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吃喝指南｜特卡琴科：深陷债务纠纷的花园餐厅

1932年12月29日中午，霞飞路马思南路口的特卡琴科餐厅正是供应午餐的时候，当时大概有四十位客人，第一道开胃菜（Zakouskas）才端上来不久，忽然一群法租界警察走了进来，声称根据租界法院的命令，他们要查封这家餐厅。事情来得突然，顾客和员工都不明所以，短暂的慌乱过后，警察迅速疏散了顾客并且将餐厅关闭。租界法院发布了特卡琴科餐厅的停业令，原因是餐厅未能向银行支付逾期抵押贷款的利息。

这就像是一道分界线，此前特卡琴科是霞飞路上备受瞩目的俄式花园餐厅，规模宏大，有着极好的口碑，查封事件之后餐厅开始了一连串的诉讼，深陷债务纠纷，并且直接影响了后续的发展。事情过去以后，这样大起大落的经历可能也给这家餐厅加上了一层传奇色彩，现在讨论民国上海的西餐，特卡琴科还是一个必然会被提起的名字，只是很少看到具体讨论，其实放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商业发展的背景下，特卡琴科餐厅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案例。

从小咖啡馆到花园餐厅

根据后来的广告以及餐厅老板的自述，特卡琴科餐厅开设于1928年或稍早，创办者为俄侨G. P. Tkachenko 。Tkachenko家族和创立了老大昌公司的却格良家族（Tchakalian）有点相似，成员大多从事食品餐饮行业，一般认为这家餐厅是由家族几兄弟共同投资的，此前汪之成提出创办人为A. P. Tkachenko，之后其弟入股合伙经营。不过从几年后的一次诉讼来看，公认的餐厅老板始终只有G. P. Tkachenko一人，其余几位兄弟只是餐厅的担保人。

店名大多时候写作“Tkachenko Bros”或“Tkachenko”，是餐厅兼咖啡馆。没有在《字林西报行名录》正式著录过，当时出现过很多完全不同的中文译名，如梯克勤康、忒珈钦谷、克金（尽）克、客庆考、格祥考、加庆谷等，由于这些中文名字大不相同，有些还很难令人联想到Tkachenko，所以在以往的一些研究文章中经常会被混淆，甚至被误认为这是几家不同的俄式餐厅（咖啡馆）。

1928年8月，张若谷在《申报》发表了文章《忒珈钦谷》，有个附带的小标题“霞飞路俄国咖啡店小坐速记”，写的就是特卡琴科，而且是较早的一篇，他笔下的特卡琴科是一家规模不大的俄国咖啡店。他跟朋友在一家俄国菜馆吃过“哈尔滨式夜饭”之后，一个人走到Tkachenko，看到门口的招牌上写着中文名字“梯克勤康”，张若谷大不满意，觉得翻译得不妥帖，字形也不好看，所以他称为“忒珈钦谷”。

店门开在霞飞路上，有临街的窗，可以看到路边散步的人群经过，店内是铺着白布的小方桌，桌上瓷瓶里插着几枝鲜花，正值夏日黄昏，楼下很安静，他听得到细微的风扇声和金属餐具偶尔碰触瓷器的震动，还有楼上传来的钢琴和音乐的声音。其实这些就是上海早期咖啡馆的典型陈设，当然还有这种俄国馆特有的外籍女侍。另外他写这家店在“霞飞路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相近”，二十年代后期思南路仍然是一条不怎么知名的安静小马路，相比之下旁边的金神父路繁荣得多，所以这种说法跟思南路口的店址也并不矛盾。

到了1930年，特卡琴科已经是一家相当有名的餐厅了。夏天的时候餐厅开放了宽敞的露天花园，《上海泰晤士报》的报道称在这个夏天特卡琴科是城中最受欢迎的娱乐中心之一，一个令人愉悦的场所，人们每晚都聚集在花园里享受精彩的音乐会，或者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跳舞。二十年代上海俄式餐厅的夜间戏剧和歌舞表演特别出色，文艺复兴、卡夫卡斯都以此著称，特卡琴科能在霞飞路诸多俄式餐厅中脱颖而出，除了精心安排、定期更新的节目内容，也很可能是因为餐厅（舞场）的规模以及宽敞的露天花园。

1930年餐厅开放的夏花园

特卡琴科餐厅夜间的灯光，1932年

因为夏花园的营业效果出色，秋天的时候餐厅又建造了一个设备齐全的“冬季花园”，与原来的餐厅相连，10月底开幕当夜餐厅还请来著名的工部局乐队办了一场音乐会。1931年秋天，餐厅再次做了整修，采用了现代主义装饰和全新的照明设计。这也是特卡琴科的巅峰时期，临街的门面一再扩张，门牌从401号延伸到405号。

