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5年前清空家底移居法国,如今查出绝症,却被送回国看病蹭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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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T3航站楼,冷气开得很足,却吹不散我后背那一层细密的虚汗。

我坐在轮椅上,膝盖上盖着那条在里昂旧货市场淘来的羊毛毯,手里死死攥着那本深红色的中国护照。我的儿子李明,正站在离我三米远的地方打电话。他用流利的法语跟那边解释着什么,眉头紧锁,时不时看一眼手腕上的表。那种神情我太熟悉了——那是处理一件棘手、麻烦、却又不得不处理的过期包裹时的表情。

那个“包裹”,就是我。

“爸,车来了。”李明挂了电话,换上一副略显疲惫的笑脸走过来,“是你以前单位的老刘叔来接咱们,直接去朝阳医院。”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

十五年前,也是在这个机场,我意气风发。那时候我刚退休,卖掉了北京三环里那套一百二十平米的大房子,拿着几百万的巨款和毕生的积蓄,在亲戚朋友羡慕嫉妒的眼神中,登上了飞往法国的航班。那时候我说:“我要去享受欧洲的田园生活了,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十五年后,我确诊了胰腺癌晚期。法国医生两手一摊,说只能姑息治疗。李明算了一笔账,那昂贵的护理费和可能拖垮他中产生活的医疗开销,让他做出了一个“孝顺”的决定——送我回国。



理由冠冕堂皇:“爸,落叶归根。国内现在的医疗技术不比国外差,而且你还有医保,找熟人也方便。”

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心里一阵发苦。落叶归根?不,我这是被“退货”了。

车子驶入市区,曾经熟悉的街道变得无比陌生。高楼大厦像钢铁森林一样压过来,让我有些喘不过气。

到了医院,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我的医保卡停了很多年,虽然后来李明帮我补缴过,但异地手续、断缴补录的一堆问题,让窗口的小护士皱起了眉头。

“大爷,您这情况属于长期境外定居,现在突然回来要住院报销,系统里得审批。”小护士说话倒是客气,但眼神里那一闪而过的打量,像针一样扎人,“现在回国看病的人挺多的,都说是为了中医,其实……”

她没把话说完,但我懂。其实是为了蹭医保。

我脸上一阵燥热,像是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我想大声告诉她,我也曾是这个国家的建设者,我教了四十年书,我也交过税,这医保是我应得的!可话到嘴边,看着李明在旁边赔着笑脸递烟的样子,我又咽了回去。

我现在有什么底气喊呢?房子卖了,钱花了,根拔了。现在的我,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寄生虫。

住进病房的第二天,李明就要走了。

他的理由很充分:法国那边的公司只给了三天假,孩子还要上学,老婆一个人忙不过来。

“爸,护工我给你请最好的,一天四百。”李明站在病床前,一边整理领带一边说,“二姑就在北京,我也跟她打过招呼了,她会常来看你。钱的事你别操心,我有空就飞回来看你。”

我看着这个我也曾引以为傲的儿子。他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举手投足间都是那个“上流社会”的精英范儿。为了培养他,我倾其所有;为了帮他在法国站稳脚跟,我卖房款的一多半都给他付了里昂那套别墅的首付;为了帮他带两个混血孙子,我这十五年像个哑巴保姆一样在异国他乡操劳,法语只会说“你好”和“谢谢”,唯一的社交就是去超市买打折菜。

现在,我病了,成了累赘,就被这一张机票打发了回来。

“明啊,”我叫住他,声音有些发抖,“要是……我是说要是,我这次挺不过去……”

“爸!说什么呢!”李明打断我,语气有些急躁,似乎在掩饰什么,“医生说了,还是有希望的。你别胡思乱想,好好养病。”

他走了。走得很快,连头都没回,仿佛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兽。

我看着空荡荡的病房,那一刻,巨大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躺在洁白的床单上,眼泪顺着眼角流进耳朵里,冰凉刺骨。

我错了。我不该在十五年前把自己的后路断得干干净净。我以为亲情是这世上最坚固的保险,却忘了,人性在现实面前,往往经不起太昂贵的考验。



下午,二妹来了。

二妹比我小五岁,一辈子没出过国,守着老家那套老破小过日子。以前我总觉得她没出息,甚至在出国前还带着一种优越感劝她:“你也把房子卖了跟我走吧,国内这环境哪有国外好?”

现在,她提着一个保温桶,风尘仆仆地出现在病房门口。看见我的一瞬间,她的眼圈红了。

“哥,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她没有责备,没有嘲讽,只是走过来,用那双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二妹……”我喊了一声,眼泪再也止不住,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二妹给我倒了一碗小米粥,是从家里熬好带过来的,粘稠,带着一股久违的米香。“哥,喝点吧。国外的面包牛奶把胃都吃寒了。”

那一碗粥,我喝得干干净净。那是十五年来,我吃过最踏实的一顿饭。

住院的日子里,二妹几乎天天来。她不怎么会说话,就在旁边陪我坐着,给我削苹果,或者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里的琐事:谁家孙子考上大学了,谁家老头去跳广场舞了,以前大院里的老张头前几天走了……

这些充满了烟火气的琐碎,像是一根根细线,慢慢把我从那个冰冷、悬空的“华侨”身份里拉了回来,重新缝合进这个真实的人世间。

但高潮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把刚刚建立的一点温情撕得粉碎。

那是住院的第二周,我的病情突然恶化,疼得在床上打滚。医生建议用一种进口的靶向药,不在医保范围内,一支要两万多。

二妹给李明打电话。

电话开了免提,李明的声音从大洋彼岸传来,带着明显的迟疑:“二姑,一定要用这个药吗?医生不是说……已经是晚期了吗?这个药能延命多久?如果只是多拖一个月,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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