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执政联盟竟提议恢复二战皇军军衔，还借口与国际接轨！

“大佐”——这个镌刻着侵华战争血腥记忆的军衔称谓，时隔70余年或将重出日本列岛。2025年11月以来，日本自民党与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正式推动修改《自卫队法》，计划将现行“1佐”“2佐”“3佐”等数字编号军衔，全面恢复为“大佐”“中佐”“少佐”等二战时期皇军称谓，同步复辟“步兵科”“炮兵科”等旧日军职种名称。执政联盟抛出“与国际接轨”的冠冕堂皇借口，却难掩其淡化战争罪行、推动军事“正常化”的真实图谋，这一历史倒退之举，不仅刺痛了东亚受害国的集体记忆，更给地区安全局势蒙上沉重阴影。

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剥夺正规军建制，1954年组建自卫队时，刻意构建了一套区别于旧日军的“去军事化”命名体系。军衔层面，摒弃“大佐”“中佐”等带有强烈军国主义色彩的称谓，改用“1佐”“2佐”“3佐”的数字序列，将将官、尉官、曹士均纳入类似逻辑，通过语言符号的转换，试图与双手沾满亚洲人民鲜血的旧日军划清界限；职种层面，将步兵、炮兵等作战兵种改称“普通科”“高射特科”，军医部改为“卫生科”，进一步淡化军事属性，契合“专守防卫”的宪法定位 。这套体系运行70余年，虽未能完全掩盖自卫队的军事本质，却成为战后日本与军国主义历史切割的重要象征。

如今，执政联盟的修法提案彻底打破了这一平衡。根据自民党与维新会的联合执政协议，本次改制不仅涉及军衔名称，还包括职种称谓的全面复辟：“普通科”将改回“步兵科”，“高射特科”恢复为“炮兵科”，“设施科”回归“工程兵科”，形成“全方位复古”态势 。防卫省公布的《自卫队官阶名称改正案》显示，统合幕僚长等高阶将领将被授予“大将”军衔，“1佐”对应“大佐”、“1尉”对应“大尉”，完全复刻旧日军军衔体系。更值得警惕的是，此次改制以“省令”形式由内阁直接批准，规避了国会审议的民主程序，凸显其急于推进又刻意低调的矛盾心态。

对东亚受害国而言，“大佐”等称谓绝非单纯的军事等级标识，而是侵略暴行的直接记忆载体。二战期间，“大佐”作为日军联队长（团长）的核心军衔，指挥3000-4000人作战部队，是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等罪行的直接执行者——甲级战犯冈村宁次晋升大将前曾任大佐，策划“一二八事变”的田中隆吉、参与细菌战的诸多战犯均出自这一军衔层级。当日本试图让这一沾满鲜血的称谓重获合法性，本质上是对历史正义的公然亵渎，是对受害国人民情感的蓄意伤害。

其真实意图，藏在联合执政协议的直白表述中：“强化自卫队的‘国防组织’定位，提升公众对自卫队的认知”，而背后更深层的逻辑，是右翼势力推动自卫队“军队化”、实现“国家正常化”的长期图谋 。日本维新会长期主张删除宪法第九条第二款，明确写入“国防军”，其安全保障调查会事务次长阿部圭史直言不讳：“职衔称谓国际化是修宪过程中可着手的现实课题”，直白暴露了军衔改制是为修宪扩军铺路的“铺垫动作” 。

这一图谋与日本近年的军事扩张步伐形成鲜明呼应。2023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7万亿、8万亿日元，2025年更是达到8.7万亿日元的二战后峰值，军费占GDP比例提前两年提升至2%的北约标准 。通过修改《自卫队法》，日本先后放开海外行动限制、允许击落无人机、成立统合作战司令部，一步步突破“专守防卫”的宪法束缚。此次恢复旧日军军衔，正是通过符号重构强化军事认同，为自卫队从“防御性组织”向“进攻性军队”转型塑造民意基础与制度合法性。

