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整个亚洲唯有日本成功革新，成为了唯一一个亚洲列强国家？

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我们习惯痛骂慈禧挪用军费、李鸿章避战保船。但这些只是表象。

真正的死因，早在20年前就已经注定。当大清官员还在捧着《万国公法》做着“以夷制夷”的春秋大梦时，日本精英却在德国柏林的酒桌上，抄走了西方列强真正的起家秘籍。

被隐藏的“致富经”——为何日本敢对自由贸易说不？

1871年12月，横滨港。一支规模庞大的“岩仓具视使节团”登船出海。这群人里，有后来的“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有“宪法之父”伊藤博文。他们几乎搬空了日本行政班底，目的只有一个：去看看西方到底为什么强。

他们去了美国，去了英国，最后在德国找到了答案。

在柏林，大久保利通见到了“铁血宰相”俾斯麦。俾斯麦没跟他说什么“自由民主”，而是指着地图说了句大实话：“方今世界，所谓公法，一旦大国争利，利己则执公法不动，若不利则翻以兵威相见。”

翻译过来就是：公法是给弱者看的，强者只信大炮。

这番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日本人的脑子。大久保利通当即给国内写信：“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即使我一个人，也要维持这个国家！”

日本大藏省官员若山则一，早在1870年就出版了《保护税说》，把德国人李斯特那套“经济民族主义”搬回了日本。

李斯特的逻辑很冷血但很管用：落后国家如果搞自由贸易，只会被先进国家冲垮，沦为原料产地；只有竖起关税高墙，即使产品贵一点、差一点，也要让本国工业在摇篮里长起来。

伊藤博文在美国考察时也看穿了这点。他在给政府的报告里写得明明白白：英国人劝我们搞自由贸易，是“谋求自利之术，对我国有大害”；日本必须像美国一样，设置关税保护，发展国货。

于是，日本关上了国门。他们不像大清那样沉迷于在口岸“稍分洋商之利”，而是哪怕顶着不平等条约的压力，也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他们引进了美国学派的帕申·史密斯当顾问，把保护主义奉为治国圭臬。

反观大清，从洋务派到启蒙思想家（严复除外），几乎没人听说过李斯特。他们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真理，以为只要卖卖茶叶生丝、买买洋枪洋炮就能富国强兵。

从“天赋人权”到“狼群法则”——日本精英的集体黑化

有了枪炮和工厂还不够，日本还需要一套能让自己心安理得去抢劫的“强盗逻辑”。

明治维新之初，日本思想界也曾流行过一阵“天赋人权”。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四十岁之前满嘴都是“自由平等”。但当他读完达尔文的进化论后，整个人生观崩塌了。

1882年，加藤弘之出版《人权新说》，彻底推翻了自己之前的理论。他说：人类社会和动物界一样，哪有什么天赋人权？只有“优胜劣败”的铁律。

他的逻辑极具煽动性：资源是有限的，为了生存，竞争必然残酷。强者控制弱者，是天然的法则。既然西方列强能抢，为什么日本不能抢？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迅速席卷了日本精英层。他们不再把侵略看作罪恶，而是看作“文明进化的必然”。加藤弘之甚至露骨地说：开明人种压倒未开人种，掠夺其土地，就像自然界里吃掉弱小动物一样，无所谓善恶。

这就是日本为后来侵略扩张铺设的理论基石——把强盗行径“科学化”、“正义化”。

另一位思想巨头福泽谕吉，说得更直白。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把世界形容为“禽兽相食”的战场。他问日本人：你们是想当吃肉的猎人，还是想当被吃的兔子？

福泽谕吉给出的答案是：“脱亚入欧”。

这里的“入欧”，不是去学西方的礼仪，而是去学西方怎么当殖民者。他在《脱亚论》里写道：日本不应该等待邻国（中国、朝鲜）开明了一起振兴亚洲，而应该摆脱他们，与其为伍不仅无益，反而会因“近墨者黑”被西方看不起。

对待中国和朝鲜，日本要像西方人那样去对待他们。

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些明治政府的大佬，全是这套理论的信徒。他们继承了吉田松阴的扩张思想，并用社会进化论进行了包装。在他们看来，条约可以撕毁，邻国可以践踏，只要为了日本的“生存进化”，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

日本就这样完成了一次集体的精神黑化。他们从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了加害者。他们不再是被西方坚船利炮吓坏的岛民，而是渴望加入列强俱乐部、甚至比列强更贪婪的“亚洲饿狼”。

被算计的甲午——这根本不是赌博，是“收割”

很多人认为甲午战争是日本的一次军事赌博，赢了是运气。

大错特错。这根本不是赌博，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工业收割”。

早在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杀，出兵台湾，逼迫清政府赔款50万两。这不仅是试探，更是为了验证俾斯麦那句“弱肉强食”的真理。

尝到甜头的日本，胃口越来越大。伊藤博文后来直言不讳：这一战的目的，不是为了什么虚荣，而是为了“消除工商业利益扩张的障碍”，必须给日本带来资本主义的实利。

日本的工业化需要原材料，需要市场，而狭小的岛国给不了这些。按照李斯特经济学和帝国主义的逻辑，唯一的出路就是——抢殖民地。

这一仗，日本必须打。

反观清政府，直到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还在寄希望于“国际调停”。他以为西方列强会讲道理，以为《万国公法》能约束日本。他根本没看懂，此时的日本早已不是那个“一衣带水”的邻邦，而是一架精密运转的战争机器。

甲午战败，不仅是军事的溃败，更是战略认知的全面崩盘。

马关条约一签，2.3亿两白银（含赎辽费）流入日本。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4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拿它干了什么？85%用于扩军，剩下的用于建立八幡制铁所、推行金本位。

这才是最致命的。中国的赔款，变成了日本下一轮侵略的本钱；中国的血肉，滋养了日本的工业筋骨。

十年后，1905年，日本用这支脱胎换骨的军队，在对马海峡击败了俄国。那一刻，日本终于拿到了列强俱乐部的入场券，成为了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强国。

而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任人宰割。

回看这段历史，中日大分流的根源，不在于谁的船坚炮利，而在于顶层设计的降维打击。

日本看清了西方崛起的本质是“保护工业+殖民掠夺”，于是举国体制去模仿，去执行。清政府却还在做着“中体西用”的迷梦，以为买几艘军舰就能自强，对外贸易还在让人家“分利”。

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留下的教训血淋淋地摆在那里：

一个国家若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清醒的战略认知，再多的GDP也不过是强盗眼中的肥膘。

参考资料：

【乌有之乡网刊】贾根良：中日大分流——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　2019-03-17

姜德咏：日本明治维新为何能成功　环球时报　2018-06-14

民族扩张理论与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　《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　2020-03-02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比较分析.历史研究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与启示　刘芳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