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的业务江湖：从业务分工看律师IP与律所品牌的底层逻辑

公众对律师职业的认知，长期停留在“打官司”这一单一印象上。于是便产生了一系列常见困惑：为什么找熟人律师咨询时，对方会明确表示“不做这类业务”？为什么一些自称“什么案子都能接”的律师，反而显得不够专业？而在律师同行之间，又为何会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鄙视链”？

要理解这些现象，首先必须回到中国律师业务的真实结构。中国律师业务的基本划分：诉讼与非诉讼从专业分工角度看，中国律师业务大体可分为诉讼与非诉讼两大板块。

诉讼业务，是公众最为熟悉的部分，主要包括民商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核心特征是对抗性强，需要在法庭上通过证据、程序和法律适用展开博弈。与此同时，争议解决并不只局限于诉讼，还包括仲裁、调解等多元化路径。

非诉讼业务则构成了现代法律服务中更为庞杂、也更具专业纵深的一部分。这类业务不以法庭对抗为中心，而是通过法律文件出具、交易结构设计、尽职调查和谈判协助，帮助客户在事前防范风险、实现商业目标。影视作品中常出现的“交易律师”，正是这一领域的典型代表，其角色更接近法律顾问而非诉讼代理人。

律师专业化的必然趋势：从“能做什么”到“专做什么”

尽管上述划分在宏观层面较为清晰，但在实际法律服务市场中，业务细分远不止于此。仅以北京律协为例，其专业委员会数量多达45个，而现实中的业务种类仍在持续增长。

律途创始合伙人李磊在对中美法律服务市场的长期研究中指出，律师业务的高度细分，本质上源于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的复杂化。早在2019年的相关调研中，美国法律服务市场已呈现出90多种细分业务方向，而中国正沿着同样的路径快速演进。

这种趋势并不难理解。法律服务的发展逻辑，与医学高度相似：当某一类问题反复出现、案例持续积累，专业化分工便成为必然结果。也正因如此，头部律所往往要求律师明确“一主一辅”的业务方向，避免泛化执业。

这一制度设计，既是对律师专业能力的倒逼，也源于更深层次的职业伦理考量——即“利益冲突”机制。在高度专业化的前提下，律师之间的关系，往往从潜在竞争转化为协同合作，从而在保证专业水准的同时，形成稳定的律所品牌结构。

“不做这块业务”，恰恰是专业的体现

基于上述逻辑，当一名律师明确表示“不做某类业务”时，并非能力不足或态度冷漠，而是对自身专业边界的清晰认知。正如医疗领域中，骨科医生不会从事心脏手术一样，法律服务的专业化同样不容混用。

反之，那些在缺乏团队支持和长期积累的情况下，声称“什么都能做”的律师，往往难以承接高复杂度、高风险的法律事务。对于真正棘手的案件而言，选择具有类案经验和稳定专业积累的律师，远比选择“全能型”表述更为可靠。

所谓“鄙视链”，本质是专业复杂度的差异感知

在律师同行内部，确实存在对不同业务类型的价值判断差异，但这种现象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对客户群体或业务形态的轻视。

律师作为专业人士，其成就感与社会评价，往往与业务所涉及的法律结构复杂度、创新性和前沿性高度相关。交易结构越复杂、法律关系越多维，对专业能力的要求越高，相应的社会价值和经济回报也越集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民事或个人法律服务缺乏价值。事实上，在任何细分领域，只要做到头部，律师都能同时获得社会认可与经济回报。所谓“鄙视链”，更多是一种对专业路径差异的主观感受，而非客观价值排序。

从业务分工到律师IP打造：专业边界即品牌边界

回到律师IP打造与律师及律所品牌建设这一核心问题，可以发现一个清晰结论：专业分工并非限制，而是品牌的起点。

在高度细分的法律服务市场中，真正有效的律师IP，并不是“我什么都能做”，而是“我在解决什么问题上，值得被信任”。

清晰的业务边界、稳定的专业输出和长期的案例积累，构成了律师IP最核心的信任基础。

正如律途创始合伙人李磊所强调的，律师IP的本质，并不是营销包装或流量叠加，而是一种基于专业能力的长期品牌建设过程。只有当律师清楚自己“专做什么、解决什么问题”，IP才可能在未来持续发挥价值。

【作者介绍】

李磊

律途创始合伙人，众垒公关咨询创始人，纪录片《律途十字路》制片人，中国政法大学律师事务所管理研究生课程授课实务老师。

14 年律所品牌公关从业经验，擅长从无到有、从有到精打造律所品牌，助力律所从品牌传播 1.0 阶段向品牌营销 2.0 阶段迈进，曾为上百家法律机构提供专业品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