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共一大的神秘人物，长期被埋没，60多年后才浮出水面

2007年，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发生了一件挺稀奇的事儿。

当馆长接过这两张纸片仔细端详时，那眼神里的那一抹光亮，既像是挖到了宝藏的兴奋，更像是一块压在心头几十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没过多久，工作人员就把其中一张属于上世纪20年代的旧照，小心翼翼地贴进了代表墙上的那个圆框里。

要知道，这个位置已经空窗了整整八十六年。

这一贴，意味着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的十五位代表，终于全都有了正脸。

这位让大家苦等了八十多年的神秘人物，名字叫尼克尔斯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日子里，讲起中共一大的历史，这人简直就是个透明的影子。

名义上大家都知道他在场，可真要问他具体干了啥，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更有意思的是，哪怕是当年坐在他对面的其他代表，回忆起这人来也是五花八门，甚至到了记不清的地步。

这事儿可不光是一个人“被遗忘”那么简单，往深了挖，这里面藏着共产国际早期的那一套组织路数，还有一个小人物被卷进大时代漩涡里的无可奈何。

咱们得把日历翻回到1921年的那个夏天，去瞧瞧这个“隐形人”到底是个什么路数。

那时候的上海法租界，一大会场里挤着十五个人。

十三个是中国代表，剩下两个是洋面孔。

那个叫马林的老外，大伙儿印象太深了。

这哥们儿是个典型的霸道总裁范儿，开会怎么开、聊什么话题，全是他一个人拍板。

后来密探摸上门，也是马林江湖经验足，一巴掌拍桌子吼着大家赶紧撤，这才保住了中国革命的火种。

可偏偏坐在马林边上的那个尼克尔斯基呢？

张国焘后来的回忆很有代表性，他说这人看着就像马林的跟班，闷葫芦一个，基本没开过腔。

这话听着挺顺理成章。

大领导出门带个秘书，合情合理。

但这里头有个经不起推敲的大窟窿。

当时年纪最小的代表刘仁静提过一个细节：尼克尔斯基压根就不懂英语。

马林在那儿用英语滔滔不绝的时候，还得靠刘仁静给尼克尔斯基当翻译。

这就有点离谱了。

既然他是马林的助手，怎么可能连顶头上司的话都听不懂？

既然是跟班，哪有让身为会议代表的刘仁静反过来伺候他的道理？

所以说，这个“助手论”，根本就站不住脚。

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在那场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会上，他非要装得像个哑巴一样？

这个谜题，一直被锁在历史的柜子里六十多年。

直到1986年，才在几千公里外的荷兰被意外撬开了锁。

那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的杨云若教授和社科院的李玉贞专家，飞了一趟荷兰。

他们原本是冲着马林的档案去的，毕竟马林是荷兰人，老家那边存了不少一手的手稿。

谁知道，在翻看那些褪了色的工作笔记时，几行不起眼的字让两位专家当场愣住了。

马林在笔记里是这么发牢骚的：

“192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干活，我也是这会儿到的。”

注意他用的词，是“我也这会儿到”，可不是“我带他到”。

马林紧接着写道：“跟尼克尔斯基在上海这档口，我也就是帮帮他，去完成书记处派给他的差事。

我从来不单干，省得组织上乱套。”

这几句话的信息量简直炸裂。

它直接把“助手说”给掀翻了，原来这两人的关系压根就不和谐，是个别别扭扭的“双头马车”。

这里面有两笔账，马林算得门儿清。

头一笔是“山头账”。

马林是共产国际总部的特派员，那是拿着尚方宝剑的“钦差”；而尼克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人，那是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地区性机构。

换句话说，这两人根本不是上下级，而是分属两个不同的衙门。

第二笔是“干活账”。

马林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憋屈——他不光指使不动尼克尔斯基，反过来还得配合人家干活。

那问题又来了：既然尼克尔斯基不是小跟班，而是代表远东书记处来的“监工”，那他怎么在会上表现得那么“怂”呢？

这就得聊聊1989年苏联解密档案带来的第二波震撼了。

靠着苏联历史学家卡尔图诺娃的挖掘，咱们总算看到了尼克尔斯基的履历表。

看完这张表，你就能明白他在上海为啥要奉行“沉默是金”了。

尼克尔斯基，1889年生人。

他在俄罗斯当过店员，干过大头兵。

最要命的数据是这一条：他直到1921年才加入俄共（布）。

这是啥概念？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他是当年才入党的新兵蛋子。

一个党龄还不满一年的“菜鸟”，被派到中国来指导像陈独秀（虽未到场）、李大钊、李汉俊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建党。

这活儿对他来说，确实是赶鸭子上架。

他在会上能唠啥？

少说少错，不说不错，恐怕是他当时唯一能保住面子的办法。

那远东书记处脑子进水了，派这么个人来？

这里面折射出早期共产国际对远东那块地盘的复杂心思。

一方面，他们急着要在那儿插旗；另一方面，远东书记处刚搭起草台班子，手头根本没几个能打的兵。

尼克尔斯基大概率是因为恰好在那儿，又是唯一能调动、且政治上靠得住的人手，就被抓了壮丁。

他的任务与其说是去“指导”，不如说是去“占座”和“联络”。

马林在笔记里提过：“尼克尔斯基同志接到的死命令是，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

哪怕只是去当个摆设，代表远东书记处“到此一游”，这就是他的差事。

可中国同志当时并不买账。

马林记录说：“中国同志不乐意这么搞，他们反感这种被监视的感觉。”

所以，1921年的上海，尼克尔斯基被夹在中间，那是相当难受：

论资历，他是新来的；论语言，他又聋又哑；论关系，中国代表嫌弃这种“监护”；论搭档，强势的马林跟他面和心不和。

他没别的招，只能老老实实当个不吭声的“记录员”。

会议散场后，这位“记录员”的下场更是让人心里发堵。

回到苏联，他并没有因为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而捞到什么功劳。

相反，他那平平无奇的履历也没能成为他的护身符。

1938年，正是苏联“大清洗”最凶的时候。

2月，尼克尔斯基被抓了。

扣在他头上的帽子是那个年代最万能的——“间谍罪”。

同年9月21日，一声枪响，尼克尔斯基被处决，命定格在49岁。

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他都是个“不能提”的人。

一直熬到1956年，他才被平反。

可那会儿，人们只知道有个叫尼克尔斯基的名字，至于他长圆的长扁的，谁也没见过。

2001年，蒙古国官员参观一大会址时指出的那个缺憾，说白了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好在，历史虽然有时候会迟到，但总有人在后面缝缝补补。

一张是二十年代的意气风发，一张是三十年代的满脸风霜。

回头再看尼克尔斯基这一辈子，他不像马林那样光芒四射，也不像其他代表那样名留青史。

他更像是一个大时代里的螺丝钉。

组织让他去，他就去了。

哪怕语言不通，哪怕资历不够，哪怕处境尴尬。

他把活儿干完了，然后在时代的绞肉机里无声无息地没了踪影。

但历史是公道的。

在那场天翻地覆的大事变中，确确实实坐着十五个人。

那个缩在角落里、听不懂英语、半天憋不出一句话的俄罗斯人，他的沉默，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信息来源：

《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7、8期合刊《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克尔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