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的红色家风 | 愿将法治写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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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宋鹏

讲述时间：2023年6月8日

整理：张玉

胡林荷（1934—2022），山西定襄人。1949 年从山西公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在山西机床厂先后任电话员、打字员、机要档案管理员等职；195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调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任打字员、书记员、审判员等职。1990年1月离休。

先人功绩

母亲胡林荷，1934年9月出生于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宏道镇贾庄村一个民间石匠家庭。说到这里，需要特别讲一下我的外公。我的外公胡明珠（1895—1968），耕读小康之家出身，幼时受做私塾先生的太外公影响，熟读四书五经，酷爱绘画书法，又极善思考，遇事常有独到之见。12岁时，外公拜崞县沟北村匠师刘元成为师，前往五台山学习石雕；未到十年，便具有单独设计和组织施工的能力。1923年，五台山龙泉寺的汉白玉牌楼就是外公设计主雕和指挥完成的。牌楼至今保存完好，其雕刻精细、华美绝伦，被清华大学建筑系楼庆西教授誉为“中国石雕仿木最为彻底的一座建筑”。抗战全面爆发后，外公返回故乡，被村民推举为村长，进行秘密抗日工作，曾被奸细告密而遭日军抓获毒打，幸得众乡邻作保搭救，才保全性命。解放战争时期，他来到太原，居住在城隍庙街，以石雕、绘画谋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公被山西省工艺美术社聘为工程师，参加了太原市海子边公园（今儿童公园）改建工程的总体设计。所以母亲说，她的家境在当时算比较殷实的，并受到了良好的初始教育，同时也继承了外公爱国为民的高尚品质。外公的艺术天赋和革命情操，都对母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反映在她的一生中。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前夕，党中央面临着全面接管城市的重大任务，而当时的干部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因此中共山西省党组织就在已解放的晋中榆次开办了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山西公学。同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后，我党立即将山西公学迁往山西大学旧址继续开班。1949年5月初，创刊没几天的《山西日报》上刊出了“山西公学”的招生简章，当时母亲跟随外公在太原，就报考了山西公学，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公学对学习的考核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卷的形式。教员们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严格要求自己；学员纷纷订立学习公约，从思想、学习、生活几个方面对自己进行约束。母亲在上学期间受老师的影响，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为今后参加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母亲从公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机床厂工作，工作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她经组织培养又先后进入太原市委党校、山西省团校、山西省政法干校等学校进一步学习；回到工作岗位后不久，便被挑选充实到政法系统。

执法生涯

1958 年，母亲被调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这跟她以前在工厂的工作完全不同。担任这份工作以后，她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埋头苦干，苦学苦练，虚心向同志们学习，从打字员、书记员一步步做起，直至升任审判员。她凭着坚实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逐步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开庭审理案件的女法官之一。

母亲在办理案件中，工作积极踏实，出庭会议记录细心，记得清楚、准确，能全面反映案件的情况。特别是她帮助审判员处理案件中的行政事务，凡是她能做的，她总要想尽办法主动去完成。抄写材料、誊写内文、起草判决书、填写各种报表，任务非常繁重，全由她一个人完成，从未有过怨言。她对所做的开庭记录、会议记录总要再三核实对错。我记得她说过，仅1961年，她共收办了320件案件的行政事务工作。收案时她总是及时装订好，分配给审判人员，从未有收编积压、遗漏现象。母亲说，书记员工作必须是既能抓住中心，又要全面周到，不能草率；既要有计划，又要见缝插针。她经常利用自己空闲时间将卷宗进行整理、归档。1961年，刑事庭和民事庭分开以后，庭里书记员由她一个人兼任，每月收案达到50件左右，十分繁忙，但她对工作一如既往地认真负责。她妥善合理地安排各项工作，还积极支持配合单位的全市公判大会，抄写文件和刑庭开庭记录。这些都是她回忆过往时对我们讲的。那时我年纪还小，并不懂得母亲的工作性质和辛劳，只记得她晚上总是加班到深夜才回家。

母亲虽然家境好，但从不娇气，无论工作上还是在家中都勤劳肯干。20世纪60年代，法院在阳曲县建立副食品基地，单位每每分配下乡劳动任务时，她总是首先报名积极参加。到了地里她干劲很大，不怕苦、不怕累，脏活、重活抢着干。有一次去基地劳动的途中，母亲突然肚子疼痛，别的同志劝说让她回去休息，她不同意，愣是顽强地将劳动任务完成后才去医院检查。经诊断为急性肠胃炎，休息了好几天才见好。

