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刻在土地上的数字

那些年，我们靠坚守和真心，想熬出自己最美的模样。用血汗挣得分数，用工分计算着自己的价值和尊严，泛黄的记分册总嵌在过往的岁月里不可忘记……

一、工分丈量着生活

工分是嵌在农民过往岁月里的刻度。在公社时代，一个村子的人都叫“社员”。日子不是按日历翻的，是按工分算的——早起一甲，晌午一甲，傍晚再一甲。三甲俱全，便是完整的一天。社员们的生活过程，就是努力做“工”去挣“分”的过程。

一把锄头、一把铁锨、一捆麦、一身汗，都能被拆解成细小的数字，一笔一笔记在泛黄的工分本子上。

日子，就这么被十分、八分、五分的工分，抻得又细又长，是那个时代丈量生活的尺子。

二、记工折射出人性的冷酷和人品的卑劣

那些分数是血汗兑成的纸券，薄薄地记在泛黄的账本上，体现着人的价值和尊严，但也折射出人性的冷酷和人品的卑劣。一个壮年男子，出满一晌力，换十个工分；女人则只能得七八个。老人和少年，就更少了。但这并非铁律，活有轻重，分有高低，笔有亲疏。 对每个出工的赋分，全凭队长和会计的嘴里一念、笔下一划。或者同工却不同酬，同样弯腰流汗，张三可以被记十分，李四可能被记八分；或者亲疏不同分工不同，高工分的活如赶车、看仓之类，永远都是他的亲信、堂弟兄的，出力少却记的工分多，可能被记上十七八分、二十分；或者队长披着褂子站在田埂上，眼一扫，话一落，会计笔尖轻轻一划，便是几家欢笑几家愁。队长、会计的笔，重过锄头、犁铧。人性的冷酷和人品的卑劣可见一斑。

于是队长和会计，成了村里隐形的“王”。受人追捧、巴结，平时能去别人家吃拉条子，吃上鸡肉。这比省城、县城、公社里来的干部待遇好太多了。省城、县城、公社里来的干部吃的是派饭，每次吃饭得付给派饭承担农户二毛五分钱的伙食费，以及半斤粮票。队长虽然同样是农民，有时也在村中劳动，裤脚同样沾泥，可家里粮缸总比别人满些，年底分红时，总是倨傲自得，神色从容自在。他们自己家永远有富裕，粮食、钱财比别人多。权欲、贪婪往往是从队里这最基层的地方开始的，因为生产队里的人最好糊弄，最乖，也离吃的最近，多吃多占、耍弄权力的机会多。如今回想，那大约便是最早的“腐败”了。只是那时的风，刮得烈、刮得清——若有人去村里、乡里举报反映，不出三日，必有干部骑着二八杠自行车进村。一查，一准；一处理，也利落。若万一有乡、村勾结，包庇、鱼肉乡里的情况，到酒泉县委一反映，保准有专案组下来处理，断无“查无实据”的情况发生，也无“临时工”顶罪的情况。因此，从队长、会计起，到村长、乡长等干部，那点儿自私、贪污，也总蒙着一层战战兢兢的恐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因为那时政府的果断清廉是令人信服的。

三、拾麦穗见证了人的珍贵和卑微

母亲总说，我从小就知道工分是好东西。我还不会干活，却已经仰着脸，看到大人们如何为多挣半分争得面红耳赤。家里人口多，母亲身子弱，我们几个孩子又小，全副重担都压在父亲、大哥和大嫂肩上。后来，三哥年纪大了点，也承担起了养家的重担。他们像不知疲倦的牛，天亮干到天黑，他们要用工分簿上的数字，抵抗我家人丁多消耗大带来的压力。

并不是说农村就意味着纯洁，并非所有农民全是淳朴的。母亲常低声念叨，那里都有坏人，队长、会计总是欺负不巴结他们的人，故意把最累最脏的活派过来，记分时却又压下一等。现实是钝刀子，割肉不见血，阉割了村子里的纯洁与淳朴，残酷能杀人。按辈分说，我父亲在队里是爷爷辈的人，乡邻是不出五服的后辈，可是扭曲的人性淹没了孝道，不孝的子孙辈终究没有善待我们。我爷爷就是没有吃的，吃了蓖麻子中毒身亡的。这样的生活愁得父母亲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盘算着我们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等我稍大些，便也学着去“要”活干。高工分的活儿自然轮不到我，只能做点边角。记的最深的是“捡麦穗”。秋收后的大地像被巨梳刮过，空荡荡的，只剩下零星的麦粒，躲在土坷垃边、田垄缝里。我们这些孩子就挎着小小的提筐，蹲着挪着，一寸一寸地挪，把那些被遗忘的金黄一根根拾起。一整个白天，晨露打湿裤腿，午阳晒红脖颈，到晚霞满天时，才能攒起小小一筐。这份工，算三分。

三分工，是什么概念呢？它是我一天挣的全部，折算成钱能值二毛钱。它珍贵的如万两黄金，却也轻得像一片麦壳，见证了人的珍贵和卑微。如今，我虽离开乡村五十多年了，还清楚地记得这些事。

