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中的吴越国：真实历史，赵光义如何逼迫，钱弘俶纳土归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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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与宋的军事联系由来已久。公元960年，后周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后周而自代，建立了宋朝。

吴越国王钱弘俶做为了保持割据一方的局面，继续执行钱镠“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的遗训，改而转向宋朝称臣纳贡。钱弘俶在赵匡胤称帝的当年，即接受了宋朝所授“天下兵马大元帅”之封，并改名钱俶(“弘”字犯赵匡胤之父弘殷讳，故去之)以示尊敬。

在宋朝建立到吴越国“纳土”归宋(960-978)的19年里，吴越国朝贡宋朝竟达30余次之多。宋太祖开宝九年(96)正月，钱俶率妻孙氏、子惟浚等从明州航海前往中原，亲自入觐于宋，贡奉甚丰。宋太祖亦优加礼待，并表示誓不杀钱王。是年三月初，钱俶归国，宋太祖厚给赏赐，临行前又给密封黄绫包袱一束，嘱途中秘密拆看。钱俶途中于舟内拆看，但见“皆群臣乞留王（钱俶）章疏”。钱俶于是对宋太祖更加感激涕零。此后，钱俶在功臣堂视事，特地将座位移于东偏，说是“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违颜咫尺，某岂敢宁居乎！”“每修贡，必焚香而遣”。

建隆元年(960)，宋至扬州讨伐李重进，钱俶命孙承祐率师至润州接应。

乾德二年(964)十月，宋伐后蜀，钱俶派孙承祐率兵相助。开宝三年(970)，宋伐南汉，又命吴越出兵攻打富州，后以路远而罢。而南唐与吴越近在咫尺，宋伐南唐，吴越自然更要出兵相助。

1、宋灭南唐时期的吴越国作用

赵匡胤很早就开始吞并南唐的图谋。宋平南汉之后，当时赵匡胤登基已久，统治已经相当稳固，且自建隆四年(963)至开宝四年(971)间，次第平定湖南、荆南、后蜀、南汉。南方诸国只剩下南唐、吴越与割据泉、漳的陈洪进三个势力。陈洪进地小力弱，吴越是宋的军事盟国。当时北方虽然还有一个北汉，但赵匡胤统一全国的战略是先南后北，加上他在开宝二年(969)、三年(970)攻打北汉未成，接下来的目标便是南唐了。

但宋朝政府并没有在灭南汉一结束就对南唐下手，而在事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争取吴越相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宋太祖开宝七年八月戊寅条：

先是，南唐后主李煜在战前曾致书钱俶：“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今天子易地赏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吴越王俶遣元帅府判官福人黄夷简入贡，上谓之曰：“汝归语元帅，当训练兵甲。江南倔强不朝，我将发师讨之。元帅当助我，无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也。但钱俶仍攻南唐不懈，并将李煜来书送交宋朝。但事实也正如李煜所说，到了南唐灭亡以后，江南大地仅剩下吴越国和闽国孤居一隅，吴越国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宋朝的指掌之间了。

同条下文又载，当时赵匡胤还在东京薰风门外建造府第，“连亘数坊，栋宇宏丽，储偫什物无不悉具”，并召吴越进奉使告诉他：“朕数年前令学士承旨陶谷草召，比于城南建离宫，今赐名礼贤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来朝者赐之。”

灭唐之战开始后，宋军兵分三路向南唐进攻。第一路以荆南为战略基地。开宝七年(974)十月壬辰，以曹彬为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擢都部署，率主力从荆南向东进发，一路势如破竹，至闰十月壬戌日已屯兵采石矶，十一月渡过长江。

第二路以潭州为战略基地，进攻江西。第三路以杭州为战略基地，以钱俶为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以丁德裕为监军，进攻常、润二州。开宝八年(975)四月，钱俶攻占常州。其间曹彬所部宋军主力也小有斩获，但始终未能攻克金陵。这年七月，赵匡胤下令暂缓攻势，派人招降李煜，钱俶也趁这一间歇回到杭州。九月，吴越大将沈承礼与宋将丁德裕攻克润州，并同曹彬所率主力会合。十一月，宋与吴越联军攻克金陵。

吴越这次军事行动与周世宗征淮南之役相比，进展要顺利得多。究其原因，一则是由于南唐自经淮南之役后，国势日蹙。吴越军队能够攻克常、润二州，皆由南唐军内不稳所致。钱俶率兵围攻常州，“刺史禹万成拒守，大将金成礼劫万成以城降”。当吴越军队进攻润州时，当时南唐方面镇守润州的是李煜的心腹刘澄。刘澄前往润州时，李煜曾对他说：“卿本未合离孤，孤亦难与卿别，但此非卿不可副孤心。”

但刘澄却心怀向背，一到润州，便说：“兵胜则可，不胜，立为虏矣。救至而后图战，未晚也。”最后可耻地投降了。

二是从军事上说，经过内部的整顿，中原王朝对南方诸国具有不可抗衡的优势。在宋灭南唐之役即将开始时，对于是否应该参与此役，吴越内部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丞相沈虎子便说：“江南，国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将何以卫社稷乎？”