巅峰时期的特卡琴科餐厅（舞场）内景

巅峰时期的特卡琴科餐厅

餐厅主厨Eremeef据说最初在沙皇御厨Lion手下当过学徒，之后在几家著名的俄罗斯餐厅工作过，最后成为亚历山大大公的私人厨师直到大公去世。当时几家最著名的俄国餐厅都有类似出身的主厨，也是餐厅的宣传重点之一。特卡琴科的俄式大菜从第一道传统的拼盘小吃Zakoukas开始，最后以浓郁的俄式咖啡收尾，所有菜式都以精美著称。食物、表演和场地都出色，特卡琴科也就自然成为俄侨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

1933年特卡琴科的舞蹈表演“光与影”（Lights and Shadows）

最初的危机

1930年下半年开始的几次整修和营造确实吸引了大批顾客，也必然需要大笔支出。1932年底，特卡琴科连续发生了几件小事，当时并不显眼，事后回顾，这些变化就是餐厅面临危机的明显迹象。

首先是餐厅更换了华经理。1932年11月19日，《新闻报》登出两则启事，分别是特卡琴科“舞场饭店聘任华经理”以及蔡庆涛受任特卡琴科“舞场饭店华总经理”（均写作“克金克”，《申报》于第二天同样登出）。大意是特卡琴科自开店以来都由G. P. Tkachenko亲自打理，考虑到业务扩展的需求以及“中华贵客联袂光顾”，担心中西习惯不同招待不周，特聘“上海闻人蔡庆涛君”担任华总经理一职，从12月1日开始负责餐厅内外一切业务，包括用人，只有外籍员工的任免还是由G. P. Tkachenko负责。

看起来这只是特卡琴科餐厅的一次人事任命，不过同时出现的另一则公告还是透露了一点端倪，就在19日启事发布的当天，《新闻报》还有一则公告：“顾继荣律师代表刘锡宝为格祥考饭店私聘华经理事紧要通告”，这是当时发生法律纠纷时的常见形式，通告指出刘锡宝于1932年8月初与特卡琴科饭店订立经理合同，为期两年，当时“交有巨额证金”，这是说刘锡宝是现任的华经理，因此得知蔡庆涛被聘为华经理大为诧异，认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11月24日，G. P. Tkachenko做出回应，在《新闻报》刊登“紧急启事”，表明餐厅确实与刘锡宝签订过合同，但刘是“华员领袖”而非华经理。

清末民国时期外国商号中的买办或华经理问题学界已有相当细致的研究，三十年代一家俄商餐厅聘任华经理并由他负责内外业务和华籍员工的任免是很正常的事，但是签订合同聘用“华员领袖”似不常见，何况两次聘任仅相隔三个多月，看起来确实有点可疑。我想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刘锡宝说他交有巨额保证金，这一般是出任买办（华经理）的重要条件，大多寄存于商号或者附股。餐厅方面完全否认了刘锡宝的说法，但如果巨额保证金和两年合同属实的话，这件事就很有意思了。

第二件事发生在12月17日下午，特卡琴科餐厅来了一群人，为首的德特曼（O. Dettmann）是德商鲁麟公司建筑用品部门的经理，他带着七名员工来讨要餐厅此前购买的平板玻璃的款项。G. P. Tkachenko 拒绝之后，德特曼吩咐他带来的苦力将餐厅的一扇大窗的玻璃拆下来，餐厅员工和鲁麟公司的人因此发生打斗。事后，G. P. Tkachenko 向租界法院起诉德特曼等八人破坏餐厅财产，造成两扇窗户破裂，四张椅子一张桌子和大量玻璃器皿损坏。20日的法庭上，德特曼解释G. P. Tkachenko拖欠鲁麟公司的玻璃款2000元已经一年半了，他只是遵照合同规定取回公司的玻璃。

近半个月之后的12月29日中午，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租界法院查封了特卡琴科餐厅。餐厅的顾客大多是外侨，此前华经理的任命（只有中文启事）根本没什么人注意，和鲁麟公司的打斗虽然有英文报道，但只是个小案子，同样没有引起关注，因此餐厅被封看起来非常突然，而且新年将近，已经有400位客人预订了元旦前夜的座位，G. P. Tkachenko 努力解封无效，不得不取消订座，餐厅损失惨重。法院查封的原因是银行起诉餐厅未能支付逾期贷款的利息，G. P. Tkachenko 愤怒之下反诉，12月30日向美国中国法院提告汇众银公司贷款利息过高不合法。

深陷债务纠纷的特卡琴科

汇众银公司（Chinese Finance Corporation）1925年在上海成立，但在美国注册，所以属于美商银行，在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商业投资中相当活跃。特卡琴科餐厅在开设之初的1928年就和汇众有合作，主要贷款大多来自这家银行。根据后来的法庭陈述，1930年下半年G. P. Tkachenko向汇众借了一大笔钱，年利率为17%，逐年增加3%，抵押品则是餐厅资产和商誉。到1932年8月初他陆续偿还了部分贷款，每次到期后针对未偿付的余额都重新续期。8月底他签了可转让的期票，数额为41858元。之后他发现贷款已经转给了另一家达商银行（Finance Banking Corporation）。G. P. Tkachenko认为这是汇众利用自己的信任以及英文不够熟练而做出的欺诈行为，并且实际的贷款年利率已经超过了45%。

