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如何定义人生？

（来源：湖州日报）

转自：湖州日报

　　王子轩

　　《剧院》作为海飞继《台风》之后推出的又一部现实罪案悬疑小说，可被视作对其谍战小说创作的一次“华丽转身”。在延续原有叙事框架与语言风格的基础上，它进一步淡化了历史宏大叙事的印记，为作者施展其聚焦小人物的创作专长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换言之，题材“外壳”的减负，使得作者能够更为自主地对其关注的核心命题——人性，展开深入且自由的探讨。

　　小说叙事围绕五年前的一场命案展开。五年前，教师齐国栋离奇失踪，案件成谜；五年后，南风县剧院厕所惊现白骨，派出所民警陈东村展开追凶；调查过程中，与齐国栋相关人物陆续进入视野；同时，老焦中毒案发生……故事情节草蛇灰线、伏延千里，通过叙事者的文字误导与不同人物的自述，让读者置身于虚幻的真实感中，在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推理小说的慢叙事里，将真相在读者疑惧的眼前缓缓铺开。

　　在这种不可靠叙事的反复提醒下，尽管读者有意识地保持与文本的紧张关系，但事实上要成为一个称职的读者，就必须与文本存在交互。那么这种独立的观看地位只能被不断地构陷、消解与重构，被质询为内在于文本的一个视角，与其他人物构成一种相互或自我凝视的网络。故事中，汤宝琴借助语言，反复强化“为女复仇的悲情母亲”形象，将自己的行为纳入“母爱”“复仇”等象征范围认可的话语体系，实则是一种为掩盖“因身份互换葬送女儿人生”这一真实悲剧的自我误认；罗米与汤麦的身份互换，使她们被迫成为想象界的虚假符号，造成难以弥合的实在界创伤。在他者的凝视下，罗米（被视为“医生”）不断被主流化，而汤麦（被视为“疯子”）则被边缘化。而这种话语的规训与反抗的代价，使她们始终没有揭示自我的胆量，只能在自我与他人的凝视下进一步迷失身份；此外，迟云被非议“依靠他人上位”，小焦被定义为“智商只有68”的傻子，陈东村被议论“离婚没本事”……剧院作为一个更大的人生场域（这一贯穿全篇的隐喻系统），言说着“双向凝视”的可悲逻辑，即台下观众在凝视台上演员的同时，也不断地沦为被舞台凝视的客体。这个“更大的舞台”将包括读者在内的所有“观众”笼罩在未知的剧目下，而“观众”在凝望舞台的时候却自以为看到了生活的真相。

　　这种此在的被抛性与未知性构成了此在重复无意义行为的底色。“越剧”作为整个隐喻系统的具体一环，不独以商业化的“文化卖点”呈现。《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的爱情悲剧，实则是迟云与陈东村相爱却无法相守的人生隐喻；《包公铡美》中秦香莲对强权的反抗，实则是汤宝琴为保护女儿埋尸却深陷“以恶制恶”悲剧循环的现实象征；而《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崩塌也不过是旧时代记忆与传统秩序消亡的戏曲符号。而与之共同构成“命运凝视”的，则是书中反复出现的“许胖子骨头煲”情节。“许胖子骨头煲”作为有别于案件进展的另一条叙事线，为多线交织的情节提供了一个“绳结”，但这一“绳结”表面上为人物的凝聚与主体间性服务，实则反身隐喻了人性的淡漠，成为孤独群体闲谈与简单并置的场域。在这里，人们以“嗦螺蛳”“吸骨髓”的“味觉仪式”逃避生活、麻木慰藉，用巨大的代价换取微不足道的收获，互相空耗生命以等待“空壳”的形成。

　　然而这种无意义的重复并非此在的最终归宿，而是此在从“沉沦”走向“本真”的必经阶段。当然，这种反抗（无意义的重复在这层意义上可被视为反抗）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存在主义者加缪认为，“人为了生存一定要反抗，但这种反抗不应超过自身所发现的一个界限”。郭圆圆的希望式反抗（为何智胜无条件付出）、罗米的逃离式反抗（放弃“医生”身份，离开南风县）以及汤宝琴的暴力式反抗等等，都最终使他们在自我“突围”中失败，在反抗中陷入了深渊的底部。而反观个别“讨好”的角色，如陈东村摒弃晋升执念，始终热爱篮球、专注破案，汤麦最终拿起篮球、找回自我，都完成了自我“突围”与主体性构建；那个被他者定义为“傻子”的小焦，更是始终以“我智商高达68”的宣言反抗凝视的实在界的唯一抵达者。真正的反抗既不是主动的逃避也不是无畏的冲锋，而是直面并坚守荒诞，恰如西西弗斯的故事，明知推石上山是徒劳，却仍坚持推石，在无意义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

　　但这并不是说，海飞就此找到了此在存在的答案。

　　掩卷沉思，难道所有的真相真的随着小说最后的一个句号一笔勾销了吗？如果不是，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汤麦和罗米的身份真的被置换了吗？如果是，那这最终意味着什么？或者问，故事的真凶到底是谁？是为保护女儿杀害性侵者的汤宝琴，还是性侵未遂命丧黄泉的齐国栋？我们可以发现，终其结尾，诸多问题都是被悬置的。

　　如果我们询问身份的置换问题，这里或许潜藏着一个存在与本质的议题。在故事的最后，陈东村与汤麦（真罗米）在球场相逢，问汤麦“你不会是罗米吧”，但此前他已经推测出罗米与汤麦互换身份，那么这一问意图何在？如果排除作者的创作失误，那么这一问或许本质是对“身份究竟是由什么定义”的困惑：是名字、外貌，还是行为与记忆？这一疑问也呼应了小说开头题记“我们都置身剧院，却从未看清剧院的走向”的核心基调。现实中的复杂总是让“身份真相”带着很强的模糊性。

　　但倘若我们追缉真凶，便会发现，这里或许还有一个跨越时空的永恒命题。

　　忒拜城有一国王，名曰克瑞翁。为惩处城邦的反叛者波吕涅克斯，严令禁葬其尸。这波吕克涅斯却也是他的外甥。他的外甥女，安提戈涅，遵照神律，安葬哥哥波吕克捏斯，却因违反法律被克瑞翁处死。海飞的悬案书写不仅仅是这一神话原型（《安提戈涅》）的文学遗产，还应证了一个此在存在的生存困境，即法律与人情的悖论。

　　最后，且让我们搁置这个议题，用海飞的一句话作为本篇文章的结束：人是不能选择时代的，只能在时代中选择一种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