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变天了？总统拒不服从法院：哪怕被判了，港口也不停

巴拿马最高法院于深夜突袭发帖，单方面宣布李嘉诚旗下长和集团运营长达28年的两大港口特许权“违宪且自始无效”，可总统穆利诺旋即公开表态力挺现有运营体系，严令港口全天候运转、绝不中断——既然司法机关已认定合同彻底失效，国家元首为何仍执意维持原状？

这场表面撕裂、实则高度协同的“法权与政令背离”事件，究竟意在传递何种信号？

2026年1月，巴拿马最高法院以一种打破所有司法惯例的方式，强行终止了一份依法签署、本应持续至2047年的国际商业特许协议。

1月29日午夜时分，该国最高审判机构并未举行法定听证，未出具加盖印章的正式判决书，亦未召开权威新闻通报会，而是通过X平台（原Twitter）官方账号悄然发布一则简短声明：长和集团对巴尔博亚港与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经营授权“违反宪法、归于无效”。短短数语，便将近三十年的稳定合作一笔勾销。

真正令人震惊的，并非“违宪”这一法律定性本身，而在于裁决诞生的路径及其后续执行逻辑的彻底断裂。

依通行法治准则，涉及国家级基础设施的重大司法裁定，理应附具详尽法律推理、援引具体宪法条文、明确权利义务终止节点及资产交接路线图。但此次，整套程序被压缩为一条137字符的社交动态。

合同效力被即时剥夺，却全无关于资产归属、历史债务清算、员工安置或过渡期管理的任何说明；更具悖论意味的是，裁决发布数小时后，总统穆利诺即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紧急讲话，要求长和团队照常调度船舶、保障装卸、维持全部信息系统运行，核心指令只有一条：港口运转不得出现哪怕一分钟的空档。

由此催生出一幅荒诞现实图景：法律身份上，你已是“无权主体”；实务操作中，你却被强制承担全部履约责任。

契约关系已然解体，但运营义务丝毫未减；法律资格已被撤销，但生产力必须满负荷输出。这种双重强制状态，早已溢出常规商事争议范畴，实质构成一种制度化的能力征用——先系统性否定权利基础，再最大化榨取既有能力存量。

巴拿马当局陷入如此显性逻辑困境，并非缺乏认知，而是深陷结构性困局：巴尔博亚港与克里斯托瓦尔港合计处理运河经济带近42%的集装箱吞吐量，一旦停摆，国家财政收入将即刻缩水超11亿美元/季度，超1.7万名本地雇员面临失业风险，全球主要航运联盟亦需紧急调整跨太平洋航线网络。

长和集团在当地深耕二十八载，构建起覆盖码头自动化系统、海关协同平台、多式联运调度中心的完整技术生态，其运维团队熟悉每一处潮汐参数、每一条泊位水深、每一类特种货柜操作规范，当前阶段根本不存在具备同等承接能力的替代主体。

正因如此，政治叙事上必须完成“切割仪式”，现实治理中又不得不仰赖原有运营骨架，这种深刻的能力依附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本次所谓“违宪审查”绝非一次独立司法行为，而是一场预设结果的制度性安排。

若将时间轴前推，此次深夜突袭实为长期铺垫的终章。2025年3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巴期间，在联合记者会上使用“不可接受的地缘渗透”表述，影射特定外部资本在运河区的深度布局。

该表态虽未点名企业，却如一道政治指令迅速传导至国内各执行层级，随即引发舆论场密集讨论与审计机关高频动作。

几乎同步，巴拿马国家审计总署对外发布专项评估报告，指控长和集团在特许期内导致“国家经济损失约13.2亿美元”。

该数据至今未公开计算模型、未列明基准参照系、未引入国际公认评估机构复核，但其战略功能异常清晰：完成政治定性前置。一旦“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结论被确立，后续司法介入便自动获得形式合法性。审计部门负责制造话术支点，法院负责赋予终局效力，而决策中枢早已完成目标锁定。

这套运作机制高度模块化且极具复制性。外部力量提供方向锚点，本国机构实施流程闭环，程序严谨性让位于结果可控性。“违宪”在此已异化为一种政策工具，其功能不再是约束权力，而是服务特定资产重置目标。

那么，腾出的关键位置将由谁接替？答案呼之欲出：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

早在2024年第四季度，马士基已完成对巴拿马运河铁路公司100%股权的收购，一举掌控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两端的核心陆路物流动脉。

此举为其整合运河区“水铁联运”体系埋下关键伏笔。而在港口裁决公布后第七十二小时内，巴拿马交通部即与马士基旗下APM Terminals签署备忘录，启动所谓“临时运营支持框架”磋商，业内普遍视其为实质性接管前奏。

若将上述线索串联审视，“宪法争议”不过是精心设计的烟幕，本质是一次跨国资本主导的基础设施权益转移工程。

长和集团自2000年代初接手两港以来，累计投入逾24亿美元升级智能闸口、深水泊位及绿色能源系统，使港口效率跃居拉美前列，并于2021年经巴拿马国会特别程序批准完成续约，合同文本严格遵循《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特许经营示范法》。

如今，在零协商、零补偿、零完整法律文书的前提下，经营权遭单边剥夺，西方资本随即进入接洽阶段，此类操作已明显超出法治框架所能解释的范畴。

更需警觉的是，此非孤立案例，而是一种可迁移的范式。当政治意志可以凌驾于白纸黑字的长期契约之上，当最高司法机关能以社交媒体取代法庭宣判，所有跨境长期投资的安全预期都将遭遇系统性坍塌。

今日被宣告“无效”的是港口经营权，明日可能延伸至锂矿开采许可、海底光缆登陆站、区域数据中心等战略资产。规则失去确定性，风险便丧失计量基础。

穆利诺政府当前展现的强硬姿态，恰恰折射其深层脆弱性：既要向域外力量展示“政策自主性”，又无力承担港口停摆带来的连锁崩塌，只能在象征性清算与实质性依赖之间高频切换节奏。

此种状态，对任何主权国家而言，皆为信用体系瓦解的典型征兆。契约的生命力不在文字精美，而在执行刚性；司法的公信力不在结论威严，而在程序可溯。当二者同时失守，市场的唯一理性回应便是集体撤资。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外交部随后发布的严正声明，远不止于维护一家企业的合法权益，实为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商业文明底线。

倘若今日可用一条社交平台推送轻易废止跨越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商业承诺，那么明日，任何主权国家、任何跨国实体，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算法化清除”的对象。寒意不会局限于长和集团内部，而将沿着全球投资网络急速扩散，直至所有审慎资本选择驻足观望。

当一国最高法院选择用Instagram替代法庭，问题的核心已非判决是否正确，而是这个国家还剩下多少值得托付的信任资产。

巴拿马或以为自己在大国角力中觅得弹性空间，试图以牺牲特定商业伙伴换取短期外交收益，却忽略了一个根本现实：资本或许可被临时胁迫，但绝不可能长期容忍制度性不确定性成为常态。

港口桥吊的操作权可以移交新团队，国际航线可以重新编排时刻表，但一个国家因反复失信而流失的国际信誉，却无法通过任何技术手段修复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