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不上班、不上学、不购物”抗议席卷全美？

当地时间2026年1月30日，一场声势浩大的“不上班、不上学、不购物”抗议活动席卷美国，从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到纽约州的纽约市、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市，再到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等全美各地，至少300座城市、46个州先后响应这场名为“全国停摆”的抗议浪潮。抗议者走上街头，高举“ICE Out Everywhere”（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从各地滚出去）、“谁的街道？我们的街道”等标语，用拒绝工作、拒绝上学、拒绝消费的非暴力方式，表达对特朗普政府高压移民执法的强烈不满，宣泄长期积累的民生焦虑与社会怨气。这场抗议并非偶然爆发的街头骚动，而是美国社会长期以来贫富分化、阶层固化、政治撕裂、民生失序等多重矛盾的集中宣泄，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铺垫与现实诱因，抗议本身带来的短期冲击与长期影响深刻改变着美国的社会秩序、政治格局与经济走向，更为世界各国的社会治理、民生保障与政策制定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警示与启发。

要真正读懂这场席卷全美的抗议事件，首先要厘清其爆发的直接导火索——特朗普政府高压移民执法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两名美国公民被无辜枪杀的悲剧。2025年12月起，特朗普政府在明尼苏达州展开大规模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随后在2026年1月初进一步扩大规模，派遣约3000名联邦执法人员进驻明尼阿波利斯市，这些执法人员身穿制服、配备武器在街头巡逻，人数约为当地警力规模的五倍，采取无特定目标的流动巡逻、街头拦截等准军事化执法方式，甚至拖延为执法人员配备执法记录仪，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这种过度强硬的执法手段，很快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恐慌与不满，而真正点燃全民怒火的，是两起无辜公民被枪杀的悲剧。2026年1月7日和24日，ICE执法人员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先后枪杀了31岁的美国公民蕾恩·古德和37岁的护士亚历克斯·普雷蒂，其中普雷蒂还拥有合法持枪许可，而涉事执法人员被指未提供充分的自卫证据，却轻易剥夺了无辜者的生命。这两起事件并非个例，据英国《卫报》2026年1月29日梳理，自2026年年初以来，美国各地至少有8人因ICE执法行动而死亡，其中包括在ICE拘押中心被羁押期间死亡的55岁古巴移民赫拉尔多·卢纳斯·坎波斯，在放学途中被ICE拘留的5岁儿童利亚姆·拉莫斯，以及新年前夜被ICE枪击的43岁男子基思·波特。这些频发的执法暴力事件，彻底打破了“执法暴力只针对少数族裔”的认知，让美国民众普遍感受到联邦执法权力的滥用与自身安全的威胁，原本针对移民执法的不满，迅速蔓延为全体民众对政府权力失控的担忧与反抗，“全国停摆”抗议活动的组织者顺势呼吁，通过“不上班、不上学、不购物”的方式，向政府施压，要求撤回移民执法人员、停止资助ICE，并改革移民执法体系。

尽管两名公民被枪杀是抗议爆发的直接导火索，但这场抗议能迅速席卷全美、获得数百万民众响应，根源在于美国社会长期积累的多重深层矛盾，移民执法暴力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深层矛盾相互交织、相互激化，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催化下，逐渐积累成难以调和的社会危机，而“不上班、不上学、不购物”的抗议方式，恰好精准击中了美国社会的薄弱环节，成为民众宣泄不满、争取权益的最佳选择。

美国社会最核心的深层矛盾，是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与经济不平等，这也是民众不满情绪的根源所在。近年来，美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K形发展态势，K的上臂代表高收入人群、资产持有者，以及金融、科技、房地产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从业者，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财富积累持续改善；K的下臂则代表主要依赖工资过活的低收入者和底层中产，以及服务业、传统制造业从业者，他们更易受失业、高利率、通胀和生活成本上涨的冲击，陷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恶性循环。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美国最富有的50%的家庭拥有全国约97.5%的财富，其中最富的0.1%的家庭，财富占比高达13.8%，创下历史新高。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政府至今仍沿用1963年的贫困线划定标准——把最低食品开支乘以3作为贫困线，据此仅11%的家庭被列为贫困，这一标准严重低估了贫困问题，掩盖了弱势群体面临的真实困境：一旦遭遇疾病、失业等意外，他们极易陷入绝境，难以翻身。

