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本文参考了《中共党史资料》《重庆革命烈士传》《张露萍烈士传略》等相关史料
部分章节融入了合理想象和文学加工，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读者理性阅读，客观看待
1939年秋，延安的窑洞前，一对新婚夫妇正在道别。
丈夫李清紧紧握着妻子张露萍的手，眼神里满是不舍。
他们结婚还不到几个月，妻子就接到了任务，要离开延安前往四川。
"什么时候回来？"李清问。
张露萍沉默片刻，轻声回答："我也不知道。"
李清想再问什么，可看着妻子坚定的眼神，他把话咽了回去。
作为一名老党员，他知道这是组织的安排，不该多问。
那天，张露萍背着简单的行李，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清站在窑洞前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山路尽头，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不安。
不到一年后，延安传来消息，说有人在重庆街头看到张露萍挽着国民党军官的手出入各种场合。
"张露萍叛变了"的说法开始在延安流传。
李清不相信，可他拿不出任何证据。
那个穿着红毛衣指挥大家唱歌的妻子，那个满脸笑容的"干一场"，就这样背上了叛徒的名声。
这个误会一持续就是几十年，直到1983年，一份迟来的平反通知书到达时，人们才明白真相。
遗憾的是，这个被误解了几十年的女子，早已长眠地下38年之久。
【一】乱世中的觉醒
1921年5月，张露萍出生在四川崇庆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余泽安是私塾教师，虽然家境清贫，可他坚持让女儿们读书识字。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学名余硕卿，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
那个年代,女孩子能读书识字已经算是开明家庭，可张露萍不光读书，还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
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年幼的张露萍影响很深。
大姐被四川军阀余安民强娶为妾，二姐因此受惊过度病逝。
这些经历让小小的张露萍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她亲眼看到，在这个乱世里，普通百姓的命运如同草芥，而那些手握权力的军阀恶霸，却可以为所欲为。
父亲余泽安虽然只是个教书先生，却有着文人的风骨。
他常对女儿说："读书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为了明理、为了能分辨是非。"
这些话在张露萍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
1936年秋，15岁的张露萍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蜀华中学。
在这里，她认识了同班同学车崇英。
车崇英的父亲车耀先，正是地下党的重要成员。
车耀先在成都开了一家叫"努力餐"的餐馆，表面上是个普通老板，暗地里却在秘密开展革命工作。
张露萍经常跟着车崇英去餐馆，听车耀先讲述外面的世界，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
车耀先话语不多，可每一句都直击人心。
他说："这个世界病了，需要有人去医治。年轻人不能只顾着自己的安稳，要敢于站出来。"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16岁的张露萍再也坐不住了。
她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
那段日子，成都的街头总能看到一个身穿白衣黑裙的女学生，她声音清脆，充满激情。
张露萍办墙报、刷标语、演话剧。
她和同学们自编自演抗日剧目，在成都的工厂、学校、街头到处演出。
每次演出，她都投入全部的热情，常常演到声嘶力竭。
有一次，她演《放下你的鞭子》，扮演被地主欺压的农家女。
当她喊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台词时，台下的观众热泪盈眶，掌声雷动。
那一刻，张露萍深深感受到，文艺可以唤醒民众，可以成为抗日的武器。
可是光在成都宣传还不够，张露萍想去更远的地方。
她听说延安是革命的圣地，那里有抗日军政大学，有无数热血青年在学习、在战斗。
她心里燃起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要去延安！
她找到车耀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车耀先看着眼前这个瘦小却坚定的女孩，沉默了片刻，说："去延安的路很艰难，可能会有危险，你想好了吗？"
张露萍毫不犹豫地点头："我想好了。"
1937年11月，在车耀先和成都抗敌后援会的安排下，张露萍和十几个热血青年一起，秘密离开成都，奔赴延安。
这一路走了一个多月，要翻山越岭，要躲避国民党的盘查，可谁也没有退缩。
冬天的山路寒冷刺骨，有时候要在野外露宿，有时候饿得头晕眼花，可这些年轻人相互鼓励，一步步向着心中的圣地前进。
到达西安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四川地方军的一个少校突然来找张露萍，说她姐夫余安民托他买好了飞机票，要立即送她回成都。
