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大于求”“货不对板”，音乐专业困境何时走出？

文 | 孙元昌

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中南大学、重庆大学等众多高校，纷纷对外语专业中某些方向的招生和教学作出大幅调整——有的撤销，有的暂停，有的减招，有的转型。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仅2018年至2022年间，全国共有28个外语相关专业被109所高校撤销；若计入2022年之后的数据，这一数字无疑更高。

很显然，高校外语专业的调整，是在社会形势变化与毕业生就业压力的倒逼下，不得不作出的回应。正如有评论所言：“这些调整反映了高校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定位进行的专业优化。”“英语专业的历史性调整，既是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更是智能化时代人文价值重构的重要契机。”

外语专业招生与教学领域的大幅调整，在教育界引发了广泛关注，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能不引起音乐教育界的警醒：当前的音乐人才培养，是否真正契合社会需求？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究竟如何？在招生规模、学科设置乃至培养模式上，是否同样有必要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我国早年的音乐专业招生，主要集中于九大音乐学院和六大艺术学院，以及各地师范院校的艺术系。当时，各校每年的招生数量均有较严格的控制。后来，随着国家经济持续发展、艺术团体增加，尤其是中小学对音乐师资的需求上升，音乐专业的招生规模有所扩大。但其中的音乐表演专业，由于社会需求有限，招生增长一直较为缓慢。

1999年国家推行高校扩招政策后，情况发生剧变。不仅原有的艺术院校在“做大、做强”口号的鼓舞下大幅扩招，许多综合性高校也纷纷增设音乐专业，可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还有一些原本未设音乐专业的高校，也在每年本科招生中划出一定名额，降低文化课录取分数线，招收艺术特长生。

正是在这种热潮推动下，社会上一度掀起钢琴热、提琴热、古筝热、二胡热，一浪高过一浪；每逢寒暑假，分属不同系统、不同院校或演出院团的业余音乐考级“你方唱罢我登场”，接连不断；各类音乐培训班人丁兴旺、遍地开花；少年宫、妇幼活动中心、职工俱乐部、文化馆、艺术馆、中学生歌舞团、少儿艺术团……到处都有音乐活动开展。彼时我国社会的音乐氛围，可谓“一片繁荣”。

但这种由盲目跟风催生的“繁荣”，终究未能持久。并非源于真实社会需求的盲目扩招，带来的结果是：招生录取标准放宽、毕业生整体水平下滑，音乐人才的供需关系严重失衡。

笔者所在单位是一所省属综合性艺术学院。在扩招政策实施前，学校音乐系与音乐教育系每年合计招生不过百人。省内另两家招收音乐生的师范院校，每年也仅各招数十人。但扩招启动后，不仅上述院校大幅增加招生规模，许多从未涉足音乐人才培养的综合类高校（如理工、财经、农业、石油、海洋等专业性极强的院校）也纷纷“组班子、扎台子”，抢招音乐生。粗略统计，在不长的时间内，本省招收音乐类学生的高校竟增至二十余所。于是，每年都有大批怀揣音乐梦想的学子涌入高校大门，甚至一些并不适合学习音乐的年轻人，也被轰轰烈烈的艺考热潮裹挟进了音乐圈。

直至今日，笔者所在的省份，真正能吸纳音乐表演专业毕业生的单位，仅有寥寥几家以“歌舞剧院”命名的专业艺术团体，以及两个职业乐团（其中一个还是2024年才组建的）。此外，地方戏曲院团的伴奏乐队，或许还能吸纳部分器乐演奏方向的毕业生。但上述专业院团大多早已满编，鲜有招聘新人的信息传出；即便偶有招聘，名额也极少，且面向全国，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相比之下，中小学音乐教师岗位的需求相对稳定，基本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招聘名额向社会开放。而如今硕士生竞聘小学教师岗位已不是新鲜事，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

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许多音乐专业毕业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投身于中小学音乐爱好者培训或艺考辅导的行列。然而，如今业余音乐考级已盛况不再；艺考报名人数逐年下降；普通高校的“艺术特长生”招生政策也逐步收紧。种种迹象表明，前些年社会音乐领域的“虚热”已然退潮，公众日趋理性。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市场根本无法容纳年复一年、源源不断涌向社会的大量音乐专业毕业生。

另外，当今社会已迈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新时代。以视频网站、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的融媒体音乐正成为主流。而我们的音乐人才培养体系，知识结构仍显单一、滞后，与迅猛发展的新业态之间存在明显脱节，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货不对板”的困境，进一步限制了音乐类毕业生的就业出路。

近年来，我国外语教育领域已审时度势，在招生、教学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改革。音乐教育领域的改革虽已有所行动，但从目前看，仍属微调，尤其在供需关系上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

为顺应新时代发展，为更好地对接社会实际需求，为扭转人才供给严重过剩的局面，音乐教育领域亟须在招生规模、学科布局、课程体系、培养模式等方面花大力气，推动更深层次、更系统性的调整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