通胀高企与实际收入缩水，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生活压力，成为抗议爆发的重要经济诱因。近年来，美国通胀水平持续居高不下，房租、食品、能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而普通民众的薪资增长却严重滞后于通胀速度。尽管有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蓝领实际工资微增约1.7%，但这一增长幅度远远无法抵消通胀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普通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持续缩水，不少人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收紧社会福利政策，联邦预算紧缩导致低收入家庭与儿童享受的医疗补助、营养援助等福利减少，申请残疾补贴的门槛也大幅提高，数十万申请者直接受到影响；政府力推的社会保障支付系统电子化和身份验证，看似提升了行政效率，却对老年人和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体形成新的壁垒，让他们难以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障。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日益沉重，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而移民执法暴力事件的发生，恰好成为这些不满情绪爆发的突破口。

学生贷款危机的日益恶化，让美国年轻一代成为抗议活动的核心力量，也让“不上学”的抗议诉求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美国，昂贵的高等教育费用和随之而来的大额学生贷款，已成为很多年轻人“一生的枷锁”。根据美国官方统计数据，过去20年，美国学生贷款规模增长了两倍多，成为仅次于住房贷款的第二大消费债务；截至2024财年第四季度，美国学生贷款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77万亿美元，超过4200万美国人背负联邦学生贷款债务，人均负债超过3.8万美元。更令人咋舌的是，学生贷款的利率居高不下，当前联邦学生贷款年利率范围为6.53%至9.08%，私人学生贷款年利率最高甚至可达近18%，部分私人贷款还采取利滚利的复利计算方式，进一步加重了借款人的偿还压力。据统计，美国人还清学生贷款的平均时长是20年，就连前总统奥巴马也是在40多岁时才还清自己的学生贷款。

教育的金融化与市场化，是导致学生贷款危机的根本原因。过去数十年，为降低公共支出负担，美国政府逐渐用市场驱动的贷款机制取代直接补贴高等教育的模式，将民众的教育需求交给资本市场，导致大学学费持续上涨。从2008年到2018年，美国公立大学学费从每年平均1.65万美元涨至2.14万美元，涨幅达29.8%，私立院校学费从每年平均3.87万美元升至4.85万美元，涨幅达25.3%；考虑到延期毕业、贷款利息和收入下降等因素，美国人本科毕业的总成本甚至可能超过50万美元。高昂的学费和沉重的贷款负担，让很多年轻人陷入困境：70%的年轻受访者因背负学生贷款而推迟购买房产和退休保险，超过40%的借款人表示债务影响了他们对未来的规划，53%的人承认，一想到要背负更多债务，就对继续深造望而却步。更严重的是，学生贷款危机还加剧了美国不同族裔间的贫富鸿沟，非洲裔学生借款的金额比白人学生平均多2.5万美元，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家庭成为最大的受害者。长期以来，美国年轻人多次发起抗议，呼吁免除公立大学学费、取消学生贷款，但政府的应对措施始终“治标不治本”，未能触及教育金融化的制度性根源，年轻一代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此次“全国停摆”抗议活动中，组织者呼吁“不上学”，恰好契合了年轻学生的诉求，大量高中生、大学生纷纷响应，罢课走出校园，成为抗议活动中最活跃的群体之一。

美国社会的深度撕裂与政治极化，为抗议活动的蔓延提供了土壤，也让政府难以有效应对这场危机。近年来，美国社会的撕裂呈现出常态化、制度化的特征，这种撕裂并非始于特朗普执政，但特朗普政府精准抓住了美国既有社会矛盾，将人们因分配失衡积累的不满、制度信任流失引发的焦虑与身份对立等，转化为政治动员方式，使裂痕在政策博弈、公共话语与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显著。两党选民在移民、堕胎、气候政策和枪支管控等核心社会议题上的分歧，早已超出传统争论范畴，在哪些问题更重要、该坚持什么核心价值上，双方观点几乎完全对立。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67%的民主党人将气候变化视为关键议题，共和党人的这一比例仅为13%；73%的共和党人对非法移民问题极为关切，民主党人仅23%；69%的民主党人高度关注枪支暴力问题，共和党人仅26%；55%的民主党人认为国内种族主义形势严峻，仅15%的共和党人认同。