张露萍心里明白，这是家里人想把她抓回去。
她投奔革命已是义无反顾，怎么可能半途而废？
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她巧妙周旋，摆脱了此人的纠缠。
1937年12月初，张露萍终于到达了延安。
站在延安的黄土地上，望着远处的宝塔山，这个16岁的女孩热泪盈眶。
她知道，自己的人生从这一刻开始，将走向一条全新的道路。
【二】延安岁月
到达延安时，张露萍改名黎琳，意在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她先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来又转入抗日军政大学。
延安的条件很艰苦。
窑洞里阴冷潮湿，伙食也很简陋，常常是小米饭配咸菜。
可张露萍觉得，这里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每天天不亮，学员们就要起床出操。
然后是整整一天的学习：政治理论、军事知识、文化课程。
晚上,还要参加各种讨论会、学习小组。
张露萍学得格外认真。
她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笔记，有时候一个问题想不明白，能思考到深夜。
同学们都说，这个四川来的女孩，学习起来有股拼命的劲儿。
除了学习，张露萍还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
在那里，她系统学习了地下工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虽然当时她还不知道，这些知识日后会成为她在敌人心脏战斗的武器。
张露萍能歌善舞，很快就成了延安文艺活动的骨干。
每次集会，她总是自信大方地挥动着有力的双臂，带领大家放声高唱。
她最喜欢指挥当时流行的抗日歌曲《拿起刀枪干一场》。
每当她站在队伍前，扬起手臂，清脆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响起时，所有人都会被她的激情感染。
"拿起刀枪干一场，前方战士在拼杀，后方百姓要支援……"
歌声响彻延安的山谷，有时甚至达到千人合唱的规模。
张露萍指挥时的样子特别有感染力：她穿着一件鲜红的毛衣，动作简洁干练，眼神坚定有力。
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和信念，能够瞬间点燃所有人的抗战热情。
时间长了，同学们都亲切地叫她"干一场"。
这个外号一直跟随着她，多年后，当叶剑英听到这个名字时，立即想起了那个穿红毛衣、充满活力的女孩。
在延安的学习和生活中，张露萍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组织上注意到了这个积极进取、能力出众的年轻女学员。
1938年10月26日，17岁的张露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一天，在简陋的窑洞里，张露萍举起右手，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她的声音坚定而有力："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宣誓完毕，负责人握着她的手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共产党员了。记住，党员的身份不是荣誉，而是责任。"
张露萍郑重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她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可心里却无比踏实。
她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找到了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入党后，张露萍被分配到延安抗日文联从事秘书工作，继续从事宣传活动。
她工作认真负责，无论是整理文件、撰写稿件，还是组织演出，都做得有条不紊。
同事们都喜欢这个热情开朗的四川姑娘。
她总是乐于助人，谁有困难都愿意找她帮忙。
她也从不抱怨工作辛苦，总是笑着说："革命工作哪有不辛苦的？比起前线的战士，我们这算什么？"
也是在延安，张露萍遇到了自己的爱人。
那天，几个女学生刚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乘卡车回来。
车刚停稳，正下课的抗大男生就纷纷跑过来帮她们提行李。
一个年轻男子提起了张露萍的行李。
他叫李清,原名陈宝琦，在中央马列学院工作，比张露萍大几岁。
李清后来回忆起初次见张露萍的印象："那是个初冬的傍晚，夕阳把她的脸映得红扑扑的。尽管一身尘土，但她那冻得通红的圆脸上却绽出兴奋的笑靥，一双大眼睛里尽是好奇的神色。她一边道谢，一边兴致勃勃地讲着路上的见闻，完全没有旅途的疲惫。"
就这样，两个年轻人认识了。
他们经常在延安的河边、山坡上见面，一起学习，一起讨论问题。
李清稳重成熟，张露萍热情开朗，两人性格互补，很快就产生了感情。
延安的夜晚,星空特别明亮。
他们常常坐在山坡上，望着满天繁星，谈论着理想和未来。
张露萍说："等抗战胜利了，我想去做教师，教更多的孩子读书识字。"
李清说："我支持你。到那时候，我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1939年初，经过组织批准，张露萍与李清结为夫妻。
婚礼很简单，几个同志见证，在窑洞里摆了几桌简单的饭菜。
没有婚纱，没有戒指，可两人心里都很幸福，觉得找到了可以托付一生的人。
