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间谍戴中溶：让延安准确掌握胡宗南部动向

导读

他曾是国民党胡宗南部机要室副主任，与胡宗南朝夕相处十多年，胡竟然不知他与共产党人有来往。直到他被军统特务逮捕，胡还是半信半疑。他正是靠着这种信任，掌管通信工作，将胡部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秘密传递到延安中共党组织手里……

01

不问政治，专攻技术

戴中溶1909年7月2日出生于上海嘉定，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此时,一位叫魏大名的先生学成回国,被物色到国民党军统局，他想在国内推广发展无线电通讯技术，便到处游说。胡宗南对此很感兴趣。就这样，魏大名到上海交大选中了毕业生戴中溶，将其介绍到胡宗南部队，到第一师管理电台。

一直以来，胡宗南用人其实是十分审慎的，一般工作人员到师部工作,必先经过查问，倘若工作稍涉及军事机密，则更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控制,才能逐步交他工作。

当时，戴中溶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甘肃天水第一师师部时，出来迎接他的是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王微，胡宗南部的一切机要文件、电报都是由他起稿，他又主管译电和无线电通讯工作。

也就是说，王微是戴中溶工作上的直接领导。但他没有要戴中溶填一份简历，或者写一份自传，就直接领戴中溶到师部的最后一进院落，与他同住在译电室隔壁的房间里。这时戴中溶才知道，最后一进院落内还住着师长、参谋长等人。所以戴中溶当时很惊骇，一个初来的陌生人，跟师部的人相互不认识，竟然还能被当成熟人似的这样放心。

其实，胡宗南并不是没有对戴中溶进行审查，只是把对戴中溶的政治审查放到了日常的言语行为中。有一次，王微去北平，恰好戴中溶的弟弟戴中孚、妹妹黄葳（戴中扆）都是清华大学教员，这样，与戴的弟弟妹妹的交谈，也成了对戴中溶的旁敲侧击。经过交谈，王微再次发现，戴中溶的言行与得出的政审结果一致：其本人思想、经历、背景等都很单纯，为人正直讲话直率，很少与他人交往，更不喜欢谈论政治性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戴中溶可以信任使用。

正是因为这份信任，所以，当戴中溶向胡宗南提出“三不要求”（一不加入国民党；二可以不参加“总理纪念周”；三可以不穿军装），以示他不问政治，专攻技术时，胡宗南点头予以认可。

02

通过妹妹与罗青长“接上头”

戴中溶在胡宗南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培训无线电报务员和建立无线电通讯网。在戴中溶的努力下，胡宗南部即使师、旅、团、营相距几十、几百或上千里之遥，作战指挥也没有任何困难。先进的通信网和优良的武器装备，使胡宗南压倒了西北地区根深蒂固的地方军阀，得以成为“西北王”。胡由此也更加信任戴。

当时，译电和电台是通信工作的两个部分。原本译电室是机要重地，除胡宗南本人和参谋长外，其他人不能擅入，但因为胡宗南的信任，戴中溶不仅可以自由出入机电室，还能看到刚译出尚未送给胡宗南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

但正是在这些电文中，戴中溶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发现，共产党坚决抗日，而蒋胡非但不抗日，还在红军长征中不断地剿共。最终，戴中溶决定，趁着“西安事变”后胡宗南去南京的时机，他也离开胡部，回到了上海。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呼声高企，胡宗南电联戴中溶，希望他重回胡部。与此同时，已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妹妹黄葳也来看他。他将心中的苦闷与积愤向妹妹倾诉，同时也谈了对今后的打算：他想改名黄苏，去延安，投奔真正的抗日队伍。对此，黄葳答应向上级反映。

很快，黄葳将哥哥戴中溶想要投奔延安的打算，向时任中共中央陕西省委书记欧阳钦做了汇报。欧阳钦随即转告了中共西安情报机构领导人吴德峰。吴德峰认为，戴中溶在胡部的特殊地位和有利的工作条件，可以为革命作出较大的贡献。于是，在报经周恩来批准后，吸纳戴中溶为中共提供胡宗南部的情报，并由黄葳直接和戴中溶见面，转达延安的意见：希望戴中溶能坚持在胡部的机要部门和最有利的工作岗位上，为革命服务。

