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五年熬过68次化疗，临床评估“痊愈”当日，查出白血病

讲述：徐锋 文：风中赏叶

拿到第五年大复查全套“未见异常”报告时，妻子和我紧紧拥抱在一起。主治医生笑着在病历上写下“临床治愈”，甚至破例和我们合了影。“五年是个里程碑，以后复查间隔可以拉长了。”窗外阳光正好，我们计划着去海南补过蜜月——五年前领证第二天，她就被确诊了乳腺癌。

谁能想到，命运会在同一天翻出第二张底牌。

事情要从三周前说起。妻子洗澡时发现小腿上有几处莫名的瘀青，“像被轻轻捏过似的”。我们没太在意，毕竟经历了68次化疗、25次放疗，身体有些小状况也正常。直到抽血复查时，检验科打来电话，语气严肃：“血常规异常，请立刻来医院复查。”

我们还在庆祝的余温里，以为只是仪器误差。但第二次血常规结果出来时，血液科医生的表情让我们心里一沉。“白细胞异常增高，伴有原始细胞，血红蛋白和血小板显著降低……”他顿了顿，“需要马上做骨穿。”

“骨穿？为什么？”妻子握着我的手在发抖，“我的乳腺癌不是好了吗？”

“血象提示，可能不是乳腺癌的问题。”医生的话很谨慎，“是血液系统的问题。”

骨髓穿刺是在庆祝“痊愈”的当天下午做的。麻药针扎进髂骨时，妻子没喊疼，只是盯着天花板，眼里全是茫然。五年前确诊乳腺癌时，她也做过骨穿，那次是为了查有没有骨转移。现在，同样的姿势，同样的位置，等待的却是另一个未知的判决。

三天后，我们坐在血液科主任的办公室。主任手里拿着骨髓报告单，看了我们很久。“骨髓增生异常，原始细胞比例达到18%。”他把报告推过来，“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像擂鼓。“白血病……怎么会的？”我的声音干涩。

“这是治疗相关性白血病。”主任指着报告上的一行字，“长期、大剂量的化疗和放疗，特别是某些烷化剂类药物，本身就有导致继发性白血病的风险。就像……”

“就像治好一种癌，却可能诱发另一种。”妻子轻声接话。她的声音异常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这五年来的每一次化疗。从每21天一次，到每周一次，再到后来的维持治疗。68次。她手臂上的PICC管拔了又埋，埋了又拔，血管脆得像枯树枝。她吐到只能喝米汤，手脚麻木得像戴了厚手套，口腔黏膜烂到说不出话。每一次，我们都告诉自己：熬过去就好了，熬过去就赢了。

我们真的以为赢了。五天前，她还兴高采烈地试穿新买的沙滩裙，说要把化疗时掉的头发留回来。三天前，我们扔掉了家里所有的病历本和药盒，说“再也不需要了”。

“治疗难度会比原发白血病更大。”主任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因为骨髓经过长期化疗打击，储备功能很差，对新的化疗药物可能耐受性更差。”

妻子突然问：“我还能治吗？”

“能。”主任回答得很肯定，“但路会很艰难。需要再次化疗，目标是达到缓解后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只是……”他斟酌着词语，“身体的底子，可能不如五年前了。”

走出诊室时，妻子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很久。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她新长出的、还带着卷的短发上。她忽然笑了，笑里有泪：“五年，68次化疗。我以为马拉松跑完了，结果裁判说，对不起，刚才跑的是热身，真正的比赛现在开始。”

当晚，我们取消了所有庆祝计划。妻子把准备扔掉的病历本又捡了回来，在最新的空白页上，写下新的日期和诊断。她的笔迹依然工整，就像过去五年记录每一次化疗反应、每一次血象数据时一样。

“你知道吗，”睡前她说，“最难受的不是又要化疗，而是那种感觉——你付出一切赢得的东西，被宣布作废了。就像辛苦建了五年的房子，地基突然塌了。”

我握紧她的手，说不出话。

如今，我们回到了熟悉的病房区，只是从乳腺肿瘤科换到了血液科。护士还是那些护士，她们看到妻子时，眼神里有掩饰不住的惊讶和心疼。熟悉的消毒水味道，熟悉的输液架，熟悉的生命体征监测仪。一切仿佛回到原点，却又截然不同。

第二次骨穿确认了分型，化疗方案定下来了。上药前，妻子摸着留置针的贴膜，轻声说：“这次，不为‘治愈’了。就为……能多些有质量的日子吧。”

我忽然明白，医学上的“临床治愈”从来不是故事的终点。它可能只是一段艰难旅程的暂停点，而生命的复杂性，永远超出我们有限的想象。五年抗争，68次化疗换来的“痊愈”证书，在同一天被盖上了另一个绝症的印章——这是现代癌症治疗中最残酷的悖论之一：我们用来拯救生命的利器，本身携带者损伤生命的风险。

妻子现在开始接受白血病化疗。副作用来得比五年前更猛烈，但她没再问“为什么是我”。她说，五年的抗癌经历至少教会她一件事：在疾病面前，没有公平可言，只有接不接受，扛不扛得住。

窗外，玉兰花又开了，和五年前她第一次住院时一样。生命以疾病的形式，给她上了两堂截然不同又紧密相连的课：第一课关于坚持，第二课关于接受。而我要做的，就是像五年前一样，握住她的手，陪她上完这堂谁也没预料到的、更难的课。

临床治愈日查出的白血病，像命运开的一个恶劣玩笑。但既然玩笑开了，我们就得把它演下去——不是作为悲剧，而是作为人类面对生命无常时，那份打不垮的、近乎固执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