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起初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时,力量是比较弱小,当时,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的主力红军只有3万余人,武器装备比较简单,面对的却是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即使是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却有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军大部队1.7万余人在战场上起义,携带武器2万多件,投向红军的行动,使苏区的主力红军由3万余人猛增至5万人,壮大了红军力量,增强了红军战斗力,促进了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这次战场起义由于发生在江西宁都,故史称"宁都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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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策划宁都起义的有一位重要人物,那便是曾经在这支部队担任过政治部副部长,该军中享有崇高政治声誉与威望的刘伯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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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坚,1895年1月9日出生于四川巴中市龙岗寺(今属平昌县)一个小商贩家庭,他聪明好学,童年时就读于金斗寨高等小学,靠家中借贷到巴中县上中学,后又考入万县的川东师范、成都的高等师范学堂。1920年6月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并入党,随后赴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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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誓师刘伯坚与冯玉祥在讲台上 1926年春,冯玉祥因自己率领的西北军失败,到苏联“考察”并求援,刘伯坚参加接待。冯玉祥表示要学习苏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并邀请刘伯坚回国任国民联军的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到西北军后,同上层人物建立了很好的统战关系,还积极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营中分裂出的部队,西北军中老一点的官兵,很多人都认识刘伯坚,他与一些中高层军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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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刘伯坚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军委秘书长、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此时,蒋介石将中原大战中被他打败收编的西北军主力26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并由中央军在后面督战。这种“一石两鸟”的毒计激起西北军官兵极大愤慨。此时,组织派刘伯坚主持策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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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坚凭借在这支部队中的崇高威望,做了大量的工作,1931年12月14日晚上,黑漆漆的夜晚,天上下着蒙蒙的细雨,平静的夜幕掩盖着极不平静的场面。时针指向晚上10点,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宣告起义开始。各起义部队按预定目标一起行动,枪声、炮声、喊杀声响彻宁都城。清晨6点,战斗全部结束,26路军1.7万余人,携带的武器2万多件,集体加入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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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宁都起义这支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刘伯坚担任了红五军军团政治部主任,为整顿、改造这支部队呕心沥血。他在军团内以政治部的名义创办了《猛进》报、猛进剧团,举办文化娱乐训练班,并在连队建立军人俱乐部等,宣传革命理论,传播先进思想。红五军团经过短期的整训、改造,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反“围剿”斗争之中,为保卫中央苏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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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五军团成长为红一方面军的一支雄师铁军,在后来的赣州战役、漳州战役以及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等历次战斗中都屡立战功,以勇猛顽强、善打硬仗恶仗著称。特别是在红军长征途中,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一直在最后,主要负责抗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一路上,红五军团以顽强的阻击和悲壮的牺牲为自己赢得了声誉,“铁流后卫”成为红五军团的另一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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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刘伯坚调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驻在于都。这一年的10月,由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当时,刘伯坚接到上面的通知奉命留守赣南,在中央苏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他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请,希望跟随大部队参加长征,然而,被当时的领导人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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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级拒绝他参加长征,但刘伯坚并不灰心,更加投入地工作,在红军出发的日子里,刘伯坚不分白天黑夜,战斗在于都河畔,指挥战士架设渡桥,以便部队顺利通过于都河。1934年10月17日晚,月光皎洁的于都河畔,红军踏上浮桥,开始大转移,在河边,刘伯坚深情地与战友依依惜别,互道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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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红军高级将领在回忆这次与刘伯坚于都送别的情景时,赋诗一首: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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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主力长征后,敌人20多万重兵把留守苏区的3万红军压缩到赣南一隅,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迅速缩小,环境日趋险恶,红军留守部队屡遭严重损失。到1934年11月,宁都、瑞金、于都、会昌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相继失守,同时,敌人采取堡垒封锁政策将苏区分割为许多小块,企图将留下的红军包围在狭小地区,然后分区“清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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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刘伯坚等率省委、省苏、军区独立六团以及中央工农剧社、红色中华报社的工作人员二千余人,开始向油山突围,他在塘村附近鸭婆坑山上,指挥部队突围。在战斗中,刘伯坚为掩护战士,不幸左腿受了重伤,失去行动能力,最终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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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刘伯坚被关押在塘村,第二天被转押到信丰(原登贤县)粤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随后被押往粤军第一军军部所在地大余,关押在大余县监狱。11日,移囚“绥靖公署”候审室。从监狱到候审室,相距不过数百米,但敌人想从精神上瓦解刘伯坚的斗志,又企图在群众中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特意给刘伯坚钉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从监狱后门出去,押经大余县城最热闹的青菜街(现建国街)。面对众乡亲,刘伯坚大义凛然、气宇轩昂地吟诵他的著名诗篇《带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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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坚临刑前,给妻子写了绝命书:“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革命努力,不要脱离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礼。”刘伯坚最惦记三个寄养在老乡家里的儿子,希望妻子把他们抚养成人。可是刘伯坚哪里知道,妻子王叔振也已经牺牲了,年仅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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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坚妻子王叔振,1906年出生于陕西三原,1920年进入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学习。1927年在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任职,同年入党,她是西安有名的才女,又是早期党员,所以引起刘伯坚的注意,结成革命伴侣。大革命失败后她曾在上海济难会工作,后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科长,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他们婚后生育有三个儿子,取名虎生、豹生、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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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刘虎生,1928年出生,西安事变发生后,被组织接到延安,1948年赴苏学习,1955年从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莫斯科机械学院)毕业后回国。他生前先后在陕西、山西、北京某厂、国家机械委、国家经委、中国华联汽车公司担任过工程师、总工艺师、总工程师、厂长、科技局局长、董事长等职务。在我国基础工业、军事工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国家在1956年授予他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光荣称号,2002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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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刘豹生,1929年出生。中央红军长征时,被寄养在江西一户贫民郭溅姑家,为掩人耳目,改名邹发生。建国后被组织接到北京。1953年考入北京101中学,高中时入党,后考入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航空工业某研究所,后来评上高级工程师。退休后还曾参加上海市长宁区关心下一代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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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子刘熊生,1931年3月出生。母亲把出生四个月的熊生寄养在福建连城芷溪村黄家,在1965年,王叔振留给黄家的契约被发现,熊生才知道自己身世。在战争时期,为了保护熊生,黄家男主人牺牲了,为了让熊生能够上学读书,黄家卖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熊生在知道这一切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哺育他的土地,他要报答养育之恩。他当了整整一辈子的山村农民,于2001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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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刘伯坚三个儿子虎生、豹生、熊生第一次团聚在父亲牺牲的地方大庾金莲山,年近半百的三兄弟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这哭声饱含着对烈士父母的无尽思念。同时,也告诉后人,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红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烈士的后代个个事业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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