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到底能把一个中年女人逼成什么样？

今天是我四十二岁零七个月又三天。日子不是数着过的，是钱在数着我。昨天捡到五毛硬币，我蹲下去捡的时候，膝盖“咔”地响了一声。我没敢马上站起来，怕别人看见我这个年纪为五毛钱弯腰的样子。最后，我把那枚硬币擦得很干净。

前天晚上，女儿问我：“妈，人为什么会穷？”我正在数这个月剩下的钱——三张十块，一张五块，四个硬币。我没回答她。她又问：“是我们不努力吗？”我手上的钱突然变得很烫手。

我的穷，是从一块猪皮开始的。二十七块钱的排骨，我看了五分钟。摊主问我要不要，我说再看看。最后走到角落，买了一块钱的猪皮。回家用冷水泡，用刀刮掉上面的毛茬，和黄豆一起炖。炖了四个小时，满屋都是穷的味道——那种怎么煮都煮不烂的、顽固的腥气。女儿吃了一口，皱皱眉，放下了。我把她碗里那块夹过来，塞进嘴里。嚼啊嚼，嚼了三十多下，还是咽不下去。猪皮上的毛茬没刮干净，扎在喉咙里，像生活的倒刺。

三年前，我还是个会计。老板跑路那天，我坐在公司门口的花坛上，抱着装了六年账本的纸箱。下午四点的太阳很好，可我觉得冷。四十岁，女，六年经验——这三个词加起来，在招聘市场等于零。找工作的第四百二十七天，我去面试一家小公司。那个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的HR说：“阿姨，您这年纪，电脑用着费劲吧？”我说我会用Excel函数。他笑了笑，那笑容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嘲笑，是怜悯。怜悯比嘲笑更伤人。

我丈夫上个月被机器咬掉了半片指甲。他没去医院，用创可贴缠了缠，第二天继续上班。晚上我给他换药，看见指甲下面是黑的。他说不疼。可半夜我听见他在厕所里吸气，声音压得很低，像受伤的狗。四千八百块工资，是他用十根手指换来的。少一根手指头，就少四百八。

女儿的校服短了。手腕露出来一截，像春天抽条的柳枝。我说给你买新的，她说不用，挽起来就行。可她挽袖子的时候，我看见她手腕上被同学用圆珠笔画的手表——三个圆点，两根指针，画得很仔细。那天我在厂里贴标签，贴一个三分钱。我贴了三百三十三个，刚好十块钱。够买一只新袖子的布料。

最怕学校交钱。二十块资料费，五十班费，一百课外书。每次通知下来，我都得先沉默五分钟。不是在想办法，是在积攒开口的勇气。上次差十块钱，我给我妈打电话。七十岁的母亲，养老金一个月两千三。我说妈，借我五十。她说好，转了一百。我说五十就够了。她说天冷了，给孙女买件厚袜子。我握着手机，在阳台站了很久。风很大，我四十二岁了，还让母亲担心我能不能给孩子买双袜子。

我已经三年没照过全身镜了。不是没镜子，是不敢照。衣服是旧衣服磨出来的旧，颜色褪成一片模糊的灰。洗脸用香皂，洗完后脸绷得像要裂开。有次女儿把她的宝宝霜挤给我一点，我抹在脸上，香得我想哭——原来皮肤还记得被滋润的感觉。

昨天在超市，我经历了四十年来最漫长的三分钟。买了特价米，打折鸡蛋，蔫了的青菜。收银员说：“四十一块三。”我递过去四十一块。“还差三毛。”我翻遍全身口袋，没有。钱包里没有，手机壳后面没有。后面排队的人开始叹气。收银员看着我，眼神像在看一个连三毛钱都拿不出来的怪物。最后，我从菜袋子里找出一个五毛硬币——是刚才称重时不小心滚进去的。“找你两毛。”收银员说。我说不用找了。那两毛钱，是我最后的尊严。

现在我每天睡四个小时。白天在厂里包装，晚上接手工活——串珠子，一千颗八块钱。我的手指被线勒出深沟，眼睛看什么都带重影。串到第一千二百颗的时候，能挣出女儿明天的早餐钱：一个馒头，一包豆奶。丈夫有时半夜醒来，看见我还坐在灯下，会说：“睡吧。”我说：“马上就够明天买菜了。”他说：“日子会好的。”这句话，我们说了三年。说一次，日子就重一分。

春天来了，女儿在作文里写：“我妈很厉害，一块钱能做出有肉的菜。我妈眼睛很好，能在黑夜里数清珠子。我妈的手很巧，能把破衣服缝得像新的一样。”老师给了A+，评语是：“真情实感。”女儿把作文给我看，我说写得真好。她指着“我妈”两个字说：“妈，你哭了。”我说：“没有，是串珠子太久，眼睛累。”

再过三天，女儿生日。她说想吃蛋糕，最小的那种，十五块钱。我已经存了九块，还差六块。今晚的珠子，我要串到一千五百颗。夜很深了，线在我的手指上绕了一圈又一圈，像生活给我打的死结。我用力拉紧，珠子一颗颗挨在一起，挨成明天，挨成后天，挨成不知道会不会来的“好日子”。窗外的月亮很亮，亮得能看清我手上被线勒出的伤口。我低头继续串，第一千零一颗，第一千零二颗……

四十二岁，我的人生被串在了一根线上。这头是昨天欠的三毛钱，那头，是女儿想要的那块十五块钱的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