新婚的日子虽然清贫，却充满了温馨。
李清工作忙，张露萍就在他加班时送去热水和干粮。
张露萍排练节目，李清就坐在台下认真观看，给她提意见。
两人都知道，在战争年代，能有这样平静的日子已经很不容易。
他们珍惜着每一天相处的时光，也做好了随时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准备。
然而，这份幸福没有持续多久。
【三】生离死别
1939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了加强情报工作，掌握国民党的动向，组织上决定派人打入重庆的国民党机关。
张露萍被选中了。
她是四川人，熟悉当地情况；她学过电讯技术，具备专业能力；她坚定可靠，经受过组织的考验。
各方面条件都很合适。
1939年秋的一天，组织上找张露萍谈话。
负责人严肃地说："我们需要派人去重庆开展统战工作，这个任务非常危险，随时可能牺牲。组织上考虑派你去，你愿意吗？"
张露萍没有犹豫："我愿意。只要是党的需要，我服从组织安排。"
"这次去，可能很长时间都回不来。你刚结婚不久……"
"我明白。"张露萍打断了负责人的话，"我是党员，我知道什么是党员的责任。"
负责人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好，组织相信你。这次任务的具体内容，到了重庆后会有人告诉你。记住，一旦去了，就不能暴露身份，一切行动听从组织安排。"
回到窑洞，张露萍看着熟睡的丈夫，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
她知道，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甚至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可是，她是党员。
在国家和民族的大义面前，个人的幸福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二天，张露萍把消息告诉了李清。
李清握着妻子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们才结婚几个月，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新婚的幸福，就要分别了。
可是作为老党员，李清深知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他强忍着不舍，对妻子说："我支持你去后方，我在延安等你回来。一定要注意安全，完成任务后早点回来。"
张露萍点点头，眼里含着泪水："我会的。你也要保重身体，等我回来。"
离开延安的那天早晨，秋风萧瑟。
李清送张露萍到村口，两人紧紧拥抱。
"照顾好自己。"李清说。
"你也是。"张露萍说完，背起行李，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不敢回头，怕自己会舍不得离开。
只有咬紧牙关，一步步向前走，才能让自己坚持下去。
李清站在村口，目送妻子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秋风吹过，卷起地上的黄叶，他的心里空荡荡的。
离开延安后，张露萍踏上了漫长的归途。
路过广元时，她坐在嘉陵江畔，给李清写了一封信："独自坐在嘉陵江畔，我看到了北飞的大雁。我在河滩上写下很多个'李清'，想让天上的大雁看见，把我的思念带给远方的亲人。"
信寄出后，张露萍继续赶路。
她知道,这封信要很久才能送到李清手里，而那时候，自己可能已经在重庆开始新的工作了。
到达成都后，张露萍在街上偶然遇到了大姐余硕彦。
大姐告诉她，母亲病重，瘫痪在床。
张露萍心里难过极了。
她向组织请示，得到批准后，匆匆赶回家探望母亲。
母亲躺在床上，已经瘦得不成人形。
看到女儿回来，老人家流下了眼泪："家英，你终于回来了……"
张露萍跪在床边，握着母亲枯瘦的手。
她多想留下来照顾母亲，可是组织的任务在身，她不能久留。
临别时，母亲拉着她的手说:"家英，无论你在外面做什么，都要平平安安的。娘等你回来。"
张露萍含着泪点头："娘，您保重身体,我会回来看您的。"
她不敢告诉母亲，自己要去做的是什么工作，也不敢说，这一别可能就是永别。
就在成都停留期间，张露萍去医院做了检查，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她既惊喜又痛苦。
惊喜的是，她和李清有了爱情的结晶；痛苦的是，她即将要去执行危险的任务，不可能把孩子带在身边。
经过痛苦的思考，张露萍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流产。
为了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她必须放弃这个孩子。
手术那天，张露萍一个人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她没有告诉李清自己怀孕的事，只是在手术后写信说："身上的负担已卸，可以更好完成组织的任务了。"
李清收到信时，并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直到多年以后，他才知道妻子曾经承受过怎样的痛苦。
1939年10月，张露萍终于到达重庆，向南方局报到。
重庆的秋天,雾气很重。
张露萍走在陌生的街道上，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她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就要开始新的战斗了。
在一个秘密地点，南方局的负责人接见了她。
