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步履矫健，笑着对曾志等人说：我福大命大，又闯过了一道鬼门关

“毛泽东同志因病不幸逝世。”

1930年初，共产国际的一份讣告发到了莫斯科，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苏联，甚至连国内的报纸都跟着起哄。
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一场让全世界都跟着尴尬的乌龙，而那个被“宣告死亡”的人，此刻正躺在福建深山的一张硬板床上，确实离鬼门关只差那么一层窗户纸。
那时候没人知道，如果不是几颗苦得要命的药丸，还有一个跑断腿回来的“冤家”，这历史的剧本，可能真就被一只蚊子给改写了。

01

咱们把时间轴往回拨，定格在1929年的那个秋天。那时候的毛泽东，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的憋屈，甚至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至暗的时刻之一。

你别看现在大家都尊称一声“毛主席”，但在当时，红四军刚开完那个著名的“七大”，他是被大家伙儿一票一票投下去的。这事儿搁现在职场上，那就是CEO被董事会给罢免了，还让你靠边站。理由嘛，也很直接，大家觉得前委管得太宽，想要更多的军事指挥权。这争论在当时那叫一个激烈，吵得脸红脖子粗的。

结果呢？选票一出来，陈毅当了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了。

这打击对于心气极高的毛泽东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但他是个硬骨头，既然大家不理解他的建军思想，那就走吧。他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带着一肚子不被理解的苦闷，跑到福建上杭县去指导地方工作，名义上是指导，实际上就是去养病。

可这人啊，一旦心情不好，免疫力就跟着下降，这在医学上是有说法的。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闽西山区的蚊子给了他致命一击。

那是恶性疟疾。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疟疾没啥，吃点药就好了。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这病就是要命的阎王帖。发作起来的时候，人一会儿像被扔进了冰窖，浑身抖得连床板都跟着响；一会儿又像被架在火上烤，烧得神志不清，满嘴胡话。

毛泽东当时化名叫“杨子任”，住进了上杭临江楼。这地方听着挺雅致，其实就是个江边的货栈改的小楼。楼外面，汀江水日夜不停地流，楼里面，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军缔造者，正被病魔折磨得瘦成了皮包骨头。

最惨的时候，他连路都走不动了，整个人虚脱到极点，严重的腹泻让他身体里的水分一点点流失，继而引发了全身浮肿。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身高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被病痛折磨得蜷缩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国民党的保安团和民团就像闻见血腥味的鲨鱼，在周围的山里到处搜捕。他们知道红军的大官就在这附近，但不知道具体是谁。

那时候的安保措施哪有现在这么严密？毛泽东身边就剩下几个人。一个是身怀六甲、挺着大肚子的妻子贺子珍，还有一个是性格泼辣、办事利索的女将曾志，再加上几个警卫员。

这几个人，就是护着中国革命火种的最后一道防线。

02

临江楼里的日子，那是按秒来熬的。

曾志这个女人不简单，那是真刀真枪干革命出来的。那时候她负责照顾毛泽东，压力大得吓人。一边要防着外面的敌人，一边要照顾病入膏肓的毛泽东，还得顾着快要临盆的贺子珍。

这哪是照顾病人啊，这是在走钢丝，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毛泽东那时候脾气倔啊，哪怕病成那样，心里还惦记着红军那一摊子事。但他现在是“在野”身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种有劲使不出的感觉，比疟疾还要折磨人。

病情一天比一天重。普通的草药灌下去，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像水泼进了沙地里。大家伙儿看着毛泽东那张蜡黄的脸，心里都直打鼓：这回，杨先生怕是真挺不过去了。

就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候，咱们视线转一下，看看那个顶替了毛泽东位置的陈毅在干嘛。

陈毅这人，是个直肠子，也是个实在人。他在“七大”上当选了，但他不糊涂。他跑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见到了周恩来。

那时候的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那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革命者的修罗场。陈毅这一路也是提着脑袋走的。

见到了周恩来，陈毅把红四军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周恩来是什么水平？那是一眼能看穿骨头的人。他听完汇报，立马就指出了问题的症结：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党指挥枪这个原则不能动摇。

周恩来代表中央，主持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就是后来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九月来信”。

这封信的内容咱们不背书，用大白话说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那一套是对的，明确要求红四军前委要把毛泽东请回来，重新确立他的领导地位。

陈毅拿着这封信，就像揣着尚方宝剑一样。他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知错就改，光明磊落。他在上海弄明白了道理，那是一分钟都不敢耽误，立马往回赶。

从上海到闽西，这路程在今天也就是一张高铁票的事，但在当年，那是九九八十一难。

陈毅经香港，过汕头，一路上乔装打扮。有时候扮成做生意的老板，有时候扮成回乡的教书匠。国民党的封锁线一道接着一道，盘查得那叫一个严。陈毅把信藏在贴身的地方，鞋底都快磨穿了，脚上全是血泡。

他心里急啊。他知道红四军现在情况不好，离了毛泽东，部队就像没头的苍蝇，打了好几个败仗，人心都快散了。他更担心毛泽东的身体，要是回去晚了，见不到人，那他陈毅就是千古罪人。

03

10月22日，陈毅终于风尘仆仆地赶回了红四军军部。

那一刻，他顾不上喝口水，直接冲到了朱德面前。

这时候的红四军，气氛也压抑得很。朱德老总也是愁眉不展。虽然之前他和毛泽东有争论，但那是为了工作，为了革命道路怎么走的争论，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私人恩怨。现在部队连战连败，朱德心里也清楚，老毛的那一套，虽然听着刺耳，但管用啊。

陈毅把“九月来信”往桌上一拍，气喘吁吁地说：“老总，中央的指示来了！老毛是对的！咱们得把他请回来！”

