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耶茨诞辰100周年｜《革命之路》与郊区梦的幻灭

理查德·耶茨（1926.2.3-1992.11.7）

100年前的今天，理查德·耶茨出生在纽约扬克斯。从1961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革命之路》，到1992年因病离世，他创作了七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他未完成的遗作是《不确定的时代》，以虚构的方式讲述自己为肯尼迪政府工作的经历。

除了三十年职业作家的身份，理查德·耶茨担任过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演说撰稿人、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导师、好莱坞编剧、雷明顿兰德公司的公关撰稿人、合众国际社的记者。像大多数在美国大萧条期间成人，参加过二战的“最伟大的一代人”一样，他曾是一名军人。也像绝大多数退伍军人一样，战后，他与妻女投身在全美兴起的市郊社区，成为郊区生活的一员。再往后，这种五十年代追随主流的生活经验变成他写作的起点——《革命之路》讲述了一对夫妻在康涅狄格州郊区生活时经历的挣扎与变故，出版当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次年帮作家拿到了古根海姆奖奖金。

电影《革命之路》海报

理查德·耶茨拥有了所有新人作家都渴望的梦幻开端，收获了特殊的称誉——“作家中的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田纳西·威廉姆斯推崇他，理查德·福特和雷蒙德·卡佛深受他的影响，这些称誉大都诞生自《革命之路》。2008年，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主演的同名电影热映，才真正在更为大众的视野中确立了《革命之路》的地位，如今，它已经是理查德·耶茨最知名同时也最具代表性的小说。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弗兰克·惠勒

小说的男主角弗兰克·惠勒，出身中产家庭，参加过二战，战后在大学就读，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活跃在充斥着政治、哲学和烟草的格林尼治村社交圈。弗兰克在一次聚会中结识了毕业于顶尖戏剧学院的爱波·约翰逊，爱波的父母是菲茨杰拉德笔下的“黄金一代”，沉溺在优渥的物质生活中，从未给予女儿应有的关注。成长中的奔波是弗兰克和爱波的共同点之一，当爱波被父母当作物品寄养在不同的姨妈家时，弗兰克一家跟随身为机器推销员的父亲四处迁徙。

理查德·耶茨没有采用编年叙事，小说的开篇呈现的已经是弗兰克和爱波婚姻生活的中段。他们刚因一场失败的社区戏剧剧烈争吵，回到名为“革命山庄”的郊区。在这里，他们过着和邻居坎贝尔夫妇、吉文斯一家类似的生活：经营着带草坪的独栋房屋，养育几个孩子，丈夫开车去城里工作，妻子照顾孩子、做家务、扮演家庭主妇。弗兰克不再是知识分子，爱波放弃了演员梦。作家笔下的郊区生活在战后美国相当普遍，1944年，为了解决1500万退伍军人的生存问题，美国政府以《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支持他们上大学，享受特惠的住房贷款，加上连接市中心和郊区的高速公路系统、工业流水线制造的标准化房屋，郊区成了这个群体的理想居所。

摄影师比尔·欧文斯镜头下的美国郊区

翻开摄影师比尔·欧文斯在上世纪60年代拍摄的郊区照片，相似的房屋错落在街道两侧，门口停放着汽车——战后繁荣的经济让汽车、家用电器成为这种生活的标配，平整的草坪上依稀可以辨认出椅子和绿植，统一，有序，这是一种由消费主义和历史机遇特供的美国梦，或者说，是西方世界自己的集体主义生活。在电影版《革命之路》里，镜头滑过站台前、车厢里、楼梯口，淹没在人群中的弗兰克身着跟周围人一样的礼帽和西装，每个人拿着公文包和报纸，钻进暗灰色的格子间，五六十年代群体生活的秩序感在这些细节中被强化。可以想象，作为原著作者的理查德·耶茨对这种生活的书写绝不是颂赞，但也不算贬低。一个像弗兰克一样，做着无聊的工作，以假装忘记过去维系现状的男人，一个像爱波一样，无法接受自己将在“家庭主妇”的壳子里度过一生的女人，只要如实讲述他们的生活就足够引发一次震动。

