许多国民党官员口头上说着为民请命的话，私下里却贪污腐化，欺压百姓。
这让理想主义的贺敏学感到非常失望。刘作述和欧阳洛见时机成熟，就不断和贺敏学谈论马列主义，他们告诉了贺敏学自己的另一重身份——共产党员。
1927年3月，经过深思熟虑的贺敏学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江西省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指挥、指挥，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县委书记。
那个年代的贺敏学年轻气盛，胸怀救国理想，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
他与当地的农民自卫军领袖袁文才、王佐关系密切，经常一起讨论如何开展革命斗争。
贺敏学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他深知仅凭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现状，必须团结更多的人一起努力。
在永新县，贺敏学成功地将各种革命力量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合力。
他不仅与袁文才、王佐等农民自卫军领袖保持着密切关系，还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扩大革命队伍。
【二】井冈山烽火岁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永新的国民党当局随即倒向蒋介石。
6月中旬，永新县国民党右派开始大规模抓捕共产党员，包括贺敏学在内的80余名共产党员被抓。这是贺敏学第一次经历牢狱之灾，但他并没有被吓倒。
在狱中，贺敏学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他不仅没有向敌人屈服，反而积极组织狱中的同志们进行斗争。
贺敏学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与外面的袁文才、王佐取得联系，制定了里应外合的营救计划。
经过精心策划，贺敏学等人成功地组织了越狱行动。这次行动不仅救出了贺敏学本人，还救出了许多其他被关押的共产党员。
越狱成功后，贺敏学立即组织这些获救的同志们发动了永新暴动。
这场暴动持续了半个月，最终攻下了永新县城，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
永新暴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当地革命群众的士气，但贺敏学清醒地意识到，仅凭永新一县的力量无法长期坚持下去。
在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贺敏学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随袁文才、王佐上井冈山。
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贺敏学个人的命运，也为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井冈山后，贺敏学很快就适应了山区的生活。他不仅参与军事活动，还积极参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
贺敏学深知，要想在井冈山长期立足，必须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他经常深入村庄，了解群众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1927年10月，当伟人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时，贺敏学与伟人正式相识。
这次相识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伟人从贺敏学那里了解到了井冈山的具体情况，而贺敏学也被伟人的革命理论和政治眼光所深深震撼。
伟人一到井冈山就派人送了一封信到当时贺敏学所在的茶陵，要求"把贺敏学调至井冈山"。
从此，贺敏学开始在伟人的直接指挥下工作，成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在与伟人的接触中，贺敏学不仅学到了许多革命理论知识，还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开展革命工作。
贺敏学在井冈山期间历任工农革命军班长、排长、连长，红32团党委书记，湘赣边区14纵队司令员等职务。
他积极参与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和政权建设，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在处理与袁文才、王佐关系方面，贺敏学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928年6月，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与伟人结婚，这使得贺敏学与伟人之间的关系从战友转变为姻亲。
贺敏学成为伟人的大舅子，这种血缘关系一直维持到后来。
这种特殊的关系并没有让贺敏学骄傲自满，反而让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生怕给伟人丢脸。
【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但贺敏学没有参加长征，而是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
这个决定对贺敏学来说是痛苦的，因为这意味着他将与伟人和其他许多战友分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贺敏学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留下来承担起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重任。
贺敏学担任湘粤赣边区游击总指挥等职务，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这三年可以说是贺敏学革命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
国民党军队对游击区进行了疯狂的"围剿"，游击队经常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贺敏学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军事指挥员的素质。
他善于利用山区的地形优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多次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围剿"。
更难能可贵的是，贺敏学在这期间不仅保持了游击队的战斗力，还努力维护了游击区的政治稳定。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贺敏学还遭遇了一次生死考验。原红军将领龚楚叛变后，纠集了一大批人乔装成红军游击队，企图一网打尽北山游击队。
