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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3日中午,中南海永福堂的工作人员发现不对劲——田家英不见了。
他们砸开书房的门锁,推门进去,看到屏风后面吊着一个人。这位跟了毛主席18年的秘书,就这样走了,年仅44岁。
前一天下午,三个人来宣布他停职反省。往前数四年,1962年那场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已经给这个结局埋下了伏笔。
1937年冬天,一个15岁的少年走进延安。
这孩子叫曾正昌,笔名田家英。3岁没了爹,9岁没了娘,11岁就去药铺当学徒。但他有个本事——过目不忘。靠着一本字典,愣是把《资治通鉴》《史记》啃下来了。13岁开始往报纸上投稿,篇篇都发。14岁时跟一个大学教授在报上打笔仗,居然赢了。四川那边的人都说,这是个神童。
到了延安,田家英进陕北公学读书。1938年入党,毕业就留校当老师,教中国近代史。
田家英提笔就写,一气呵成。毛主席看完,没夸也没改,这就算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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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田家英成了毛主席身边的"大管家"。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管。《毛泽东选集》一到四卷的注释,主要是他写的。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也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夜里工作,田家英就跟着熬夜。毛主席需要什么资料,田家英张口就能背出来。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
1961年开年,形势不太妙。
大跃进搞了几年,农村的日子苦得很。毛主席决定搞调查研究,让田家英带队去浙江摸底。1月21日接到命令,25日田家英就到了嘉善县魏塘公社的和合生产队。
一进村,田家英愣住了。这地方本来是鱼米之乡,1960年水稻亩产居然只有291斤,比解放前还低。农民每天三顿稀粥,有些小队直接断粮。田家英住进农民家里,跟着吃糠团、麦糊。有次不小心脚滑进田里,索性赤脚走路,冻得双脚通红。
调查组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公共食堂。
田家英的回答很直接:造成严重后果既不是天灾,也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而是人祸,完全是"五风"造成的。这话说得够呛。"五风"是什么?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说白了,问题是从上面来的。
2月6日,杭州刘庄。田家英去向毛主席汇报。他心里清楚,如实反映公共食堂的情况,提出解散食堂的建议,这事有风险。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他也挨过批。但田家英跟调查组的人说了交心话:我们是共产党员,必须对党对人民负责。如果汇报后要打屁股,就打我的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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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很详细。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从600多斤掉到291斤,可上报的数字是2400多斤。毛主席静静听着,深深吸着烟,边听边思索。
田家英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主席听进去了,发话:"食堂这事,按群众的意思办,形式可以多样化。"
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就是后来有名的"农业六十条"。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第一次坐下来认真讨论农业问题。5月到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际上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这一仗,田家英赌对了。
1962年2月底,毛主席又派田家英去调查。
这次去湖南,地点是韶山、唐家坨、炭子冲——毛主席的家乡、毛主席外祖父家、刘少奇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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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武昌东湖客舍,毛主席接见调查组全体成员。他叮嘱大家要跟各级干部结合,住到农民家里去。
调查组一到韶山,就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社员们不光要散食堂,还要"分田到户"。老乡们说得很恳切:现在的政策虽然改善了生产条件,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难,调动不起积极性。只有分田到户,以家庭为单位种地,才能把生产搞上去。
田家英没马上表态,让大家先调研。他说了八个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
调查组内部吵起来了。有人坚决支持包产到户,有人坚决反对,两边争得面红耳赤。田家英为了弄清楚情况,又派人去安徽无为县看责任田。那边的情况更触目惊心——破屋残墙,到处是饿死人的新坟和孤儿。但搞了责任田之后,生产确实恢复了,群众普遍反映"责任田好,可以多打粮食"。
6月初,田家英回到上海,把调查报告送给毛主席和陈云。陈云看完夸"观点鲜明",刘少奇也认为写得好。毛主席的反应却很冷淡。等田家英口头汇报时,毛主席说了一句话:"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信号已经很明显了。但田家英没打算就此罢休。回到北京,他向刘少奇、邓小平汇报,得到了支持。他甚至准备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主张在农村实行多种所有制。
7月6日,毛主席回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
田家英系统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现在全国约30%的农民已经实行包产到户,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可能达到40%包产到户,60%集体经营。这是临时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再把农民引导回集体经济。
毛主席在听的过程中,一言不发。
等田家英说完,毛主席问了两个要命的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
田家英知道,毛主席怀疑这意见来自其他领导人。为了中央领导之间的团结,他主动把责任扛下来:"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8月,北戴河会议。毛主席两次点名批评田家英,说他回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反倒去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毛主席还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田家英很难熬。他跟妻子董边说,想离开中南海,去下面当个县委书记,或者去搞清史研究,只要能走,干啥都行。可当他跟毛主席提这事时,毛主席冷冷地讽刺了一句:"噢,你也是搞本本主义。"
不点头也不摇头,实际上就是把你晾在那儿。拴在身边,又不信你;你想走,又不让你走。
1965年底,田家英又犯了一个"错误"。
田家英整理记录时,把这段话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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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完全懂得这样做可能引起的后果。但为了维护党的事业,为了毛主席本人的长远威望,他还是这么干了。江青他们抓住这事不放,扣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5月22日下午3点,中南海永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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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汪东兴召集秘书室的人开会,通报田家英停职的决定。整个晚上,田家英一夜未眠。董边凌晨去看他,见他斜倚在床上,陷入难以自拔的思考。董边劝他:"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
5月23日早上8点,何均路过永福堂。何均是朱德的秘书,跟田家英是延安时期的老友。前一晚听说田家英出事,他急着来看看。两个平时有说不完话的人,这次见面却久久相对无语。
许多年后,何均只记得田家英说的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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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公务员陈义国给田家英打好了饭菜,左等右等不见人来吃。田家英从来没有不打招呼就不见人的情况。陈义国慌了,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报告"主任不见了"。
他们分头打电话,找遍可能去的地方,还是没消息。陈义国又来报告:永福堂院内毛主席的书房里好像有人,但很暗,看不清楚。
陈秉忱带人来到书房前,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他们砸开锁,推门进去,屏风后的情景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田家英吊在那里,已经没了呼吸。
据说,毛主席去世前不久怀念起这位跟了自己18年的秘书,叹息着说:"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为田家英举行追悼会。距离他去世,整整14年。追悼会评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回头看田家英的这18年,成也是因为"较真",败也是因为"较真"。
1961年浙江调查,他选择如实反映公共食堂的问题,赌对了。1962年湖南调研,他选择支持包产到户,赌输了。1965年整理记录,他选择删去关于《海瑞罢官》的那段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三次选择,摆在他面前的都是同一道题:是顺着上面说假话,还是尊重事实说真话?
田家英每次都选了后者。哪怕他心里清楚,这张账单会有多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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