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周作人年谱》《胡乔木书信》《知堂晚年轶事一束》等史料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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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4日，上海的梅雨季节刚刚结束，闷热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
在法租界一栋老洋房里，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正在书桌前反复斟酌着手中的信稿。
这封信的每一个字都关乎着他的生死存亡，每一句话都可能决定他的后半生命运。
这个人就是周作人，字启明，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鲁迅的二弟。
他曾是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手，《新青年》杂志的核心作者。
然而此时的他，却背负着"文化汉奸"的沉重包袱，刚刚从南京老虎桥监狱中获释仅仅五个多月。
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周恩来，但周作人心中真正想要传达信息的对象，是那个三十年前曾经登门拜访过他的湖南青年。
当年那个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
时间的车轮转动了整整三十年，两人的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封长达六千多字的信件，将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纽带。
【一】三十年前的历史性会面
1920年4月7日，北京西城八道湾胡同十一号。
根据周作人当日的日记记录，这一天他在自己的寓所接待了一位来访者："伟人君来访。"
这简短的几个字，记录下了一次在当时看来平常、但在历史长河中却具有特殊意义的会面。
当时的周作人年仅35岁，正值人生的黄金时期。
1885年1月16日出生于绍兴城内周家新台门的他，与兄长鲁迅一起接受了传统的私塾教育。
1901年，他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开始系统学习现代科学知识。
1906年，他与鲁迅一起东渡日本留学，先在法政大学预科读书，后转入东京立教大学专修英文和希腊文。
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接触到大量西方思想和文学作品，这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精通日语、英语和古希腊语，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与鲁迅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外国短篇小说的重要译作。
1917年，周作人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担任文科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
同年，他正式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而前来拜访的那位青年，正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伟人。
1918年8月中旬，这位25岁的湖南青年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经校长蔡元培同意，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他的主要职责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来馆阅报的读者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每月工资八块银圆。
这次会面的背景与当时兴起的"新村运动"密切相关。
新村运动起源于日本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的"新村"实验，倡导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主张劳动与学习相结合，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共同发展。
这一思潮传入中国后，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作人对新村运动非常关注，他不仅在《新青年》等刊物上介绍相关理论，还积极参与实际筹备工作。
1920年3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4号刊登了《新村北京支部启事》，其中写道："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
启事还详细注明了接洽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星期五或星期日下午二时至五时，在西城八道湾胡同十一号。"
伟人当时正值思想转型的关键期，对各种新思潮都抱有浓厚兴趣。
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期间就对新村主义有所了解，并曾设想在岳麓山一带建立新村。
看到周作人发布的启事后，他决定前往八道湾请教相关问题。
4月7日是星期三，并不是启事中规定的接洽时间，但伟人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前往了八道湾。
当天下午，周作人虽然一早外出，但恰好在下午一时到五时这个时间段回到家中，两人因此得以在南罩房的会客室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
据后来的研究，这次会面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两人就新村运动的理念、工读互助主义、劳心劳力结合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
伟人当时对这些新思潮非常感兴趣，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详细阐述过自己对新生活的设想，包括建立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农场等。
【二】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贡献
在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的地位举足轻重。
1918年12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文献。
文章提出了"人的文学"的概念，强调文学应该表现人性，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反对封建文学的陈腐观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周作人积极参与其中。
他不仅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支持学生运动，还参与了多项实际行动。
5月4日当天，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游行，但在事后的声援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
他与胡适、蒋梦麟等教授一起，多次为被捕学生奔走营救。
同年，周作人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社团。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从理论倡导走向组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
该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中国新文学"。
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周作人的贡献尤为突出。
除了早期与鲁迅合作的《域外小说集》外，他还独立翻译了大量日本和古希腊的文学作品。
他翻译的《古事记》《源氏物语》《伊索寓言》等，不仅数量众多，质量也很高，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散文创作方面，周作人开创了中国现代散文的新风格。
他提倡"平和冲淡"的文学理念，强调文学应该追求自然、真实、朴素的美。
1921年，他出版了散文集《自己的园地》，这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经典之作。
随后又出版了《雨天的书》《泽泻集》等多部散文集，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周作人的散文风格独特，语言平易近人，思想深邃而不晦涩，情感真挚而不矫情。
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美，从平凡事物中提炼哲理。
这种"言志派"的散文风格培养了一大批追随者，包括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等，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散文流派。
在学术研究方面，周作人还开创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先河。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间信仰、风俗习惯、节庆仪式等进行了系统的收集和研究，发表了《中国民歌的研究》《儿歌研究》等重要论文，为中国民俗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抗战时期的复杂选择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
面对民族危亡，全国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共同抗敌。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决定南迁，在长沙临时大学的基础上进一步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在这个关键时刻，周作人面临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之一：是跟随学校南迁，还是留守北平。经过反复考虑，他最终选择了留下。