在道德、文化、政府角色、国家认同和民主信念等价值层面，两党选民的想法更是南辕北辙。盖洛普民调显示，2025年仅36%的民主党人表示“作为美国人非常自豪”，而共和党人的这一比例比民主党人高56个百分点，创下自2001年以来的最大差距；89%的民主党人认为民主制度正受到严重威胁，有同样感受的共和党人仅占57%。加上社交媒体的助力，同一阵营的人只会听到自己想听的信息，不断强化自身观点，讨论问题越来越情绪化，难以理性沟通，进一步阻碍了社会共识的达成。这种社会撕裂反映在政治层面，就是两党的激烈博弈与政治极化，双方始终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之上，相互攻击、相互掣肘，难以形成有效的治理合力。此次抗议事件爆发后，民主党抓住机会，谴责执法者滥用暴力，要求特朗普政府承担责任，甚至拒绝为国土安全部发放新的政府拨款，导致部分联邦部门资金耗尽、陷入停摆；而特朗普政府则将抗议者称为“拿钱办事的叛乱分子，是受雇捣乱的人”，甚至威胁要援引《反叛乱法》，动用军队阻止“骚乱”，这种对立的态度不仅未能缓解危机，反而进一步激化了民众的不满情绪，让抗议活动迅速蔓延至全美。

移民政策的失衡与文化冲突的升级，是此次抗议事件的直接诱因，也折射出美国社会身份认同的危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推行“择优入境”的移民改革政策，将移民政策视为判断“谁属于美国”的关键标准，使美国公民身份逐渐变成只对有经济实力、行为合规和认同美国文化的人开放的“特权”。具体来看，美国投资移民政策（EB-5）将最低投资额涨到80万～105万美元，还有一个未正式立法的500万美元“金卡”计划，信号明确：资金足够就能换取美国身份；技术移民政策（H-1B）则要求多交10万美元申请费，还会根据工资高低、岗位级别和行业类型挑选“高价值、可同化”的人才；而对非法移民，政府则加大遣返力度，扩大与地方执法部门的信息共享，收紧跨州庇护和福利申请，甚至收紧了与“出生公民权”相关的福利和资格，质疑“在美国出生就自动是美国人”的合法性。

这种失衡的移民政策，不仅加剧了族群紧张，还损害了联邦政府的权威。自2025年6月起，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洛杉矶多地开展“社区抓捕”，专门针对无证移民，引发了大规模示威乃至警民冲突；而2026年初明尼苏达州的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更是将这种矛盾推向了顶点，ICE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的行为，让很多移民后代和普通民众感受到了“美国梦”的破灭。正如俄罗斯犹太移民后代卡蒂娅·卡根所说，她的父母当年为了安全和更好的生活来到美国，而她站出来抗议，是为了捍卫父母所追求的美国梦。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将DEI（多元、公平与包容）体系视为“政治正确”和自由派思想的核心，不仅用行政命令限制，还在舆论上抹黑，让DEI越来越难推行，文化领域的治理沦为“文化战”，影响范围从学校教育扩展至历史叙事、公共纪念场所和文化景观管理，进一步加剧了不同群体间的文化冲突与身份对立。这种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危机，与移民执法暴力事件叠加，最终引发了这场席卷全美的抗议活动，抗议者不仅反对ICE的暴力执法，更在捍卫自己心中的“美国梦”，反对政府用身份、财富、种族划分人群，追求平等与正义。

