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编剧董哲：历史的真实，不在简化而在敬畏

面对五代十国“散装的历史”，他选择用两代人的命运追问太平的意义，用近乎执拗的台词考据重建那个时代的精神肌理。“每一段历史都是文明一路走来的脚印，只要我们想知道从何而来，它就不会陌生。”编剧董哲平静地谈起创作历史剧《太平年》的初衷。

2026开年，由华策集团出品的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爱奇艺、芒果TV、腾讯视频播出后，引发“全民追剧、全民学史”热潮，火爆全网。该剧以五代十国为背景，围绕“纳土归宋”这一历史事件，展现了乱世之中不同人物对“太平”的艰难求索。不同于以往历史剧的权谋战争套路，《太平年》因其偏文言质感的台词表达、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对历史氛围的极致还原，被观众称为“历史剧细糠”“不能倍速观看的高质历史剧”。

历史叩问：在散装时代中寻找叙事主线

面对观众“历史陌生、人物众多、事件繁乱，看不懂”的初始观感，曾写过百万字网络小说《北唐》，对于五代并不陌生的编剧董哲坦言：“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写什么，该写谁。浩如烟海的史料，面临的是一种两难。一种是史料非常多，不知道选取什么。另一种是没有史料，不知道如何构建。”创作《太平年》，初期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没有稳定的度量衡”。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短短数十年间中原五朝更迭、十国割据，“换人换得勤”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标签。董哲用了三四年时间深入这段历史，他说这个时代的中华文明圈“碎成了一地渣子”。唐末曾有108任节度使割据一方，如同独立小王国，而五代已是兼并战乱后勉强聚合的状态。这种“散装时代”的特质让任何单一叙事主线都显得苍白无力。以《太平年》做例子，若从黄巢起义算起，到“纳土归宋”，约有百年历史，史书中出现的人物更是成百上千，哪些人要呈现，哪些故事要展开讲？表达，就是立人物、讲故事的度量衡。找到“太平”这个度量衡，人物的“尺子”就立住了。

董哲最终找到了两代人的叙事框架来破解困局。老一代以冯道、郭威、刘知远为代表，他们是乱世的亲历者与秩序的维系者；年轻一代则由钱弘俶、赵匡胤、郭荣领衔，在现实博弈中坚守理想初心。“这种代际对照，并非简单的传承，而是不同乱世境遇下对‘太平’的共同追求。”董哲说，没有这个框架，就搭不起这个故事来。

人物塑造：在历史夹缝中点亮人性微光

《太平年》中，钱弘俶无疑是灵魂人物。从擅做鱼脍的潇洒“钱九郎”，到被命运推至历史岔口的吴越君主，他的成长充满撕裂与抉择。

“他最终以‘舍一家一姓之荣，保千万生灵之安’的‘纳土归宋’，践行了对太平的至高追求。”董哲认为，这一抉择并非软弱，而是基于对统一大势的清醒认知。

与此同时，郭威作为“历代天子中唯一一个有刺青的天子”，后脖颈的雀儿文身印证着他基层士兵的出身，却开启了乱世向治世的转型思考。“他提出‘决定天下命运的，不只有长枪大剑，还有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这恰恰点明了这部剧的核心命题：太平的根基在民生。”

董哲特别提到，剧中人物关系的构建并非刻意设计，而是历史本身的馈赠。“五代十国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换人换得勤，几十年时间里，君主层面上可能换了数十个。”在这种情况下，人物关系的复杂交织恰恰构成了剧集最真实的历史质感。“每个人物都不是孤立的，他们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对太平渴望的众生相。”

台词设计：以语言真实重建时代精神场域

语言的质感是通往历史真实的重要桥梁。

“如果不用这样的语言，这样一种带着气韵的语言模式，就没办法让我真正相信自己想象和创作出来的这样一些场景和人物。”当被问及为何选择偏文言的台词风格时，董哲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他表示，虽然知道这种选择会给导演和演员带来表演上的困难，同时也会给部分观众造成理解困难，但他还是坚持这种语言表达。“比较真实地还原那个时代，是我们的创作坚持，我们的初衷是让今天的观众更加相信故事所描写的时代。我认为不要低估今天读者、观众的接受水平。”

总导演杨磊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表示《太平年》创作团队是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待历史，“所有事情都要考据，包括当时人该怎么说话，只要把考据做到位就有了根”。

这种对历史细节的执着，从台词延伸到服化道的每一个环节：38000平方米场景、8000多套服装、单套40多斤重的盔甲、一套战甲2800片甲片、主演头套钩织密度达每平方厘米120针……“每一帧电影质感的画面，都在诉说着乱世中个体的挣扎与对太平的渴望。”董哲说，这些细节共同构建了观众能够“相信”的历史世界。

价值内核：从历史事件到文明命题的升华

“纳土是一个事件，归宋是一个结果。而启动这一切的根本内核，是华夏子孙对‘天下太平’这一跨越千年质朴愿望的渴望。”董哲这样解读《太平年》的核心命题。

最初，这部剧的创作源于呈现“纳土归宋”的“命题作文”，片名曾定为《吴越归宗》。但在深挖史料和打磨剧本的过程中，创作团队逐渐触摸到了更核心的命题——“太平”。

“钱弘俶的‘放下’，恰恰是中华民族追求天下太平最生动的注脚；赵匡胤结束乱世、框定天下的理想，深刻体现了‘民为邦本’这一贯穿历史的连续性思想。”在董哲看来，《太平年》的深层价值，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高度契合。“历史的洪流纵然曲折，但人心向背、苍生福祉永远是衡量一切抉择的终极尺度。”

这种价值追求不仅体现在人物塑造上，也渗透在叙事结构之中。《太平年》要讲述的不是一个关于权谋和征服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守护和托付的故事——守护生民，托付未来。

创作态度：在敬畏历史中寻找当代共鸣

“《太平年》写的是我们文明曾经走过的一段路程，那是一个任何人都没有躺平机会的时代。”董哲说，当一个时代允许你躺平的时候，这个时代一定是很幸福的。

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恰恰是《太平年》试图建立的桥梁。董哲表示，历史剧创作的最大意义不在于还原历史本身，而在于通过历史关照现实。“每一段历史，尤其是回看史料的时候，每一个时代，都是我们的文明一路走来留下的一个个脚印。只要我们想知道我们从何而来，它对我们来说就不会陌生。”

在他看来，历史剧的高门槛并非缺点，而是对观众历史敬畏心的呼唤。“它不提供轻松的观剧体验，却以扎实的考据、深刻的人物、厚重的主题，让那段‘陌生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在平衡史实与创作的关系上，董哲坚持两个忠实：“第一，我们忠实于历史的底层逻辑；第二，在细节上忠实于那个时代的历史氛围。”

《太平年》里有一幕，钱弘俶、孙太真、赵匡胤、郭荣这四个年轻人站在血战后的汴梁城墙上许下愿望：“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太平年下共饮一杯热酒。”千年后的今天，当观众通过荧屏回望那段历史时，或许更能深刻理解太平的可贵。

“这部剧如同一杯浓烈的太平酒，初尝或许晦涩，细品方能读懂乱世中的坚守与大义。”董哲说。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太平年》不仅讲述了一段关于太平的故事，更完成了一次对中华文明基因的深刻追问。这或许正是历史剧在当代最珍贵的价值——在回望中理解现在，在历史中看见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