负责人神情严肃地说："同志，你即将要去的地方，是敌人的心脏。那里危机四伏，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甚至牺牲。"
张露萍平静地说："我明白。我做好了准备。"
负责人点点头，给她布置了三项任务：
第一，领导已经打入军统电讯处的张蔚林和冯传庆两名地下党员；
第二，负责传递情报，把截获的情报及时送到南方局；
第三，如果有机会，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扩大我们的力量。
负责人最后严肃地说："从事地下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你必须牢记地下工作的纪律——绝对忠诚，严守秘密，甘做无名英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你能做到吗？"
张露萍郑重地点了点头："我能做到。请组织放心。"
为了便于工作，组织上决定让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出现。
她的公开身份就叫张露萍——这是她第一次使用这个名字，却也是将要伴随她走完生命最后历程的名字。
张露萍和张蔚林在重庆牛角沱租了两间平房，以"兄妹"的名义住在一起。
从表面看，这只是一对普通的兄妹，没有人会想到，他们其实是潜伏在敌人心脏的红色特工。
为了掩护身份，张露萍开始精心装扮自己。
她穿上时髦的旗袍，戴上法兰绒帽,脚踩高跟鞋，化着精致的妆容。
镜子里的她，完全变成了一个摩登女郎，和延安那个穿着朴素的"干一场"判若两人。
张露萍经常和张蔚林一起出入重庆的舞厅、餐馆等公共场所。
她挽着"哥哥"的手，谈笑风生，看上去就像一个养尊处优的富家小姐。
这样的伪装很成功，军统的人没有起任何疑心。
可是从延安来重庆办事的一些同志，看到这一幕都大吃一惊。
"这不是延安抗日大学的黎琳吗？她怎么和国民党军官混在一起了？"
"她是不是叛变了？"
这样的议论越来越多。
很快，"张露萍叛变了"的消息传回了延安。
李清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个坚定的妻子，怎么可能叛变？
可是，越来越多的"目击者"证实，他们确实在重庆看到了张露萍和国民党军官在一起。
作为一个党员，李清必须暂时放下个人感情，服从组织的判断。
他向组织递交了声明，表示与张露萍划清界限。
可是在无人的夜晚，李清躺在窑洞里，望着黑暗的洞顶，心里却无法平静。
他不相信妻子会背叛党，可他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她的清白。
远在重庆的张露萍，并不知道延安发生的这一切。
她正全身心投入到危险而艰巨的工作中。
【四】敌营深处
军统局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
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
张蔚林任职的重庆戍区电讯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
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
两人的位置都极其关键，掌握着军统大量的核心机密。
张露萍到来后，迅速与他们建立了联系，三人组成了一个高效的情报小组。
白天，张露萍以照顾"哥哥"为名在家，实际上在整理、分析前一晚收集的情报。
晚上，等张蔚林和冯传庆下班后，三人在家中秘密碰头。
张蔚林和冯传庆带回当天掌握的情报，张露萍负责记录、整理，然后通过秘密渠道送到南方局。
为了保证安全，张露萍负责与南方局的联络。
她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而是通过四德里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单线联系。
每次传递情报，张露萍都要精心设计路线，确保不被跟踪。
她会先去逛街、看电影，确认没有尾巴后，才会在合适的时机进入联络站。
有时候，为了迷惑可能的跟踪者，她还会故意多绕几圈,甚至突然钻进一家商店,从后门离开。
这些地下工作的技巧,都是她在延安学到的，现在派上了用场。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部源源不断地向南方局传递情报。
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长、密码本、通讯网分布情况，以及各种针对共产党的行动计划，一样样都被传了出去。
这些情报价值巨大。
根据这些情报，党组织多次提前转移地下机关，避免了重大损失。
有好几次，军统的抓捕行动扑了空，就是因为提前得到了张露萍传出的情报。
张露萍不仅传递情报，还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
她通过细心观察，发现了几个思想进步、对国民党腐败不满的年轻人。
经过长期接触和考察，张露萍先后发展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等4人成为地下党员。
加上张蔚林、冯传庆，这支由7人组成的中共特别支部正式成立了。
张露萍担任支部书记。
虽然她年纪最小，只有18岁，可她沉着冷静、思维缜密，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
1940年初，有一次情报尤其关键。
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
这个计划一旦成功，将对边区造成严重威胁。