但钱俶不听劝阻，并罢免了他丞相的职务。

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李煜曾给钱俶写信，说：“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结果钱俶把这封信交给了宋朝政府。他不是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之所以如此，也是出于宋朝巨大的军事压力，迫不得已。

而且，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吴越助宋灭南唐，与吴越助周征淮南又有所不同。吴越虽然帮助周世宗攻打淮南，但独立行动；到吴越助宋灭南唐的时候，宋“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骑千人为钱俶前锋，且监其军”，他的军事行动受到了宋朝方面的监督。这反映出当时宋朝在军事上已对南方诸国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势。

2、纳土归宋

开宝八年(975)十一月，宋与吴越联军灭南唐。开宝九年(976)正月，钱俶入开封朝觐。二月，到达开封。三月，钱俶离开封。

四月，钱俶回到杭州。

开宝九年十月，宋太祖去世，赵炅即帝位，是为宋太宗，这对钱俶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当年钱俶向宋太祖表示要“子子孙孙，尽忠尽孝”时，宋太祖明明白白说过：“但尽我一世耳，后世子孙亦非尔所及也。”

为了向新立的宋太宗表示忠心，钱俶在厚遣贡赋的同时，又“下令以文轨大同，封疆无患，凡百御敌之制，悉命除之，境内诸州城有白露屋及防城物，亦令撤去”，主动撤除了军事防御工事。

第三年，太平兴国三年(978)二月，钱俶第二次入京朝觐。三月，到达开封。当时同时来京朝觐的还有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四月，陈洪进纳土。

宋朝的宰相卢多逊也竭力劝宋太宗扣留钱俶。钱俶“意求返国，故厚其贡奉以悦朝廷”，但未能收到成效；他又“上表乞罢所封吴越国及解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寝书诏不名之制，且求归本道”，也遭到了宋朝廷的拒绝。五月，钱俶被迫纳土。

在纳土之前，吴越大臣内部曾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以崔仁冀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纳土，以为：“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又据陈瓘《智觉禅师真赞并序》：“圣宋之兴也，钱氏重民轻土，舍别归总，用师之劝诲也。”

据此，似乎延寿也在钱俶纳土过程中起了什么“劝谕”的作用。但延寿在此三年之前即开宝八年(975)就已离开人间，根本无此可能。

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当钱俶面对是否纳土入朝的两难抉择时，“左右争言不可”，可见吴越国大部分臣下都是反对纳土的。

宋人的史书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据《（乾隆）杭州府志》卷一四八《人物·隐逸》：“张质，钱唐人，仕吴越为光禄大夫，与郑都官同谏钱王纳土，避地宁海之深酸，遂家焉。”反对纳土之人，今日可考者惟此二人。

最后，钱俶还是听从崔仁冀的意见。

据文莹《玉壶清话》卷七：

俶最后入觐，知必不还，离杭之日，遍别先王陵庙，泣拜以辞，词曰：“嗣孙俶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今去国修觐，还邦未期，万一不能再扫松檟，愿王英德各遂所安，无恤坠绪。”拜讫，恸绝，几不能起，山川为之惨然。

从这一记载来看，实际上钱俶早在来京之前就已做好了纳土的心理准备。

钱俶于五月初一上表宋太宗，“愿以所部十三州献于下执事，其间地里、名数，别具条析以闻”。宋太宗下诏允许钱俶“纳土”，并于崇元殿举行受献仪式，钱俶以“所部州十三，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七百，兵一十一万五千，暨民籍、仓库，尽献于朝。”吴越国至此而亡。

同年八月，宋太宗诏钱俶缌麻以上亲属及管内官吏，分坐1044船，在宋军护送之下，前往京师，授以官爵。

钱俶“纳土”归宋以后，先后被封为淮海国王、汉南国王、南阳国王、许王。雍熙三年(986)离开汴京赴南阳（今河南南阳）就位。端拱元年(988)又改封邓王。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宋太宗遣使赐钱俶生辰礼物、国信至，钱俶扶疾拜受，并宴请来使。

“晡时，王寝于斋之西轩，命左右读《唐书》数篇，命诸子孙诵调章诗什数篇，未迄，忽风恙复作至四鼓而薨。”

钱俶生于后唐天成四年(929)八月二十四日，此时恰好60岁。端拱二年(989)正月，葬于洛阳县（今河南洛阳）贤相里陶公原，追册为秦国王，谥曰忠懿。

在吴越国的历史上，钱弘椒虽然是一位亡国之君，而且是一位不战而降的亡国之君，但是毕竟宋朝统一中国大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以区区吴越国与宋朝相对抗显然必败无疑。

面对这样的形势，钱弘俶不动干戈，“纳土”归宋，完整地将吴越国所辖两浙之地归并于一统王朝，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避免了战争和破坏，使生灵免遭涂炭（前人所谓“保境安民”实即指此）。

即欧阳修《有美堂记》所谓“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所以钱弘俶“纳土归宋”历来被认为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义举，钱弘椒因此而历来为人们所尊重，并在杭州“钱王祠”中受到人们的瞻仰。

吴越国自后梁开平元年(907)五月钱镠受封为吴越国王，至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钱弘椒“纳土”归宋，立国72年，历三世五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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