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震八方的汉武帝，为什么非要坚持在长安厚待匈奴降人？

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因被冠军将军霍去病打得部众离散，势力大衰。作为匈奴单于放在河西走廊，阻拦汉朝军队前出西域的主力，被打成这样，责罚甚至治罪是免不了的。汉武帝断匈奴一臂的计划似乎就快要实现了。

这是龙国第一次收降如此数量巨大的外族部落，语言风俗，甚至可能长相都不一样。匈奴人属于典型的黄白杂居种群，既有黄种人，也有白种人。而此前，代表正统王朝对待语言风俗完全不同的部族及“外国”时，可能只有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伐楚，问罪楚人如何杀死了周昭王。但习惯渔猎、水稻作业的江南与同为农耕民族的黄河流域根出一源，很快就融为一体。而匈奴，长期雄霸草原，与农耕民风马牛不相及。

是融合还是敌对，这给汉武帝和整个西汉王朝提出了挑战。汉武帝选得是“融合”。

代价是：汉武帝的长期对匈战争已导致国库空虚，没钱征调大规模车马。长安令因政府国库无力承担，被迫向百姓强制“借”马匹和财物，实际是抢。但民众因长期赋税压力及对匈奴的仇恨，普遍隐匿马匹拒绝配合。《资治通鉴》说当时“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长安令甚至因未完成任务差点被汉武帝喝令推出午门斩首示众。

右内史汲黯激动地跑去和汉武帝争辩：“罢敝中国以事夷狄之人乎？”认为应将这些匈奴人贬为奴隶以补偿阵亡将士家属，否则将“寒天下百姓之心”。但汉武帝斥其“妄发”（胡说八道），并在此后免去汲黯官职。

《资治通鉴》“右内史汲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敝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白话文直译：长安令无罪，要不你砍了我脑袋，老百姓才会把马拿出来给朝廷用。休屠王浑邪王是得罪了单于才来投降我们，我们盛情款待他们，沿途每个县都招待，一直到长安，已经够可以了。天下老百姓为了却这点破事出钱出物被搞得不安生，陛下你怎么可以为了几个“老外”把自己的百姓折腾得魂不守舍了？

汉武帝不听。他为了满足自己在外族人面前摆谱的“面子工程”，不惜加征高额税收，包括不限于车船税，商用车每辆纳税240钱，船五丈以上纳120钱；“缗钱税”，按商人财产比例征税，并鼓励民间告发隐匿资产者。如果不肯交钱，没关系，汉武帝还贴心地推出了酷吏服务。给你一抓，不信不交钱。后来更加将盐铁收归国有，并发行银锡合金“白金”货币，通过通货膨胀掠夺民间财富。

最后，刘彻还是凑够了两万辆马车，风风光光地把四万匈奴降人接进了长安。

匈奴人是如何报答呢？匈奴降众在长安享有超国民待遇，与汉朝百姓产生直接冲突。买东西不给钱，那是常有的事，不杀人已经是阿弥陀佛了。匈奴降众保留"因俗而治"的游牧传统，在关中地区"市井有秩序"的环境下，其大规模放牧常毁坏农田，导致"关中水旱，贫民流亡"。浑邪王入长安时，汉武帝以诸侯王礼遇相待，其部众获得"良田美宅"，而同时期山东灾民70万被迫迁徙却"衣食仰给县官"。这种"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与"奉若上宾"的落差，造成汉朝民众受到巨大心理创伤。

汉武帝这种以牺牲中原百姓利益为代价的优待政策，最后在《史记》《汉书》中留下了"天下骚动""百姓罢弊"的不良记录。

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很多后世史学家说这是因为天朝上国朝贡体系的原因，厚赐“外国”，而牺牲本国百姓利益。甚至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隋炀帝把丝绸绑在马路边，从潼关一直绑到长安，厚赐外国使臣，为了夸耀富豪，到长安的外国使臣吃饭都不要钱；明成祖朱棣在北京搞阅兵耀武扬威，来朝贡的东南亚藩属国进献十分之一的方物就能获得十倍以上的朝廷赏赐作为利润；嘉靖年间，日本大名为了朝贡获得利润甚至在宁波公开斗殴杀人；英国马嘎尔尼到清廷来刺探情报，乾隆为了彰显天朝上国威风，赏赐巨厚，比他带来的任何礼物都贵重。

但是，汉武帝时，中原王朝势力还没完全拓展到西域，对云南贵州的控制都很薄弱，汉族正在发展的最初期，对待匈奴人完全扯不上什么“朝贡体系”，因此也称不上为了彰显大国地位，非要厚此薄彼。促使汉武帝做出这一冲动举动的内在驱动原因，我个人认为是“虚弱”，是“色厉内荏”。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筹划“马邑之谋”，开始启动对匈战争，前后打了四十四年，耗资巨大，海内一空。西汉文景二帝积攒的天量财富被汉武帝这半个世纪的战争给打得精光，政权不稳，摇摇欲坠。

收益是什么？土地，确实拿下了河西走廊，河套地区。这些战略空间的拓展站在后世角度来看，是英明神武，正确选择。但是站在2000年前的当时，是纯纯单向付出，没有任何收益甚至收益成负数。比如，汉武帝命令李广利征服大宛，就是为了几千匹汗血宝马，其实这些马运到长安，没有几代就很快消失灭亡了，对组建汉朝骑兵部队没什么太大帮助。但是，这次征服行动前后征兵二十多万，几乎死个精光，骡马死亡更是不计其数。因为第一次征服失败，李广利逃回玉门关，汉武帝都不让他进门，给他下得死命令就是继续“给老-子打！”，把国内凡是用不上的“垃-圾”人口，比如恶少年、无产流氓、赘婿等社会底层的精壮劳动力都发配玉门供应李广利，就是为了拿下大宛。

这就不是作战，是赌博了。虽然最后拿下了大宛，但是也证明了汉武帝此人好虚名，不重实际利益。隋炀帝、明成祖、乾隆帝这三人也是如此，对虚名的看重更甚于实际利益。

所以，公平良心一点讲，后世对待汉夷真正最公平的朝代，似乎只有唐朝。因为，唐人对待“夷人”不是汉武帝、隋炀帝、明成祖、乾隆帝这种请客吃饭大把撒钱，他们是真正的“海内一家”，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无论汉、夷都能到唐朝廷做官发财，甚至有的外族王爷、一国酋长都不干了，跑到唐朝来做官。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关系不好都不太可能。

为什么？我认为是政治军事压力减弱，国力大盛的原因。唐朝国力极盛，势力广大，军事征服一个接一个，先后打垮了东西突厥，征服了朝鲜半岛，压制了吐蕃，威慑了南诏。正因为耀武于境外，才获得了境内民族的大同。没有武力做后盾的民族之间的互相认可，都是空中楼阁。

而汉武帝、隋炀帝、明成祖、乾隆帝为啥注重虚名，不能像唐太宗那样自信呢？因为他们有内外压力，汉武帝其实与匈奴打得是消耗战，长期作战看不到收益，所以一下能获得四万人来投降，他高兴坏了。为了装，他用力过猛，使出了“讨好”这一招，但是匈奴人却不见得买账。隋炀帝是面临突厥的压力，国内贵族造反的压力，所以对待来朝贡的小国，也需要装一下。明成祖更是因为通过造反起家，位置不稳，长期需要外出找建文帝，更加需要通过炫耀国力来威慑一下周边。乾隆帝则是因为以小族临大国，内部矛盾太大，自然要闭关锁国最好，对待外国使臣，没有自信，当然是越装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