张露萍从张蔚林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可是这份密令使用的是最高级别的密码，非常难破译。
那天晚上，张蔚林、冯传庆、张露萍三人连夜工作，根据平时掌握的密码规律，一点点尝试破译。
他们不敢开灯，只能借着月光和微弱的烛光工作。
窗外不时有巡逻的脚步声经过，每一次都让他们的心提到嗓子眼。
可是为了尽快破译这份密令，他们顾不上害怕。
终于，在天快亮的时候，密码被破译了。
张露萍立即把情报整理好，冒着风险送到联络站。
南方局接到情报后，火速报告党中央。
中央立即做出部署，在边区加强了警戒。
结果，那个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好的军民抓获,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
这件事让蒋介石大发雷霆，严令戴笠彻查泄密的源头。
戴笠事后哀叹："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接连的泄密事件，让戴笠开始怀疑内部有问题。
他加强了对电讯总台人员的监控和审查。
空气越来越紧张。
张露萍感觉到了危险正在逼近，可他们不能停止工作。
每一份情报都可能挽救无数同志的生命，他们必须坚持下去。
1940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一个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
军统采取了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来一次大规模抓捕。
这个情报送到张露萍手里时，已经是傍晚了。
按照规定，她应该通过联络员去通知，可是时间太紧迫了，如果按正常程序走，等联络员接到通知再去通知联络站，可能就来不及了。
张露萍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自己亲自去通知。
那天晚上，她换上一身深色衣服，趁着夜色走出牛角沱的住所。
重庆的夜晚雾气很重，她小心翼翼地穿过几条街道，确认没有被跟踪后，才快步走向天官府街。
到达联络站门口时,张露萍没有进去，只是从门缝里塞进一张纸条："有险情，速转移。"
然后立即转身离开。
军统的抓捕行动扑了个空，可张露萍的这个举动引起了戴笠的注意。
一个年轻女子，深夜出现在那个地方，这本身就很可疑。
戴笠下令对电讯总台全体人员展开"普审"，要彻查内部是否有共产党。
审查越来越严格，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怀疑。
张露萍等人如履薄冰，可他们仍然小心翼翼地继续工作着。
1940年春节前夕，张露萍向组织请示，希望能利用节日回成都探望病重的母亲。
组织批准了她的请求，但再三叮嘱她要注意安全。
离开重庆前，张露萍召集张蔚林、冯传庆和其他几位同志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她反复强调："现在形势很紧张，敌人已经起了疑心。你们一定要格外小心，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
张蔚林说："你放心去吧，我们会注意的。"
冯传庆也点头："你也要小心，早去早回。"
张露萍握着大家的手，心里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可她说服自己，这只是因为最近工作压力太大，才会这样多虑。
2月初，张露萍回到成都。
母亲看到女儿回来,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张露萍陪在母亲身边，尽可能多地照顾她，心里却始终牵挂着重庆的工作。
春节那天，全家人难得团聚。
可张露萍心里却高兴不起来。
她不知道，这将是她和家人最后一次团聚。
就在张露萍离开重庆后没几天，意外发生了。
1940年2月中旬的一天，张蔚林在电讯总台值班。
那天工作特别忙，他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疲惫不堪。
在操作收报机时，张蔚林一个不小心，把收报机的一个珍贵真空管烧坏了。
这种真空管是从美国进口的，非常昂贵，一台机器上只有几个。
张蔚林当时就慌了。
按规定，损坏重要器材要立即报告。
可他想起最近形势紧张，怕引起注意，就想着先自己想办法解决。
他回到宿舍，想从自己的备件里找一个替换。
可是在翻找时，军统督察处处长叶翔之突然带人进行突击检查。
叶翔之搜查张蔚林的物品时，发现了他私自存放的一些绝密情报手抄稿和军统电台人员花名册。
这些东西按规定是绝对不能带出办公室的。
"这些东西你从哪里来的？"叶翔之厉声问道。
张蔚林脸色苍白,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越是支支吾吾，越显得可疑。
叶翔之立即意识到出大事了。
他当即下令逮捕张蔚林，并封锁了整个电讯总台。
在严刑逼供下，张蔚林的意志防线很快崩溃了。
他供出了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等人。
军统特务立即展开抓捕行动。
短短几天内，除了张露萍，其他6人全部被捕。
这就是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被称为"戴笠特工生涯的大败笔"。
戴笠审问被捕人员时，得知还有一个叫张露萍的女子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
他立即下令全力搜捕张露萍。
此时的张露萍，还在成都陪伴母亲，对重庆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