当时担任北山游击队队长的贺敏学识破了龚楚的阴谋，双方当即展开了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贺敏学身中三弹，滚下山岗，但奇迹般地捡回了一条命。
这次遭遇让贺敏学对革命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意识到，在革命队伍内部也可能出现叛徒，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同时，这次经历也锻炼了贺敏学的意志，使他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三年游击战争结束后，贺敏学与党组织重新取得了联系。
这时的贺敏学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而是一个经过严酷考验的成熟革命者。
他对革命事业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党的忠诚也更加坚定。
【四】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敏学重新投入了正规军的行列。他历任新四军赣南办事处主任，江南挺进纵队参谋长，华东军政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等职务。
在抗战期间，贺敏学主要从事军事教育和干部培养工作，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贺敏学在军事教育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培养军事人才不仅要注重军事技能的训练，更要注重政治素质的培养。
在他担任校长和副教育长期间，他经常给学员们讲授革命理论，分享自己的革命经历，深受学员们的欢迎和尊敬。
解放战争时期，贺敏学重新走上了战场第一线。他担任华野第9兵团27军副军长，参与了济南、淮海、淞沪等重大战役。
在这些战役中，贺敏学充分发挥了自己多年积累的军事经验，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屡立战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渡江战役。在这次战役中，贺敏学指挥的27军表现尤为出色，成为第一支成功渡过长江的解放军部队。
这一战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了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的能力。
渡江战役的成功让贺敏学获得了"渡长江第一"的美誉。
多年后，当伟人称赞贺敏学有"三个第一"时，"渡长江第一"就是其中之一。
但贺敏学本人对这些荣誉看得很淡，他认为这些都是全军将士共同努力的结果，自己只是尽了应尽的职责。
【五】建国后的默默奉献与特殊时期的考验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先后担任山东军区参谋长、苏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1950年底，原本准备入朝抗美的贺敏学被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陈毅留了下来，担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
陈毅向贺敏学交代任务时说得很明确：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华东，但只解放了领土，还未解放领空，只能算是解放了一半。
贺敏学在防空司令员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华东地区的防空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华东地区经常遭受国民党飞机的空袭，防空任务十分艰巨。贺敏学组织防空部队进行了大量的训练和演习，不断提高防空作战能力。
在他的努力下，华东地区的防空体系逐步完善，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954年，贺敏学脱下军装，转入地方建设。他担任华东工程管理总局局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贺敏学深知，和平建设与战争年代完全不同，需要学习许多新的知识和技能。
他虚心向专家学习，深入工地了解情况，很快就掌握了工程建设的规律。
在贺敏学的领导下，华东工程管理总局取得了显著成绩。
他带出了一支10万人的建筑大军，为国家"一五"计划建设立下了重要功勋。
贺敏学特别注重工程质量，他经常说："我们搞的是百年大计，一定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华东工程管理总局承建的工程质量都非常过硬。
1958年，原本拟定担任中央建工部第一副部长的贺敏学在进京报到时，突然被告知南下福建，就任福建省副省长。
这个变化对贺敏学来说完全在意料之外，但他没有任何怨言，二话没说就离京入闽。
这种组织观念和大局意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品格。
贺敏学在福建担任副省长兼省建委主任，负责全省的工交和基建工作。
福建是前沿省份，长期处于军事对峙状态，经济建设面临许多困难。
贺敏学到任后，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向他详细介绍了省情：福建的工业相当落后，国防建设、发展农业林业和改善人民生活都受到影响。
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贺敏学决心改变福建工业落后的状况。
他深入实地调研，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规划，努力在保证国防安全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建设。
在贺敏学的努力下，福建邮电大楼、建溪一级水电站等标志性工程相继建成，福建的工业基础得到了明显改善。
贺敏学依然保持着在井冈山时期的朴素作风，经常穿着布衣布鞋在工地来回奔波，满头满身都是灰尘，但他从不在意这些。
工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泥腿子副省长"。贺敏学听了不仅不生气，反而很高兴，他说："能被工人兄弟称为泥腿子，说明我们还没有脱离群众。"
1966年开始，全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许多老干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在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也遭到了迫害，一些人要求贺敏学"揭发叶飞的罪行"。
贺敏学深知叶飞是一个好干部，为福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他们的要求，他不但没有答应，反而竭尽全力保护叶飞的家人以及省委其他一些干部。
这种做法显然触怒了那些人，他们开始将矛头对准贺敏学，一场针对这位老革命的迫害与营救正在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