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地陆续公布2025“年报”,中国县域经济成绩单再次迎来振奋人心的刷新。在长三角这片经济热土上,“千亿县”的阵营同样动力澎湃:江苏宝应县成功跻身“千亿俱乐部”,浙江则一口气迎来了象山、嘉善、长兴、临海四位新成员。
县域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动能,重新定义新的发展格局,它们已不再是城市经济的附属,而成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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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华社
江苏:苏南引领,全域花开
在全国公认的“千亿县”版图上,江苏以23席、占比超过1/3的绝对优势持续领跑。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在于其构建了一个从苏南到苏北“全域开花”的县域经济矩阵。
“苏南旗舰”的标杆高度,成为观察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参照系。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等“苏南四小龙”是全国百强县榜单前列的常客。它们凭借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外资经济与根植本土的民营经济“双轮驱动”,打造了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多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昆山和江阴在2024年GDP就已突破5000亿元大关,经济体量甚至超过了部分省会城市。
而近年来更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苏中、苏北的广阔腹地。随着省内南北合作共建园区等协调机制的深入推进,后发县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追赶,实现了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的格局之变。
最新晋级的宝应县,便是这一战略的生动注脚。“十四五”期间,宝应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开票销售突破千亿元大关,其中,工业开票达1200亿元;跻身工业、创新、营商环境、投资竞争力等全国百强榜单。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两电两新”主导产业占比提升至75%,累计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549个,实现倍增。创新动能显著增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高新区从无到有、积厚成势。城乡发展更趋均衡,居民收入比缩至1.42,协调发展底色更亮。
江苏的实践表明,强大的县域经济不仅是经济的增长极,也是区域均衡发展的稳定器与变压器。通过“飞地经济”、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方式,苏南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持续向北输出,不仅激活了潜力,更重塑了格局,为江苏在县域发展中保持领先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浙江:强区林立,特色突围
在聚焦县级市和县的全国性榜单上,浙江的“千亿县”数量位居第二。然而,一旦切换视角,观察其包含市辖区在内的千亿级县(市、区),一个更为庞大的阵容浮现出来。根据浙江官方媒体报道,2025年浙江“千亿县(市、区)”总数已达39个。这一数据差异,恰恰是解读浙江经济“均衡富庶”和“内生增长”特质的关键钥匙。
“强区经济”是浙江数据跃升的核心密码。与江苏拥有众多独立强大的县级市不同,浙江的杭州、宁波两大核心都市区集聚效应极为显著,在此带动下,其下辖的余杭区、鄞州区、北仑区、滨江区等市辖区的经济规模突破3000亿元大关。其中,余杭区以3568亿元的经济体量,再次推高了浙江县域经济的“天花板”。这些市辖区虽不在狭义的“千亿县”榜单内,却是浙江经济躯干上十分强有力的肌肉。
除了经济总量出众,浙江强县十分注重特色产业的发展,会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锻造出一批颇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做到“一县一品”甚至“一县多品”。
例如,此次新晋的四个“千亿县”各具特色:象山随着象山港跻身国家开放口岸,以及今年即将开通城际铁路,正在从地理边缘转向战略前沿;嘉善的县域创新能力首屈一指,科技创新指数攀升至全省第三,持续位列县(市)第一;长兴位于太湖西南岸,是环太湖经济圈中的洼地,但汽车产业、新能源、智能装备等产业颇具特色,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5家;“十四五”期间,临海捧回科技创新鼎、制造天工鼎、二星平安金鼎、大禹鼎银鼎、神农鼎,是台州首个实现“大满贯”的县(市、区)。
这揭示了浙江高质量发展的另一条路径:通过做强都市核心与激发县域特色“双轮并进”,实现了中心城市“水涨船高”与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的良性循环,共同构筑了省域竞争力的坚实后盾。
长三角:背靠大树,共创新局
长三角地区“千亿县”的蓬勃发展,绝非各省各县的孤军奋战,它们的分布与都市圈格局高度重合,“背靠大树好乘凉”的规律充分显现,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成为关键变量。
例如,近年来嘉兴主动承接上海、杭州的创新辐射与产业溢出,“千亿县”数量接连超过绍兴与温州。在“十五五”规划中,嘉兴明确提出要实现“县域千亿元覆盖”。其中的嘉善县,更借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制度红利,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实现千亿跨越,年均增长6.8%,位列嘉兴第一。这正是区域协同产生“1+1+1>3”效应的最佳证明。
产业链的“一体化”协作,也催生了跨越行政边界的“超级产业集群”。例如一条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其研发、电池制造、零部件生产、整车组装等环节,可以高效分布在上海和苏浙皖县域。这使得每个县域不必追求“大而全”,而是专精于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基础设施与制度的“软硬联通”,则为这种协同提供了坚实基础。高铁网络构建了“一小时通勤圈”乃至“半小时通勤圈”,加速了人才与技术流动;而“一网通办”等制度创新,则大幅降低了跨省经营的制度性成本,正在塑造一个“无感跨省”的统一大市场。
因此,长三角“千亿县”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其惊人的经济总量,更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场关于“区域协同生产关系”的规模实验。它们证明了,当县域经济突破行政边界的束缚,在更广阔的要素市场中重新定位、专业分工时,所能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如今,这一区域已率先步入县域经济的“精耕细作”时代,其探索出的协同路径与制度创新,正在为全国县域的高质量转型提供一份关键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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