电影《革命之路》剧照

惠勒夫妇意识到了这点。在生活只剩下争吵和冷战时，爱波提出全家移居巴黎，这个抛掉过去、重新开始的计划成为郊区幻梦衰败前最后的强心剂，它短暂地鼓舞了惠勒夫妇，又因为爱波怀孕、弗兰克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破灭。故事结尾，爱波决定赌上生命换回自主权，送完丈夫上班的早晨，她为自己做了堕胎手术。电影对这个桥段的呈现异常简单，装着橡胶管的煮锅，纯白浴室铺设的白毛巾，视觉上愈是干净，缓缓滴落在地毯上的血迹愈是散发出寒意和冷酷。更冷酷的是，她的死在最后只是革命山庄社交生活中，一份被虚假怜悯包装后的谈资。

电影《革命之路》剧照，弗兰克与爱波有着看似安稳的郊区中产生活。

鉴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已经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上演过一次未能如愿的生死恋，电影《革命之路》的观众难免会将这个故事设想成爱到无法分离的男女终于走到一起，即便相爱如他们，最后还是滑入“爱情终将被平稳的家庭生活消磨殆尽”的叙事。这个叙事老套但安稳，有着自欺欺人的意味。如果留意到小说和电影里，米莉知道惠勒一家要迁往巴黎时莫名的哭泣，谢普面对爱波拘谨又渴慕的眼神，霍华德在妻子喋喋不休时关掉的助听器，或许会捕捉到哭声、眼神和手部的微小动作下，这些和惠勒夫妇过着类似生活的家庭，同样正承受着被压抑的恐慌、欲望和冷漠。在《革命之路》和后续作品中，理查德·耶茨对郊区生活的书写总是弥漫着这种群体性的焦虑，这是黄金时代的背面，郊区主导的生活革命遮掩下的裂痕，冯内古特认为《革命之路》是“我们时代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对比再准确不过，许多像惠勒一家的郊区家庭在这种被兜售的浮华和乐观中慢慢沉溺，忍受无聊，忍受绝望和焦虑，爱波的悲剧在于她太想反抗这种生活。

至于男人们，理查德·耶茨在小说中安排了形形色色的酒精：啤酒、雪利酒、白兰地、马提尼、威士忌，它们是无限供应的“情绪止痛药”，出现在睡前睡后、社交场合、工作日午餐，让弗兰克和身边的邻居同事在麻痹中度日。对他们来说，这种无趣生活少有的激情，只能依靠越界的情色幻想来补充，幻想的对象是同事和“邻人之妻”。小说里，对这种条件反射般的自我奖励最震撼的描述，发生在爱波抢救时，前来帮忙的谢普焦躁不安，于是他，“坐在一个柳条椅子上，随手拿起一本放在桌子上的《美国摄影》，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去翻找女人的裸体照”。

在《革命之路》中，理查德·耶茨展现的他作为小说家的能力之一，是绝大多数时候用一种不过多修饰、平稳的语言当作他暗讽郊区生活的伪装。在他将郊区形容为糖果色的迪士尼乐园时，这层伪装短暂地撕开了一点，“只有一栋栋乳白色的房子像孩子的模型玩具，掩映在层层叠叠的绿色和金色叶子中，透过敞开的窗户流泻出温暖的光。这里还安插着亮晃晃的照明灯，骄傲地照射着一些草坪，一些整洁的大门，以及一些雪糕色的汽车”。郊区可以是迪士尼乐园，也可以是“楚门的世界”里的实景舞台，惠勒夫妇一样的男女日复一日在这里扮演丈夫和妻子，“他放任自己继续去扮演这个角色，并且花尽心思来让表演尽善尽美。他小心地控制着自己，尽量不提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也不去抱怨下了火车之后有多累”。与此同时，结束争吵的她在第二天早上照旧做好早餐，笑着送丈夫上班，“她依然笑着，就像笑容被胶水粘在脸上，一直到脸孔扭曲成一个僵直的表情”。作家以一场失败的社区戏剧为小说开篇的用意，在后续不断重复的“家庭表演”中凸显：他们已经在郊区这个舞台上贡献了精湛的演技，相比之下，社区戏剧里的一连串失误反倒是他们在逃离虚假的家庭生活后，暂时拥有的喘息时刻。至于孩子们，与模型般的房屋和家具一样，沦为表演的背景板。六十年代全美5200万台电视机正夺走孩子们的注意力，这是小说里写到的，谢普穿过客厅忽然意识到自己有四个孩子，“几个小家伙都用手肘把头撑了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闪烁着的蓝色电视屏幕”。在1970年前后掀起的反文化运动中，孩子们会是主力军，他们高喊口号，“调入、随兴、脱离”，父辈经营的郊区生活成为价值重建的障碍。