朱德拿起信，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看着看着，他那个紧锁的眉头就舒展开了。既然中央都定调子了，那还有啥说的？

“老毛现在在哪？”朱德问了一句关键的。

旁边的人汇报说：“听说在上杭临江楼，病得不轻，快不行了。”

朱德一听这话，那个平时温厚的大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那是战友啊，是一起在井冈山吃红米饭南瓜汤过来的兄弟啊！

“救人！必须救人！”朱德当场就下了死命令。

但在那个年代，救人不是靠嗓门大就行的，得有药。治疟疾得用奎宁，也就是俗称的“金鸡纳霜”。这玩意儿在当时，那是比黄金还稀缺的进口特效药，有钱你都没地儿买去。

巧的是，朱德打听到附近有一位医术高明的西医（后来这位医生也成了红军的卫生部长，傅连暲），他手里正好有这点救命的药。

朱德二话不说，立马派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护送这位医生，带上那几颗金鸡纳霜，火速往临江楼赶。

这时候的每一分钟，都是在和死神赛跑。

04

咱们再说回临江楼。

医生赶到的时候，屋里的气氛已经凝固了。毛泽东躺在床上，呼吸微弱，那样子，真像是随时都要驾鹤西去。

医生也没废话，立马上手检查。听诊器一听，眉头皱成了“川”字。确诊了，就是恶性疟疾，而且已经拖到了晚期，身体底子都快被掏空了。

“怎么样？还有救吗？”曾志在旁边急得直搓手，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

医生叹了口气，从药箱里拿出了那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几颗白色的药丸——金鸡纳霜。

“这是特效药，能不能救回来，就看这几颗了。”医生顿了顿，又补了一句特别狠的话，“光吃药还不行。他这身体太虚了，就像灯油枯了一样。必须得补！鸡、鱼、牛肉、牛奶，有什么好的吃什么，必须把营养跟上，不然这药劲儿太猛，身体扛不住，神仙也救不活！”

这话听着简单，但在那个穷乡僻壤，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上哪弄牛肉牛奶去？

但曾志她们也是拼了。为了救毛泽东，她们发动了一切能发动的关系，哪怕是去求，去买，去换，硬是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给毛泽东搞来了这些“奢侈品”。

毛泽东服下了药。

那一夜，临江楼里没人敢睡。大家都在盯着床上的那个人，听着他的呼吸声。

奇迹，往往就在坚持中发生。

金鸡纳霜不愧是特效药，第二天，毛泽东的高烧就开始退了。肚子也不拉了，那种要命的忽冷忽热终于停了。

过了几天，浮肿开始消退，脸上也有了点血色。

这时候，陈毅派出的特使也到了。特使手里拿着两样东西：一样是那封珍贵的中央“九月来信”，另一样是陈毅亲笔写的一封信。

陈毅在信里写得那是相当实在，没有半点官腔。大概意思就是：老毛啊，我错了，中央说了你那套是对的。我和朱老总都盼着你回来掌舵呢，这个家没你当不成，赶紧回来吧！

毛泽东靠在床头，手里拿着这封信，看着看着，嘴角就翘起来了。

那个自信、幽默、甚至带着点霸气的毛泽东，随着体温的恢复，又回来了。

他把信折好，放在胸口。那一刻，他心里的那个疙瘩，彻底解开了。

05

大病初愈，心情大好。

这天下午，秋高气爽。毛泽东在曾志的搀扶下，试着下了床，走出了那个闷了好几个月的房间。

他站在临江楼的走廊上，看着外面的汀江水，看着满山的红叶和黄花。久违的阳光洒在他身上，暖洋洋的。

这时候，挺着大肚子的贺子珍也跟了出来。

毛泽东回头看了一眼这两个陪他在鬼门关转了一圈的女人，又摸了摸自己消瘦但精神矍铄的脸，突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

他对曾志说：“看！我这个人福大命大，病魔都奈何不了我，哈哈，又闯过了一道鬼门关！”

这笑声，中气十足，穿过了临江楼，回荡在闽西的山谷里。

也就是在这个重阳节前后，看着满地的野菊花，毛泽东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你细品这词里的味道。这哪像是一个刚从死亡线上爬回来的人写的？这分明就是一个看透了生死、准备大干一场的英雄写的。那句“战地黄花分外香”，那是经过了生死的洗礼后，看什么都觉得充满了生机和希望。

没过多久，11月26日，毛泽东就在福建长汀见到了赶来的朱德和陈毅。

三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没有什么道歉的尴尬，也没有什么胜利者的姿态，只有战友重逢的激动。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大家熟知的历史了。

12月，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在这个会上，他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红军从这一刻起，脱胎换骨，从一支单纯打仗的队伍，变成了一支有信仰、有灵魂的铁军。

那份在莫斯科误发的讣告，最后成了一个历史的笑话。那个被认为“不行了”的人，不仅活过来了，还带着这支队伍，走过了长征，打跑了日本鬼子，推翻了蒋家王朝，最后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真的让人感慨万千。

如果那时候陈毅没去上海？如果那封信没送回来？如果朱德没派人送药？哪怕是那只蚊子再毒那么一点点……

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但这个结果告诉我们一个硬道理：真金不怕火炼，是金子，扔进炉子里烧出来还是金子；是真理，哪怕只剩半口气，也能把天给翻过来。

那天在临江楼，毛泽东的那一声大笑，当时可能没人能听懂里面的分量。

现在听来，那分明就是旧时代崩塌的倒计时声，是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的前奏曲。

那些想看他笑话的人，最后都活成了笑话。

而那个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的人，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转身就给中国换了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