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官至副省级，丈夫是开国中将，两个儿子参军后也成了中将

1919年，上海法租界，左英呱呱坠地。父亲瞿文熙是英商洋行的企业会计，母亲是教会学校的国文教员，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上海属于典型的“中产知识分子”。

左英5岁起就跟着母亲念书了，可以说，要不是那场改变国运的战争，她或许会沿着“教会学校、护士、中产家庭”的轨迹平静度过一生。但事实往往总是不遂人愿。

1934年，15岁的左英考入上海仁济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这所由英国教会创办的学校，表面教授护理技术，实则是地下党活动的重要据点。

左英一直都记得入学第一天，高年级学姐塞给她的油印小册子，上面“革命”的字眼就那样被她记到了心里。每逢周末，她就跟着进步同学到杨树浦纱厂给女工宣讲卫生知识，实则是在车间角落传递《救亡周刊》。

“八一三”淞沪会战的时候，左英正在仁济医院实习。每天都有血肉模糊的伤员被抬进急诊室，有的士兵肠子都流了出来，却还攥着染血的军旗。这样的场景让左英彻夜难眠，她偷偷把医院的绷带和药品藏进药箱，通过地下交通站送往四行仓库。

1938年，在医院地下室的煤堆旁，左英面对党旗宣誓入党，监誓人是后来成为上海市长的曹荻秋。

1939年，左英带着几个护士姐妹登上了开往皖南的小火轮。当她们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时，眼前的场景让这些上海姑娘惊呆了：所谓的“医院”不过是几座破祠堂，手术刀锈迹斑斑，消毒用的是老乡家的锅。左英却像变魔术般掏出从上海带来的高压灭菌锅图纸，带着战士们用汽油桶改装成消毒设备。

最让战士们称奇的是她发明的“竹器疗法”：用毛竹制作镊子、药盘、夹板。就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中，左英带着大家为战士们的疗伤。

不光如此，她还负责双方的沟通，那时候，能学医的基本上都是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可战士们大多是工农出身。就这样，伤员们觉得医护人员是“资本家的少爷小姐”，信不过他们。医生们则常常批评伤员们不遵医嘱，不讲卫生。

这个时候，左英就发挥了她的作用，她积极和双方沟通，促进大家互相理解。在她的努力之下，医护人员和伤员们的关系也都缓和了许多。周总理得知这件事之后，还专门去了皖南亲切会见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鼓励大家。

1943年，左英带着一身疥疮和疟疾来到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给她安排了肺科医生的新岗位，这个从未接触过内科的护士没有退缩。每天天不亮，她就蹲在窑洞门口啃《内科学》，遇到不懂的就缠着马海德大夫请教。几个月后，她就能独立诊断肺结核了。

在党校学习期间，左英结识了时任华中局组织部长的刘培善。两人的定情信物是一对缴获的日军怀表，刘培善在表盖内侧刻着“战地鸳鸯，生死与共”。

1945年7月，在陈毅的撮合下，左英和刘培善在延安结了婚。没有新衣裳，左英穿的还是平时的灰布军装；没有喜宴，战友们凑了点花生和红枣，喝的是白开水。陈毅笑着说：“你们俩一个守前线，一个救伤员，都是为革命做事，以后要互相扶持，把日子过好，也把工作做好。”

婚礼简单，可左英心里暖暖的，她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个能懂她、也能跟她一起为革命奋斗的人。婚后没多久，华东局的电报就来了，要左英回新四军工作。

临走前，刘培善送了她一程又一程，最后说：“你去救伤员，我在前线打仗，咱们一起守好这片土地。”左英就这样踏上了奔赴前线的路。

解放战争打响后，左英先后担任了新四军第七纵队、第十纵队的卫生部副部长。她跟着部队南征北战，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济南战役，哪里有仗打，哪里就有她的救护队。

孟良崮战役的时候，左英的救护所设在一个山沟里。有天下午，炮弹突然落在附近，弹片溅起来，划伤了她的小腿。血一下子就渗出来，染红了裤腿。身边的卫生员要抬她下去，左英却按住他：“别慌，先给我剪开裤腿，我自己上药，还有那么多伤员等着呢。”

她咬着牙，看着卫生员把裤腿剪开，用盐水冲洗伤口，再撒上磺胺粉，简单包扎了一下，就又跪下来给伤员包扎胳膊。直到天黑下来，伤员都处理完了，她才发现自己的腿已经肿得厉害。这处伤，后来落下了病根，走路的时候总有点跛，可左英从没提过。

