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刚抵陆，岛内民调变天，赖清德支持率惊人，我大使一锤定音

现在看来，收复台湾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国民党贵客刚刚来到大陆，岛内民调变天，赖清德支持率惊人。

随后，我驻澳洲大使一锤定音，岛内顽固分子破防了。

萧旭岑这一趟北京行，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只是一次“例行交流”，它发生在一个极其敏感的时间点：岛内对抗情绪被系统性放大，民调结构发生明显异变，而民进党当局已经提前划下红线，“可以去，但不许谈政治”。

这不是善意提醒，而是政治上的预设审判，换句话说，这趟行程还没起飞，就已经被定义成“可疑行为”。

但讽刺的是，正是在这种高压背景下，国民党仍然选择派人进京，而且派的不是嘴炮型政客，而是萧旭岑这样偏向事务、政策和技术协调的人。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很清楚，靠口号已经无法在岛内换回信任，只能赌一条更务实、也更危险的路，把“和平”从抽象口号，变成具体方案，现实几乎在同一时间给了这条路线一记重击。

就在萧旭岑登机前后，岛内多家民调机构密集放出数据：赖清德的支持度不降反升，逼近五成，而长期被视为“理性派”“避战派”的国民党阵营，信任度却出现明显塌陷。

这一涨一跌，把一个残酷的事实摆上了台面，和平并没有带来政治红利，对抗反而在积累民意，这不是偶然波动，而是结构性转向。

换句话说，问题已经不在于“国民党有没有把话说明白”，而在于相当一部分选民，已经不再把“避免冲突”当作优先目标。

在他们的认知体系里，强硬不等于风险，妥协才等于失败，赖清德的姿态，被重新包装成一种“尊严政治”；而任何试图降低对抗烈度的动作，都会被迅速打入“投降”“卖台”的叙事框架。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套曾经奏效的政治麻醉剂，“选我就是选稳定”，已经失效了，社会情绪完成了一次转档，从风险规避，转向了风险承受，甚至是风险期待。

这对北京而言，是一个极其危险、却又必须正视的信号，危险不在于某一次民调数字本身，而在于它反映出的心理阈值变化。

当对抗被习以为常，当战争被抽象化，当代价被不断延后和模糊，任何基于“民意自然回调”的判断，都会变成自欺欺人。指望岛内通过选举机制自行纠偏，现实上已经越来越不成立。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千那番表态，才显得格外刺耳，却又异常清晰。

他没有再沿用“血浓于水”“一家人”的传统叙述，而是直接把问题拉回到一个最基础、也最无法回避的层面：主权与居住权。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法律事实；如果你否认这一点，那么你就同时否认了自己在这块土地上享有权利的根基。

这不是情绪宣泄，而是一次彻底的逻辑重置，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是用“住民自决”来绕开主权问题，因为我生活在这里，所以我可以决定这里的未来。

但肖千的逻辑，直接拆掉了这套叙事的地基：你之所以“住在这里”，不是因为你先天拥有决定权，而是因为这里本来就属于中国，房屋的所有权在谁手里，决定了谁有最终裁量权。

当你既不承认房东，又要永久占用房产，这在任何法理体系中，都不叫政治主张，只叫非法占据。

这也是为什么这套说法对民进党当局而言格外难以招架，因为它不再和你纠缠历史情绪，也不再陪你打意识形态口水仗，而是直接把问题压缩成一个非黑即白的法律判断：认同中国主权，留下；否认中国主权，离开。

这种状态，本身就无法长期自洽。它靠的不是逻辑，而是情绪动员；一旦进入制度和法理层面，就会迅速暴露裂缝。

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清晰的变化轨迹正在成型，一边，是岛内对抗型民意的持续上扬；另一边，是大陆政策语言的明显降温。

从“争取人心”，转向“划清底线”；从“温情叙事”，转向“规则叙事”。这并不是情绪变化，而是策略判断的必然结果。

当“惠台”无法换来政治回报，当“善意”被系统性解读为软弱，那么继续维持单向让利，本身就会变成一种风险。对方不会因此降温，反而会不断抬高要价，直到试探出真正的极限。

于是，选项被压缩到了最冷酷、也最简单的状态，不再是“如何说服你”，而是“你如何选择自己的位置”。

不再存在灰色缓冲区，不再存在无限拖延的模糊地带。身份、权利、土地，被重新捆绑成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这并不意味着情绪化决策，而恰恰相反，是去情绪化之后的结果。

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2026年这个2月的意义，并不在于某一次访问，也不在于某一组民调，而在于叙事逻辑本身发生了改变，一旦这种改变完成，就很难再倒回到过去那种“慢慢来、再等等”的状态。

当身份不再是可以随时切换的标签，而是与现实利益、法律后果直接绑定的契约时，装睡就不再是一种中立姿态，而是一种主动选择，而历史，对这种选择，向来不太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