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回族却不信回教，为何说回教不是伊斯兰教？回教如何消亡？

“回教”这个词，现在听起来像老唱片里的划痕，噼啪一声，就把人拽回父辈的搪瓷缸和煤油灯年代。可它当年是真风光——老北京的牛街、宁夏的吴忠、西安的回坊，牌坊上清一色刻着“回教”两个大字，笔锋里带着馆阁体的温顺，一点看不出它背后扛着的是横跨欧亚的伊斯兰教。

那会儿没人较真“回教”到底算不算伊斯兰的中国小号。明太祖朱元璋先给批了条子：清真寺可以盖，但得盖成四合院，飞檐不能高过孔庙；阿訇念经允许，可得用汉字注音，别让真主口音跑偏。一纸《百字赞》把穆罕默德写成“至贵圣人”，跟孔子并排坐，听起来像强行组CP，却让穆斯林在金陵城安心吃了六百年牛肉面。

到了清朝，画风陡变。朝廷的逻辑简单粗暴：你们不是信回教吗，那就“回”归“回”，别跟汉人掺和。司法上专门给穆斯林加小灶：同样打架，汉人笞二十，回回得杖三十，再加流放。歧视像熬粥，火越小越粘锅。1856年，云南一个卖豆芽的回民跟汉人争水，官司打输，脑袋被按进渠里。消息顺着驿道一路炸到甘陕，火苗子遇见旱灾与粮荒，砰——陕甘回乱。十一年打下来，两省人口少了两千多万，相当于把整个澳大利亚从地图上抠掉。战后，官方档案里“回教”俩字被血糊住，再没人敢公开提，只剩民间偷偷叫“清真教”，好像把“回”字砍掉就能躲过下一刀。

民国了，大家忙着剪辫子、穿西装，没人顾得上给回教写悼词。白崇禧、马鸿逵这些回民将军，履历表上填“伊斯兰教”，听起来比“回教”洋气，还能跟麦加对上信号。1949年后，户口本统一印刷“伊斯兰教”，老词儿彻底成了化石。可石头下边还压着温度——八十年代，海湾的捐款顺着机场跑道流进来，圆顶绿旗一夜插满西北：银川南关清真寺拆了中式攒尖，换成沙特进口的大穹隆，阳光一照，亮得晃眼。老人们眯着眼说，这哪是清真寺，这是阿拉伯邮筒。

邮筒寄来的不只有美元，还有瓦哈比的原教旨说明书——“儒家是偶像崇拜，给祖先磕头比吃猪肉还严重”。一些年轻阿訇把四合院教案扔进仓库，换上沙特大学讲义，毛笔字太土，PPT才虔诚。那段时间，兰州火车站的清真餐厅不挂“回回”字样，只贴阿拉伯文，仿佛汉字一出现，烤肉串就变了味。

变化在2015年拐了个急弯。银川市中心新建的清真寺被责令把穹隆削平，换成歇山顶；宣礼塔上的星月拆下来，换成琉璃瓦当。官方文件里出现一句温和却硬邦邦的话：“宗教中国化不是选择题，是必答题。” 于是，阿訇们重新捡起王岱舆的老本子，把“三纲五常”塞进经注，给孔子留了一个空位。

有人抱怨这是“文化倒车”，可牛街的老居民乐得合不拢嘴。傍晚的礼拜结束，老爷子们照样拎着鸟笼去宣武门遛弯，笼子里的八哥会学舌：“回——回——”，尾音拖得老长，像在替那个被遗忘的词汇招魂。

其实词儿本身无所谓生死，它只是夹在“我是谁”与“别人让我是谁”之间的旧车票。车票褪了色，但车还在跑，乘客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坚持坐头等舱去麦加，有的愿意挤绿皮车留在中原。路线不同，可大家都在同一辆叫“中国”的列车上，咣当咣当，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