这个选择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家庭因素。当时周作人的母亲鲁老太太已经年过七旬，身体虚弱，难以承受长途迁移的劳累。
此外，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带着儿子周海婴也住在北平，周作人的女儿女婿和外孙等家属总共十四口人都在北平，要全家南迁确实面临很大困难。
其次是工作考虑。
根据后来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回忆，周作人留守北平并非完全出于个人意愿，而是受到了学校的特殊委托。
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与新潮》中明确写道，他曾暗示周作人留下，理由是"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
第三是对时局的判断。
当时很多人认为中日战争不会持续太久，国际社会会出面调停。在这种判断下，暂时留守似乎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1937年7月28日，北平沦陷。
日军占领北平后，立即着手建立傀儡政权，急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为其统治背书。
周作人作为知名学者和北大教授，自然成为他们重点拉拢的对象。
最初两年多时间里，周作人对日伪当局的各种拉拢都坚决拒绝。
日本人先后派遣多批人员前来游说，提出各种优厚条件，都被他严词拒绝。
即使是日本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寺内寿一、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等人亲自登门劝说，周作人也没有丝毫动摇。
在这期间，周作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
他失去了北大教授的收入来源，家中又有十多口人需要养活，经济压力非常大。
日伪当局一方面通过经济手段施压，另一方面也开始采取威胁手段。
1939年下半年，北平的政治气氛变得更加紧张。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加强了对占领区的控制，对不合作的知识分子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
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彻底改变周作人命运的关键事件。
1939年12月29日下午，周作人正在家中与学生沈启无品茶谈话，突然有两名不明身份的人闯入八道湾，对着他们开枪射击。
虽然子弹被周作人外衣上的金属纽扣挡住，只在腹部留下了淤青，但这次暗杀事件对他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
关于这次暗杀事件的幕后真相，至今仍有不同说法。
有人认为是抗日力量的警告行动，也有人怀疑是日伪当局的苦肉计。
但无论真相如何，这次事件确实成为了压垮周作人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件发生后，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连夜劝说他接受日方的邀请。
她认为，既然有人想要他的命，说明拒绝合作已经带来了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日方的保护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经过十二天痛苦的内心挣扎，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的周作人最终妥协了。
1940年1月，他接受了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聘书，出任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务。
【四】从学者到汉奸的痛苦转变
接受伪职后的周作人，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从1940年到1945年抗战结束，他先后担任了多个伪职，包括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等。
在担任伪职期间，周作人不得不参与一些为日伪政权背书的活动。
1941年12月16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他在伪中央电台做广播讲演，题为《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于青年的责任》，声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意义"极为重大"，"完全是为了东亚民族解放而战"，呼吁"身为东亚民族的人要团结一致"，"以对抗英美的侵略"。
1942年元旦，周作人又发表了《新年致辞》，宣称在沦陷区，一切的政治、治安"都有了长足的进展"，汪伪汉奸政权的"国际地位"也有了提高。
同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后，他在《教育时报》第5期发表《东亚解放之证明》一文，扬言新加坡陷落是"对东亚之解放"。
然而，周作人在担任伪职期间实际上采取了相当消极的态度。
他虽然在形式上配合日伪当局，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敷衍塞责，很少主动推进日伪的政治目标。
在教育督办任内，周作人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保护北京大学的图书和设备上。
根据他的学生洪炎秋后来的回忆："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这两个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
此外，周作人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些抗日人士的家属。
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李大钊子女的照顾。
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死后，其子女李葆华、李星华一直得到周作人的照顾和保护。
在抗战期间，当这些孩子面临生活困难和政治风险时，周作人仍然冒着危险给予他们帮助。
1940年，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准备前往延安，临行前周作人曾托她向伟人问好，这说明他内心深处仍然保持着对抗日力量的同情。
尽管如此，周作人的汉奸身份已经成为既定事实。
他也深知自己的选择将会面临严重后果。
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的行为充满了痛苦和悔恨。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身处乱世，选择艰难，但历史不会原谅任何人的软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取得最终胜利。
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清算。
1945年12月，周作人被国民政府逮捕，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1946年11月16日，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判处周作人死刑。
判决书中详细列举了他在沦陷期间担任的各种伪职和发表的配合言论，认为其行为构成了严重的叛国罪。
消息传出后，在文化界引起了巨大震动。
胡适、蒋梦麟、傅斯年等人联名上书为他求情。
胡适在呈文中写道："周作人先生虽有汉奸行为，惟查其在沦陷期间，曾努力保全北京大学图书设备，对于文化保存，不无微劳。"
蒋梦麟也专门致函法院，证明周作人留守北平确实受过学校委托。
在各方奔走下，1947年2月，周作人的死刑被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四年。1948年，由于"保全北大校产有功"等情节，刑期又减为十年。
在老虎桥监狱的日子里，周作人继续从事翻译工作。
他重新翻译了英国作家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还完成了《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等多部译作。
翻译工作成了他在黑暗中的唯一光明，也是他精神上的重要支撑。
1949年1月26日，随着国民政府的衰落和国共和谈的进行，李宗仁代总统下令释放政治犯，64岁的周作人获得保外就医，提前出狱。
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大门的那一刻，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既感到重获自由的欣喜，又对未来充满了深深的忧虑。
出狱后，周作人暂时住在上海学生尤炳圻家中。
尤炳圻曾在日本留学，在抗战期间也未能保持民族气节，但战后并未被当作汉奸严厉处理。
在周作人被关押期间，尤炳圻多次给予他经济接济和精神支持，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面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周作人必须做出人生中最关键的选择：是前往台湾寻求政治庇护，还是留在大陆接受新政权的审判。
他的台湾学生洪炎秋得知老师获释的消息后，立即写信邀请他前往台湾，并承诺安排住所和生活费用。
然而，经过反复权衡，周作人最终决定留在大陆。
这个决定很大程度上基于他对三十年前那次历史性会面的记忆。
那个曾经在八道湾登门求教的谦逊青年，如今已经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
周作人相信，基于过去的交往和对方一贯表现出的胸襟，新政权可能会给予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1949年7月4日，上海梅雨季节刚刚结束，空气中弥漫着闷热潮湿的气息。
在尤炳圻家的书房里，周作人开始起草那封将要决定他余生命运的重要信件。
他在信纸上一遍遍地写下开头，又一遍遍地划掉重写。
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周恩来，但他心中真正想要传达信息的对象，是那个曾经登门拜访的青年。
当周作人的笔尖接触到信纸的那一刻，一个关乎生死的历史性文件开始诞生，而即将到来的回音将彻底决定这个饱受争议的文化人的最终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