小说《革命之路》的背景是1955年，这是郊区生活的巅峰，理查德·耶茨在反文化运动前夕创作的这部小说是否有先验性？爱波的悲剧预见了变动即将到来。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基于社会调查完成的《女性的奥秘》，以“无名的问题”形容像爱波一样，在经受“一种奇怪的躁动、一种不满足感、一种渴求”的同时被困在郊区的女性们。

1967年，琼·狄迪恩来到反文化风暴的中心，在收录进非虚构全集《为了活下去，我们给自己讲故事》中的《懒行伯利恒》里，她记录自己在旧金山街区遇到的青少年，他们逃离了中产郊区，自述“克服了中产阶级那套弗洛伊德式的心理障碍”，沉迷迷幻药和摇滚乐，对付无聊的方式是离开。终于，在九十年代末，郊区生活成为娱乐的主场，一股延续到21世纪初的影视热潮出现了：《美国丽人》《楚门的世界》《安然无恙》《远离天堂》《绝望主妇》《广告狂人》。这些在今天被奉为经典的影视剧里，到处都有弗兰克和爱波的身影。它们的创作者就是那批在郊区看着电视长大的孩子，利用最熟悉的影像和屏幕，孩子们在长大后拆解了郊区生活的伪装。但在理查德·耶茨的《革命之路》被这股热潮吸纳前，这位作家几乎被遗忘。

电影《楚门的世界》剧照

美剧《广告狂人》剧照，主创马修·韦纳的灵感来源之一就是理查德·耶茨。

1999年10月，作家斯图尔特·奥南在《波士顿评论》发表了《理查德·耶茨的失落世界》，文章的副标题是《一位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为什么从印刷界消失？》，里面提到了一个数字：1.2万册——这是理查德·耶茨在世时，他的任何一本精装小说都没能突破的销量门槛。在他去世后，“它们几乎彻底消失了。在大型书店里琳琅满目的书籍中，找不到一本是他的作品”，与“作家中的作家”这个代表业内赞誉的称呼对应的，是他的作品不被主流认可。而同时代书写郊区生活的约翰·切弗和约翰·厄普代克正被追捧，他们是《纽约客》的常客，提供更符合中产阶级的文学口味，将郊区故事糅进诗意、华丽甚至猎奇的情调。理查德·耶茨的问题在于，他太过直白，乐观至上的黄金时代，读者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在如此近的距离下，不加滤镜、毫无掩饰地阅读他们的生活，或者说，没有人愿意承认他们的生活像惠勒一家，建立在谎言和苍白之上。对理查德·耶茨长达半个世纪的回避，超越了小说本身，成为时代焦虑最完美的体现。斯图尔特·奥南的文章想要引起人们对这位作家的重视，但这已经是一个文字被各种发光的屏幕取缔的时代，电影版《革命之路》上映后，作家的名字才为人所熟知。

约翰·厄普代克的《夫妇们》，出版于1968年，因为对郊区中产的情色写作，他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从战后至今，郊区生活已经改变。琼·狄迪恩在《黄金梦中客》里写到的圣贝纳迪诺，这片在五六十年代承载郊区梦的土地“闪耀着令人不安的光泽”。在反文化运动、民权运动，以及诺顿空军基地关闭带来的岗位流失等问题的冲击下，这里已经上演过白人逃离郊区迁往更远处的剧情，物流仓库和货运卡车的轰鸣正成为郊区主旋律。这是美国郊区变化的缩影。但并不代表曾被铭刻过“郊区梦”的生活方式消失了，广袤的地球版图上，做着一份不喜欢也不讨厌的工作，过着在他人看来正常的家庭生活——但也只是正常而已，偶尔幻想自己可能拥有但其实永远不会拥有的另一种人生——跟这种没太大区别，已经是一种套牢大多数人的“预制人生”。理查德·耶茨笔下被回避的故事在今天迎来了普世性，试想惠勒一家果真搬去巴黎后的生活会怎样？长久如死水般沉溺的人生会被另一片土地、另一种生活治愈吗？我们没有信心相信。

Dzo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