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四月初,南洋岸镇,南洋浴室。
门帘掀开的刹那,水汽扑面而来。
王一鸣眯了眯眼,适应着浴室里昏黄的灯光。堂子里人影晃动,拖鞋啪嗒啪嗒敲着地面,跑堂的吆喝声从雾气深处传来。他抬手理了理黑色礼帽的帽檐,右胸前那枚银色徽章在灯下闪过一道微光——那是“盐城县自治会”的标识,此刻成了他最好的掩护。
新洋河从镇北流过,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年前,敌人在河边修了炮楼地堡,东西两侧拉起铁丝网,小汽艇日夜巡逻。据点里驻着日军小队、伪军中队,北岸还有一个伪军营。敌人把这里打造成楔入根据地的钉子,企图切断周围游击队之间的联系,方便他们“扫荡”。
随后县委布置了任务:摸清敌情,进而分化瓦解。
王一鸣今天就是为此而来。他来南洋浴室找一个叫小喜子的擦背工人,托他办妥两件事:一是留意敌伪军官洗澡闲聊时漏出的情报,二是帮忙散发些宣传品。
为防万一,他提前约了郭小元。
郭小元是本地帮会“三番头子”王子余的大徒弟,人在敌巢里混,心却向着抗日。两人约定,郭小元先到浴室望风,盯着日伪军的动静。
王一鸣来时,郭小元已经坐在靠里的长椅上,见他进来,郭小元微微点了点头。
王一鸣在他对面坐下,脱下深灰色夹袍递给茶房:“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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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正要起身去找小喜子,门帘又被掀开了。
进来三个人,各个都是绸衫,皮鞋,梳着油亮的头发。他们在郭小元旁边坐下,高声说笑着开始脱衣服。
王一鸣眼角余光扫过,心里提了提——这三人打扮体面,但眉宇间有股子说不出的戾气。
几乎同时,门外闯进来了第四个人。
这人个子很高,浑身冒着热气,他急匆匆凑到那三人跟前,脑袋挨着脑袋,压低声音急促地说着什么。说话时,四双眼睛不时地扫视着四周众人。
王一鸣的心往下一沉。
对面的郭小元这时也动了动。他朝王一鸣使了个眼色,嘴角朝那伙人方向轻轻地歪了歪,又快速眨了眨眼。
危险!
王一鸣脑子里瞬时警铃大作。这伙人恐怕是冲着自己来的,而且打算在浴室里动手。他握了握藏在袖口里的手,掌心渗出细汗。
不能慌。
这时候一慌,就全完了。
走,必须马上走。可敌人近在咫尺,硬闯等于自投罗网。
怎么办?
王一鸣深吸一口气,湿热的水汽灌进肺里。他忽然抬高声音:“茶房!带衣服!”
“来啦,先生!”茶房小跑过来。
王一鸣接过衣服披在肩上,声音又拔高几分,语气变得威严:“帐房!我的公文夹带来!”
柜台后的帐房先生抬起头,愣了一瞬。那是个四十来岁的瘦削男人,戴着旧式圆眼镜。“是,先生。”他应道,随即困惑地推了推眼镜,看看身边的东西,随后疑惑地摊了摊手,“公文夹子……没有唷?”
“我明明交柜的东西,怎么会没有了?”王一鸣声音里透着明显的不悦,“快给我找来!”
“先生,的确没有唷。”帐房先生一脸茫然,开始在柜台里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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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借着争执,边责问边朝柜台方向走去。他的驼绒长袍在身后摆动,脚步却稳得很。走到两个房间的转弯处时,他眼角瞥见大门边已经站了个人——正是刚才进来报信的高个大汉。
那人两手叉腰,两脚分开堵在门口,像一尊门神。
王一鸣的心跳快了一拍,但脚步没停。他径直走到柜台前,双臂猛然将长袍向外一抖!
“胡说!”他厉声喝道,“难道我还赖你不成?你睁眼看清楚,我可是赖你之人?!”
帐房先生被这气势震住了,低声回道:“先生,我怎敢这样……我正在找呢。”
王一鸣已经逼近门口那个大汉。
四目相对。
大汉盯着这个头戴礼帽、怒抖长袍的人,目光落在他右胸前——那枚银色的徽章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冷光。徽章上的字样清晰可见——盐城县自治会。
这派头,这气势,让大汉脸上的凶相收了几分。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咽了回去。他那眼神里多了疑惑和犹豫——这人到底什么来头?