于是，戴中溶又回到了胡部。事实上，戴中溶在胡部工作多年，胡宗南对他的考察与信任，几乎到了难以动摇的程度。此次重返，胡宗南任命戴中溶为三十四集团军总部机要室副主任。机要室设有文书科（机要文件的收发、整理、保管）、无线电管理科和译电组，他能接触到的机要范围比第一师时更广，也更容易。

此后，在一次公共场所，黄葳又以偶然相遇方式介绍小张（即罗青长）与戴中溶见面，接上了关系。从1939年到1941年，一直是罗青长代表党组织与戴中溶联系。

03

从来没写过一个字的情报

戴中溶的情报是怎么传到延安的呢？

据戴中溶后来回忆，妹妹黄葳向他介绍了不少青年人，他们交往甚欢。他们之间不是偷偷摸摸地来往，而是在白天、人多的公共场合，没有定时定点，好似偶尔碰到。人多时讲话大声些，人少时讲话轻声些。也没有一定的谈话内容和题目，东一句，西一句，听到的还认为他们在闲谈。事实上，他们的信息灵活多样，并不是需要提供什么信息，而是需要得到证实。他们从没有要戴中溶写过一个字的情报。

戴中溶负责的电信器材修造所，负责业务的副官是罗青长介绍从延安来的田光（注：即王金平，又名王石坚）。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前，戴中溶刚好调到新成立的交通处工作，王金平也去了交通处。

交通处掌管全军在铁路、公路、水路的交通运输及通信。临战前，交通处要按作战计划，将部队、武器、弹药、车辆、辎重等，按时、按量，运至指定地点。不能过早，也不能推迟。全部运输计划用电话指挥实施。延安那边只要收听电话，便掌握全部情报。所以，戴中溶他们从胡部向延安发出的情报，可以准确到与计划一致。（注：戴中溶已将电台密码告知延安。）

就这样，戴中溶和王金平巧妙地利用交通处工作的便利条件，恰到好处地传出了情报。即使后来，胡宗南的部队占领延安，戴中溶带着电台留在了延安，王金平一人在后方，也能把西安方面的情报不间断地送到延安。

04

因“与共产党来往”被判十年

1947年7月初，胡宗南突然派他的小座机到延安接戴中溶回西安。就在此前一天，戴中溶接到王微的电话，称王金平不知何故，被宪兵抓走。而到达西安后的戴中溶，很快也被军统特务逮捕。此时，胡宗南还是半信半疑，不相信戴中溶有问题，但只能由着军统特务将戴中溶押解到南京。

戴中溶被抓，缘起北平电台被破获（史称“北平共谍案”），这次中共地下电台案，是中共情报战线遭受的一次大劫难。当时，不止戴中溶，兰州、北平、热河、长春、沈阳的同一联络网被捕的100多人都集中到南京，被关押在一个大的花园洋房里。因为军统特务认为案情已经完全查清楚了，只等上面审批定案。所以，同案的都关在一起，不怕他们串联。

当时，戴中溶和王金平一直在一起。到了晚上12点左右，牢门开了，叫出一个或几个人，说是调换房号，但就此再也不回来了（注：军统特务杀人是不用审查宣判的）。所以，每天晚上12点，大家都是正襟危坐等死。

就在这命运未卜的时刻，事情却突然起了变化，报载，冯玉祥在美国召开记者会，责问蒋介石政府最近抓了一大批人，其中有他部队中的一个牧师，不经过公开审判就处死人。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蒋介石不得不设立特种刑讯厅，专门审理此案，而有军人身份的则由军事法庭审问判刑。

当然，审判只是幌子。军法局军事法庭开庭时，装模作样的有预审庭、审判庭、最后会审、宣读判决书。但所谓公开，却没有一个人旁听。所谓审讯，也完全是在做戏。中间也没有休息，主审官就起立宣读审判书。最终，戴中溶被判十年徒刑，罪名是因有妹妹在延安，故而“和共产党人有来往”。

不过，随着淮海战役日益紧张，蒋介石政府要做逃亡之计，就在1948年底，他们同案的十多个人，从南京被押解到杭州西湖畔浙江省陆军监狱。再后来，杭州也日益告急，蒋介石政府正搬家到广州，为此，几乎无人理睬他们。

直到有一天，整个监狱看不到一名管教，戴中溶等人看到大堂前一条很长的通向大门的路上，有一队部队在经过，仔细一看，是解放军。由此，他们也获得了解放。

据《法制晚报》 张恩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