更具迷惑性的是，执政联盟将改制包装为“提升自卫官士气”的务实举措。这一说法针对的是日本自卫队严重的招兵困境——2023年实际招募人数仅达计划的51%，年轻一代对军事服务的认同感持续低迷 。但用复辟侵略符号的方式提振士气，无异于饮鸩止渴。正如日本立命馆大学研究员角田燎所言，战后自卫队曾抱有强烈的与旧日军划清界限的意识，如今的倒退不仅难以赢得社会尊敬，反而可能因唤醒战争记忆加剧公众抵触 。

恢复皇军军衔，并非孤立的政策调整，而是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推动“去战后体制”、修正历史认知的必然一步。战后70余年来，日本右翼从未停止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尝试：从修改教科书将“侵略”改为“进出”，删除“强征劳工”“慰安妇”等关键表述，到为神风特工队申遗、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再到推动天皇复辟、质疑和平宪法的合法性，形成了一套系统性的历史修正主义叙事 。

军衔改制正是这套叙事的最新落子。通过恢复旧日军的标志性称谓，右翼势力试图模糊自卫队与旧日军的历史界限，让年轻一代淡忘战争罪行，将侵略历史包装为“荣耀过往”。东京大学2024年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60%的高中生认为战争是“双方共同责任”，仅不到15%承认日本负有主要责任，这种历史认知的缺失，为右翼政策的推进提供了土壤。在社交媒体上，部分日本年轻人将“大佐”与“军事荣耀”绑定，甚至认为“恢复传统军衔会让自卫队更有吸引力”，暴露了历史教育缺失带来的认知割裂。

右翼智库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推手角色。主张“回归战前”的“日本会议”多次发声，称“军衔名称恢复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必要步骤”，其成员深度参与执政联盟的政策制定，将符号复辟与修宪、扩军等核心诉求捆绑推进。而执政联盟选择在此时推动改制，更有明确的政治算计：自民党与维新会的联合执政依赖右翼选民基础，军衔复辟可巩固内部团结；同时，在野党难以推出统一候选人的政治真空期，这类“看似技术性”的提案更易规避阻力 。

日本的历史倒退之举，已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警惕与明确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严正表态，要求“日方切实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国防部更发布日语视频警告日本若介入敏感地区事务将“付出惨痛代价”，明确将军衔复辟视为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信号。韩国政府也通过外交渠道表达关切，指出“此类举措可能伤害东亚国家的战争记忆，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国际社会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当“大佐”“中佐”等称谓重新出现在日本军事体系中，意味着日本正在系统性地消解战后国际秩序对其军事扩张的约束。结合其持续增长的军费、不断突破的军事行动限制、与他国强化军事同盟的动向，日本的“军事正常化”已远超“自卫”范畴，逐渐成为地区安全的不确定因素。正如《每日新闻》社论所批评的：“恢复‘大佐’等军衔名称是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信号，将破坏日本与邻国的互信基础”。

对日本自身而言，这种历史倒退同样蕴含风险。二战期间，“大佐”等军衔作为侵略符号，在中美苏朝等国的抗战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记，恢复这些称谓必然引发国际社会对日本军事意图的重新评估。防卫省内部已有官员担忧，此举可能对自卫官招募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加剧地区军备竞赛，最终让日本陷入“安全困境” 。

“大佐”归来的背后，是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正义的漠视，对和平宪法的架空，对地区安全的挑衅。所谓“国际接轨”的借口，终究掩盖不了其为军国主义招魂、推动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历史已经证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曾给亚洲乃至世界带来深重灾难，如今的历史倒退，无疑是在重蹈覆辙的边缘试探。

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基于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明确追责，日本作为战败国所承担的特殊责任，决定了其在军事安全领域必须保持克制与审慎。军衔名称的复辟看似是“符号之争”，实则是关乎历史认知与和平走向的“原则之争”。如果日本执意背离和平发展道路，无视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继续推进历史修正主义与军事扩张，终将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历史的红线不容触碰，和平的承诺不容背弃。希望日本执政联盟正视历史、敬畏民意，立即停止此类危险举动，回到正视历史、尊重邻国的正确轨道上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才能让日本在国际社会赢得应有的尊重。否则，任何为军国主义招魂的企图，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到全体爱好和平人民的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