王一鸣侧目扫了大汉一眼,转而对帐房先生说:“你抓紧查!我还有重要公干,不等了。查到后从速给我送来!”这话说得斩钉截铁,像在下命令。
说完,他突然转身。威严而愤怒的目光直逼门口的大汉。
头向上一昂。
没有言语,可那意思再明白不过:闪开!
堂子里静了一瞬。只有水池那边传来哗啦的水声,跑堂的吆喝也停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了过来。
大汉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看看王一鸣,又看看那枚徽章,再看看王一凛然的神色。终于,威势之下,大汉不自觉地垂下手,缩回脚,身子往旁边挪了半步。
一条生路,总算是让了出来。
王一鸣一步跨出浴室大门。
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他深吸一口气,清新的空气灌入肺腑,驱散了浴室里黏腻的水汽。他没有回头,径直朝镇中心方向走去。
脚步不疾不徐。
走过青石板路,拐过街角,确认身后没有尾巴,他才加快速度。巷子纵横交错,他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小路。左拐,右转,穿过一条窄巷,再左拐——王子余家的黑漆大门出现在眼前。
王一鸣推门而入,反手关上。
约莫一刻钟后,郭小元也赶到了。他脸色发白,额头上挂着汗珠:“你刚走,那四个家伙就凑一块合计。我隐约听见他们说,‘刚才走的就是新四军的要人’。他们立马冲出浴室,朝据点外边的岔道和要道分头追去了……”
王一鸣点点头,倒了碗水递给郭小元:“慢慢说。”
后来才知道,那四个人是盐城县日寇情报小组组长唐斌带领的特务。这伙人平日里横行乡里,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专门搜集我军情报,破坏抗日活动。
那天下午,唐斌一伙在浴室扑空后,气急败坏地网罗爪牙,把据点外搜了个底朝天。麦田里,沟渠边,树林子——到处是他们的人影。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更荒唐的事发生在当天傍晚。
唐斌一伙又折回南洋浴室,把帐房先生团团围住。唐斌指着鼻子骂:“你刚才是在和那个新四军演‘双簧’戏!一唱一和,蒙混我们!”
帐房先生吓得浑身发抖,眼镜滑到鼻尖:“我……我不明白……”
“那个大人物就是你故意放走的!你给我交人!”
“先生,我真不知道啊……他就是来洗澡的客人,说要公文夹,可我确实没收到……”
特务们也知道从他这儿榨不出什么。一个瘦高个凑到唐斌耳边:“组长,我看他也不像装的。再说,真要抓人,他也交不出来。”
唐斌狠狠瞪了帐房先生一眼,啐了一口:“晦气!”一挥手,带着人走了。
帐房先生瘫坐在柜台后,半天没缓过神。他到现在也没想明白,那个客人的公文夹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更不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出“双簧戏”里的另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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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过后,王一鸣向县委汇报了经过。领导听了,沉吟片刻:“唐斌说你们演‘双簧’,倒也没说错。只是这出戏,连‘演员’自己都不知道在演。”
王一鸣笑了笑:“当时情况紧急,只能急中生智。”
“急中生智是好,”领导说,“但更难得的是那份镇定。敌人在眼前,刀架在脖子上,还能冷静周旋——这是真本事。”
是啊,镇定。
王一鸣后来常想起那个下午。想起浴室里氤氲的水汽,想起账房先生困惑的脸,想起堵在门口的大汉,想起那枚在昏黄灯光下闪光的徽章。
那些瞬间像定格的照片,深深印在记忆里。危险来临时,没有时间犹豫,没有机会排练。一切全凭本能反应,凭多年斗争积累的经验和胆识。
而真正的斗争,往往就是这样。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没有震耳欲聋的呐喊。有的只是一个头戴礼帽的身影,在雾气腾腾的浴室里抖开驼绒长袍;一个普通的帐房先生,在柜台后茫然地翻找;还有一个堵在门口的大汉,在无声的威慑下,不自觉地让开了路。
这些普通人,这些寻常事,在特定的时刻交织在一起,就成了生死较量的舞台。而智慧和勇气,总能在最黑暗的地方,撕开一道光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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