淮海战役的时候，天特别冷，救护所里没有取暖的设备，左英的手冻得通红，却还是坚持给伤员换药。有个小战士腿被冻得发紫，左英就把自己的棉鞋脱下来给他穿，自己裹着一块破毯子。

小战士不好意思，左英说：“我是医生，你是战士，你得好好养伤，以后还要打仗呢。”那段时间，她几乎没怎么合过眼，有时候靠在墙角就能睡着，可只要听到“有伤员”，立马就醒过来，精神头比谁都足。

有人问她：“你一个女同志，跟着部队跑，不怕苦吗？”左英笑着说：“苦啥？看着伤员能站起来，能重新归队，比啥都强。”

她的“不怕苦”，其实是硬扛，两次负伤，落下的病根让她阴雨天就腿疼；长期熬夜，眼睛也越来越不好；可她从来没跟人抱怨过，总是把最好的状态留给伤员。

1949年，福州解放后，左英跟着部队留在了福建。

那时候福建的卫生条件差得很，疟疾、霍乱、丝虫病到处都是，产妇死亡率也高。左英参与了福州市卫生系统的筹建工作，后来又担任了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长，她常说：“战争年代是救伤员，和平年代是救老百姓，都是救命，不能马虎。”

为了防控疟疾，左英带着医疗队跑遍了福建的山村。她组织群众清理积水，消灭蚊虫滋生地；又跟老中医合作，用中药常山来治疗疟疾，那时候西药少，常山虽然苦，却能治病。她还在各个县建了流动采血站，筛查疟疾病人，光是第一年，就筛查出上万名患者，大部分都得到了治疗。

最让她上心的，是丝虫病的防治。福建的闽西、闽南地区，有不少“橡皮腿”患者，腿肿得像水桶，走不了路。左英听说泉州有位老中医，用“烘绑疗法”能治这种病。就是用土陶罐加热草药，熏烤肿腿，再用布绑紧。

她特意带着医疗队，走了两天山路去泉州，住在老乡家，跟着老中医学疗法。白天看老中医治病，晚上就整理笔记，把疗法的步骤记下来。回到福州后，她在全省建了几百个流动治疗站，还培训了上千名基层卫生员，教他们用“烘绑疗法”。有个患者治好了腿，特意来感谢她，左英说：“不用谢我，要谢就谢咱们的老中医，谢咱们一起努力的卫生员。”

那时候左英还特别关心护士群体。她发现很多老护士一辈子没结婚，退休后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就提议在福州建个护士宿舍，虽然因为后来的政策变化，这事没做成。但老护士们都记得她的好：“左厅长心里装着咱们护士。”

1966年，“文革”开始后，左英也受到了冲击，丈夫刘培善也含冤去世。那段日子很难熬，可左英没垮，她偷偷把刘培善的革命资料藏起来，又把自己整理的医疗笔记锁在箱子里，每天还是坚持看书、写东西。

1970年，她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希望能调回上海工作。没多久，周总理就批示了，让她去上海第二医学院任职。离开福州的时候，她没带多少东西，只带了那箱医疗笔记和刘培善的遗物。

到了上海后，左英担任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她一上任，就抓护理教育，她总说：“护理工作是医疗的半边天，不能轻视。”她改革教学模式，让学生多下基层医院实习，还亲自去病房看学生的护理操作，手把手教他们怎么给病人翻身、怎么打针。

1985年，左英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虽然岗位变了，可她还是关心卫生和教育。每次开会，她提的建议都特别实在：“要多建社区医院，让老百姓看病方便”“要提高护士的待遇，留住人才”。有人说她““管得太细”，左英却说：“这些都是老百姓的大事，不能不细。”

晚年的左英，身体不太好，却还是想着护理事业。她提议成立一个护士基金，奖励那些优秀的护理人员。2011年8月，93岁的左英在上海去世，临终前，她跟子女说：“我这辈子，没做过啥大事，基金的事，你们要帮我落实。”

后来，子女们按照她的遗愿，用她的积蓄和大家的捐款，成立了“左英护士基金”，每年都会奖励一批优秀的护士，就像左英当年那样，鼓励更多人投身护理事业。

左英的两个儿子，刘胜和刘晓榕，从小就听着母亲的故事长大。后来他们都参了军，从基层战士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将军。有人说他们家是“一门三将”，可刘晓榕总说：

“我母亲从来没跟我们说过要当多大的官，只说要做对国家有用的人，要对得起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