此外，美国政府治理能力的衰退与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也是抗议活动能够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通胀、就业、学生贷款等民生问题上表现乏力，政策摇摆不定、执行不到位，始终未能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持续下降。面对日益严峻的民生危机，民主、共和两党政客并未真正专注于寻找治理通胀、改善民生的有效对策，反而将此作为相互攻击的工具，陷入激烈内斗，将个人及其所代表的集团私利置于民众诉求之上，导致分配不公、社会撕裂等“美国病”进一步恶化。康奈尔大学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23日，当年全美各地359个地点共发生了240起罢工事件，涉及医护人员、环卫工人、公交车和卡车司机、港口和机场雇员等多个行业，这些罢工事件背后，都是民众对生活成本高涨、薪资待遇低下、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不满，也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失望。此次“不上班、不上学、不购物”的抗议活动，本质上也是民众对政府的一次“不信任投票”，是对政府忽视民生、滥用权力、治理失灵的强烈反抗。

这场“不上班、不上学、不购物”的抗议活动，以非暴力的方式席卷全美，给美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短期的冲击，也有长期的隐患，更暴露了美国社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在经济层面，抗议活动引发的“停摆”现象，给本就脆弱的美国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不购物”的抗议诉求，直接导致美国消费市场陷入低迷，尤其是在明尼苏达州、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等抗议活动较为集中的地区，零售、餐饮、酒店等行业遭受重创。据统计，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餐饮和酒店业客流量锐减，零售商和餐馆报告销售额下滑50%至60%，受冲击最严重的“族裔商业走廊”，部分商户甚至面临“永远不会重新开业”的困境。零售巨头塔吉特百货（明尼苏达州第四大雇主）因ICE在其门店拘留两名美国公民员工，导致部分员工旷工，总部团队推迟到岗安排，给其本就艰难的经营雪上加霜；超过60家明尼苏达州本土企业CEO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立即缓和紧张局势”，可见抗议活动对企业经营的冲击之大。

“不上班”的诉求，则导致美国劳动力短缺问题进一步加剧，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和供应链的稳定。农业作为明尼苏达州的经济支柱，也遭受重创，农场主面临春季劳动力短缺，因为工人“害怕来明尼苏达州工作”，明尼苏达州农民联盟主席加里·韦蒂什警告，这会导致作物减产、食品涨价，最终由消费者买单，ICE的执法行动和抗议活动将对农业产生“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影响，加剧全州的劳动力挑战。此外，抗议活动还影响了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港口、机场等交通枢纽因部分员工参与抗议而出现运营不畅的情况，进一步扰乱了美国的供应链体系。据专家估算，长期罢工及其连锁反应每天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25亿美元，而此次“全国停摆”抗议活动，虽然集中爆发的时间较短，但对经济的冲击却不容忽视，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彭博社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多数投资者预期美国经济最迟将在2024年年底前陷入衰退，而抗议活动的爆发，无疑让这一预期变得更加悲观。

在社会层面，抗议活动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动荡与分裂，进一步撕裂了原本就脆弱的社会共识。抗议活动中，部分地区出现了警民冲突，洛杉矶警察局因抗议者在联邦拘留中心大楼外与警察发生冲突，发布了全市性的战术警报，命令所有警员在岗待命；尽管大多数抗议活动以非暴力方式进行，但情绪激动的抗议者与执法人员的对峙，仍给社会秩序带来了严重冲击。更严重的是，抗议活动进一步强化了不同群体间的对立，支持移民执法的群体与反对执法暴力的群体相互指责、相互攻击，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情绪化的言论，进一步阻碍了社会共识的达成。

教育领域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不上学”的诉求得到了大量学生的响应，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的公立学校、至少20所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学校，因预期学生和员工大规模缺勤而取消课程；佐治亚州约90所高中计划举行罢课；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约3000名初高中生手持反ICE标语集体离开课堂；纽约、芝加哥等地的高中生也纷纷罢课，游行抗议。这种大规模的罢课活动，不仅影响了学生的正常学习进度，也给美国的教育体系带来了冲击，进一步凸显了年轻一代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与失望。此外，抗议活动还加剧了民众的心理焦虑，很多人对美国的社会稳定、安全环境失去信心，对未来感到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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