母亲政治思想觉悟高，能坚决听党的话，服从领导；党叫干啥就干啥，上级分配的任务总要想尽办法去完成。1960年压缩人口返乡时，她听了动员报告后，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动员我外婆返乡。她是我外公外婆的掌上明珠，他们感情很深，让外公外婆回乡去参加农业劳动是件很痛苦的事，但她毅然决然去落实，忍痛让我外公外婆回到老家。她认为个人利益在党的利益面前就应该作出牺牲。

母亲特别遵守纪律。有一次，她受理刑事庭的一件打架案，有个当事人认识她的老乡，就托这个老乡送她一包点心——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都处于深度饥饿中，我们家也常常吃不饱饭，一包点心是非常珍贵的。但母亲断然拒绝，并对此人进行了教育，让他不要再做这种事。对于母亲的这种模范遵守制度的优良品德，1961年和1962年她连续两年被评为“民事审判庭先进工作者”，1963 年又被评选为“五好干部”。

母亲参加的第一次开庭，就被作为教学案例，让当时山西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们来旁听，并且还上了《山西日报》，对此母亲一直引以为荣。她曾深情地说： “做一名中国女法官是值得骄傲的！”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办理了大量婚姻、家庭、继承等方面的民事纠纷案件。她的一生，与中国法治进程紧紧相连。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在太原社会上影响很大的民事案件的审判都有母亲的心血。每一起案件，她都力求使案件的处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于受害者，母亲是仁慈的、富有同情心的。她在办理一些棘手案件时，总是对那些受伤害却又不善于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弱势群体给予深深的同情，在审理中尽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不是因为她偏袒弱者，而是因为她顾惜人权，尽量在公正执法的同时维护每一个生命。在她审理的案件中，无一件误判或错判案件。

家风永存

在家庭生活方面，母亲道德感特别强，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母亲在生活中体现出的点点滴滴，言传身教，对我们影响很大。

作为外公外婆的爱女，母亲孝亲敬老做得特别好。外婆曾经因为脑出血导致半身不遂，卧床两年之久。母亲一边工作，一边抽空伺候老人。她每天熬药喂药，还请大夫上门为外婆扎针，自己摸索着为外婆按摩。经过两年的针灸、按摩、服药，外婆奇迹般地康复了。外婆在1976年去世，母亲十几年都无法缓解精神上的痛苦。

母亲和父亲，夫妻伉俪情深。1958 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直到1978年才获得平反。20年来，父亲生活在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里，母亲始终不离不弃，一直为父亲申诉。她不仅在生活上给父亲细致的照顾，在精神上也给予他及时的安慰。父亲下放到古交时，母亲每周休息时都去探望。1970 年，她受父亲牵连，被清除出政法系统，下放到房地局接受改造。对此，母亲毅然决然地接受了，因为任何事情都动摇不了她对父亲坚贞的爱情。遗憾的是，父亲在1986年去世，这对母亲是一次很大的打击。

母亲从小酷爱读书，一直延续着自己的这个爱好，并从古今中外的名著中不断寻找提升认知的途径。母亲曾教我们读《曾国藩传记》和《胡雪岩传记》，她不是为了让我们从政，也不是让我们经商，而是让我和哥哥学习那种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她还爱看古典小说，比如《包龙图》《狄仁杰的故事》，她说那里面有涉及法官的业务，让她获益匪浅。她爱好唱歌、跳舞、打太极，这些都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还喜欢看法制节目，看完了还要和我们讨论，她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公民权益是头等重要的事情，看着我们国家法律体系越来越健全，作为一名法治工作者，她感到十分欣慰。

母亲始终关心国家大事，并积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她当年曾经是学《毛泽东选集》的积极分子。她关注时事，最关心台海局势，台湾回归是她最大的心愿，临终时还关心着两岸统一。有一年，河北张北县发生了地震，新闻报道中说全国都在支援，母亲说旧社会人人各顾各，现在我们伟大的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真正做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母亲身上流淌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和平”“妇女儿童权益”是她总挂在嘴边的词。作为女性，她始终对世界怀有一种“母爱”情结，并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初心。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司法女神茱蒂提亚，是一位蒙着双眼、手持宝剑和天平的女神——天平是为了衡量诉讼双方的证据，蒙上双眼是为了避免受到外界侵扰作出误判，这一直以来被看作是法律人的形象，而我一直将她看作是母亲的象征。“公平公正”在大多数人嘴里不过是一句口号，而在母亲的身上，却是伴随使命的、真实的行动。这是她从学生到工人到法官一路走来最好的总结，也是她的人生信条。她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一位女性承担法律重任的成功之路，为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为社会的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70多年的生涯中，我的母亲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她是解放前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革命的；她入党70年，从事政法工作32年，经历了新中国的诞生和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党的重大活动。

时光荏苒，母亲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但她的精神会永远伴随着我们。每当想起母亲的教诲，心中就有了无比坚定的信念。我会像母亲一样，永远以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编辑 | 刘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