四、决算数字显得瘦弱单薄

年终决算，是村里最肃穆神圣的仪式，是最具份量的仪式。空气里飘着的不仅是尘土，还有一股沉甸甸的肃穆。会计坐在那张旧木桌后，指尖下的算珠噼啪作响，每一声都清晰得像能震落土墙角的蛛网。他就在这一片响动中，将一户人家全年的工分一笔笔拢起，拨进一个总数里，再折算成看不着的钱——那是一个壮劳力拼尽三百六十个日夜才能攒下的指望。

一个顶壮实的劳动日，每天能挣十分工，好年景这十分工能值七八毛；孬年景这十分工能值两三毛。算下来，最好的光景，一年也不过三百来块钱进账；不好的年景，一年也不过七八十块钱进账。这单薄的数字，还得经受一家人的分解，一家人的粮、油、肉及穿衣都得从这里出。更何况，一家里不全是壮劳力，还有老的、小的、弱的、得病的。老幼妇孺都要穿衣吃饭看病。于是，那点刚在算盘上站稳的微弱单薄的数字，就立刻被一样样东西分解下去，更单薄，更微弱，乃至不见，乃至倒欠。

头一桩便是粮食。我们都管那叫“分口粮”，母亲后来轻声纠正：“哪是分？是‘买’。”“分”的那部分只有六十斤，其他是用工分换来的钱，再去买回糊口的粮。只不过这时的商家不是具体的人，是当时所谓的“集体”。粮食一秤一秤过，个人账本上的数字便一截一截矮下去，单薄下去，“集体”的收入一步步丰赡富裕。

若遇上杀猪，便是日子里一件盛大而奢侈的事。全队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一口猪。肉被分得极其精致，每一片肥瘦相间，连带着肠肚下水，都挂上写清斤两的纸条。空气里漾开生肉特有的腥气，混着人们灼热的目光。但那喜悦底下总是垫着一层东西——这肉，同样不是白给的，它也要从那些工分里扣出钱来，是又一次郑重的“购买”。

再次便是清油。队里自己种的胡麻榨出的清油，按每户工分多少分到各户的陶罐里，闪着清亮的光。香是香，沉也是沉的——它也在账本上等着，等着在工分决算中逐一扣除。

这么一笔一笔，像是看不见的刻刀，把那原本就瘦弱的数字，雕琢得更加单薄，乃至消亡。一年到头，扣去口粮、猪肉、清油，白纸黑字最终落定的，能剩下几十块钱的，便是让人眼红的殷实户。更多的，是会计用红笔写下的负数——忙累一年，倒欠队里几十甚至上百元。那红字刺眼，就是如今的专家或干部称之为“负收入”的部分。它是一笔实实在在的债，不是收入，是沉甸甸地压在一家老小心上的大山，等着来年，再汗珠子摔八瓣去挣，去还。

在这里，商家是固定的，客户也是固定的，需要也是固定的，没有选择，更谈不上奢华、挑剔。一年到头的温饱是最大的愿望，这个特殊商家和农户形成了这种关系，被温饱线固化了。

五、强烈的生存欲望与微薄的希望

那时每户买到（不知情的人说是分到）的粮，总撑不到来年新麦上场。春天是最难熬的，大家往往就没吃的，只能“饿饭”。“春天里来好风光”只是唱颂歌而已，事实上是“春天里来好饥饿”，这就是老人说的“荒二月”。粥越来越稀，野菜糊糊成了主食。把蔓菁干、芹菜干、葫芦叶干以及晒干的萝卜叶子、葫芦叶子、甜菜叶子、杏树叶子等砸碎成粉沫，加在清汤里，以增加饭菜粘稠度。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五月初。因为五月里有些猪草长出来了。庆幸有这些猪草，靠着它，我们度过了一个个青黄不接的日子。

但是父亲在昏暗的油灯下，曾对我这样总结：“别看挣工分苦，总比吃食堂强。”父亲说完这话，总会沉默很久。

一灯如豆，墙上人影佝偻，像一张被生活压弯的弓。

他说的“食堂”，是更早年月里合作组时期的事。合作组时期吃大锅饭，所有人都从一个灶里打粥，干多干少一个样。于是人心懒了，田也荒了，出工只是晃个影子，力气都省着带回自己的炕头。结果是饿肚子，是比挣工分时代更广泛、更无望的饿。

工分制至少还承认“多劳多得”的形式，哪怕这形式里掺进了不公与算计。但它像一根粗糙的鞭子，抽着人往前挪。为了多挣半分，有人天不亮就去抢好工具；为了争一份工分高的“肥差”，兄弟邻里也能吵得脖颈上青筋暴起。积极性是被逼出来的，这里头混着求生的强烈欲望，也混着每一年的微薄的希望。

六、工分见证了时代的匮乏与人生的不屈

直到有一天，“分田到户”的风终于刮进了村里。土地的气息没变，但劳作的意味彻底不同了。不再需要队长派活，不再需要会计记分。你流下的汗，直接沁进自家的田里；你收获的谷，直接堆进自家的粮囤。

工分，这个丈量了集体时代每个人生命重量的单位，悄无声息地褪色、消散，最终成了老辈人嘴里一段泛黄的记忆。它曾是一代人的镣铐，也是一代人的救生索；它铭刻了匮乏，也见证了人在匮乏中不屈的挣扎。

如今回想，那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数字”与红杠，何尝不是一部无字的乡村史诗？它写满了汗水的价格，尊严的重量，和一个时代缓缓转弯时，发出的沉重的咯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