达商是一家英商银行，于1932年创立，G. P. Tkachenko 的律师指出汇众就是达商的实际控股方。1933年1月开始的诉讼被认为是很罕见的案例，因为餐厅在法租界，汇众和达商分别是美商和英商银行，几方各自提起诉讼，涉及多家法院，需要分别审理。最终几方达成和解，大家都撤回了起诉，法院允许餐厅重新开业，G. P. Tkachenko继续负责日常营业，餐厅的债权人同意任命法籍律师普莱梅Paul Premet作为餐厅监理人，餐厅与外界一切契约都需要律师签字。不过如果G. P. Tkachenko在之后的营业中能够偿还一半债务，餐厅就会交还给他。

经过一个月的整修，1933年3月19日特卡琴科重新开业，这天是星期日，这个消息备受关注，当天就有数百名顾客涌入特卡琴科，《上海泰晤士报》报道了晚餐的美味和服务的周到，当然音乐歌舞表演也一如既往，报道感叹特卡琴科总是令人愉快而且富有吸引力的。之后餐厅一度回到了原先的营业状态，4月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在特卡琴科拍摄了一些镜头，并且应餐厅管理层要求举办特别放映会。6月初餐厅重新安排了晚间的节目，包括单幕芭蕾舞剧、音乐短剧和全新的歌舞。但是到了6月20日，监理人普莱梅律师辞职，G. P. Tkachenko和另一位债权人俄侨Filiashin共同向租界法院要求普莱梅提交所有账簿以供审查。下午五点，法院再次查封了餐厅，霞飞路上有不少人目睹了这一幕。很明显2月份的和解方案没有成功，那么下一步就是餐厅即将进入清算程序。

之后G. P. Tkachenko卷入了一系列的诉讼，先是租界法院和上海地方法院要求他偿付拖欠的俄籍和华籍员工工资；接着多位债权人向法院提交申请，要求在餐厅拍卖或出售之后保留他们收回欠款的权利。另外华经理蔡庆涛起诉G. P. Tkachenko要求追回此前存放在餐厅的24000元。由此回顾大半年前的华经理争端，显然G. P. Tkachenko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已经在努力解决越来越膨胀的债款问题，先后两次任命华经理就是他的自救行为，希望用巨额保证金偿还利息而将局面维持下去。到6月底，法庭上提到餐厅债务已经超过了20万元。

1933年7月，法院指定拍卖公司对特卡琴科做出评估，最终这座规模宏大的花园餐厅被拆分为餐厅建筑租约、家具与其他财产以及餐厅内部装饰这三部分分别出售，只有同一建筑内的酒吧部分另有业主不算在内。不过出售的金额远不及债务，9月底各债权人在法庭上无法达成一致，后续还是出现了好几起相关诉讼。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蔡庆涛。他在5月间或更早就已经聘请董俞律师向法院提告，要求追回之前寄存的保证金，并申请法院将特卡琴科餐厅租地造屋和所有不动产都予以假扣押以备偿还债务。当时餐厅还处于普莱梅监理中，6月20日餐厅第二次被封就是因为他的申请，应该是他已经意识到餐厅不可能像之前一样经营下去了。从后续发展来看，其他债权人的重点是尽可能拿回欠款，蔡庆涛的目的则是接手特卡琴科。

蔡庆涛是川沙人，原本为蔡顺泰包车行老板，这是一家开在浙江路上的人力车行。1932年下半年，经营车行多年的蔡庆涛转而出任特卡琴科餐厅华经理，但很快餐厅就出现了危机。1933年的一系列诉讼中，蔡庆涛可能是唯一的一位华籍债权人。9月下旬，其他债权人还在法庭争论如何分配已出售的餐厅资产金额，蔡庆涛已经在特卡琴科原址筹备开出新的“爱客蔡饭店跳舞场”，即Alcazar Cafe-Restaurant，看起来他拿到了原先餐厅的租约。蔡庆涛是传统的中国商人，所以他在开业之初也像一般华商那样邀请王晓籁杜月笙等名人剪彩或到店接受特别招待，但菜式、舞场风格和具体经营方式都尽量沿袭特卡琴科时期，爱客蔡的经理大多也是行内名人，如曾在华懋饭店任职的利亚林（N. A. Lialin）以及原特卡琴科舞厅经理斯戴格（T.T. Stenger）。

爱客蔡在《新闻报》的广告，1933年12月23日

但是不知为什么爱客蔡的生意就是不好，完全不能和特卡琴科餐厅时代相比，大半年之后就停了业，之后霞飞花园舞厅接手，面积略有缩小，营业依然不见起色，同样很快宣告清理。原本思南路口的地理位置相当好，餐厅的建筑、装修、宽敞的花园也都非常有名，但是特卡琴科的盛况再也没有出现过，1936年这个路口最重要的建筑是日商合同百货，特卡琴科原先的建筑基本消失。

陈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