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出不了军政府？

关于美国，有个问题挺有意思：为什么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军政府？翻遍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确实找不到军队推翻文官政府、自己上台执政的例子。想想其他一些国家，军政府、军事政变不算少见，为什么在美国就这么难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藏在“美国”这两个字里。简单来说，这个国家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透着一股“散”劲儿。这种“散”，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写在基因里的分离与制衡。想要把所有力量拧成一股绳，去干一件像建立军政府这样需要高度集权、绝对服从的大事，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支叫不齐的军队

首先，你想想看，在美国，谁能真正“叫得动”全部的武装力量？

名义上，总统是三军统帅。但实际上，这“三军”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美国军队的“山头”林立，历史悠久。从建国开始，美国的建国者们就对常备陆军充满戒心，认为它是“暴政的工具”，所以一直严格控制其规模。陆军和海军为了争夺国会拨款，历史上就没停止过明争暗斗。后来空军独立，更是让局面复杂化。各军种都有自己的利益、文化和传统。比如，近些年美国国防部酝酿重组全球指挥体系，计划削减大量高级将领职位并合并战区司令部，这背后就是激烈的军种间资源争夺。这种重组动了太多人的“奶酪”，在内部引发巨大分歧，反对者担心会削弱美军的反应能力。你让陆军去干件事，海军和空军未必乐意配合；就算国防部长下了令，底下执行起来也是各有各的算盘。这种根子上的不团结，让“一声令下、全军听命”变得异常困难。

这还没完。在美国，除了联邦正规军，还有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国民警卫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民兵”。这支力量有约43万人，装备和素质常可媲美正规军。但关键就在于，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是“双重”的。和平时期，他们归各州州长指挥，用于应对本州的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等。只有总统在特定情况下（如外国入侵、大规模叛乱等），才能依法将其“联邦化”，收归自己指挥。也就是说，总统想动用这支遍布全国的力量，还得先过五十个州长这一关。要是州长不乐意，这事儿就办不成。历史上，总统和州长因为调动国民警卫队而扯皮的事情屡见不鲜。你想搞军政府？可能刚对陆军有点想法，海军就在观望，空军另有打算，而五十个州的民兵还在听各自州长的号令。这局面，怎么能统一得起来？

一个发不出饷的政府

好吧，假设有个“天选之人”， somehow（不知怎么地）把陆军、海军、空军、国民警卫队都暂时震住了，都表示愿意听他指挥。那么，下一个立刻会把他压垮的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

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每天都是天文数字的开销。钱，只能来自税收。但在美国，“征税”是国会独有的核心权力，受宪法严格保护。任何税收法案，必须由国会提出、辩论、表决通过，总统只是负责执行法律。一个未经国会批准的军政府，根本就没有合法的征税权。

那么，靠枪杆子去强行“征收”呢？这就会立刻触发美国人民深植于DNA里的“抗税”传统。从建国前“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到历史上著名的“谢司起义”、“威士忌叛乱”，抗税是美国人民面对他们认为不公的权威时最直接的反应之一。你可能会面对的不是有组织的军队反抗，而是成千上万分散的、拥有枪支的平民和小业主的抵制。他们可能不会正面交战，但会让你的征税成本高到无法承受——今天这个仓库被烧，明天那个税官失踪，后天整个社区的居民集体沉默。这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足以拖垮任何没有合法性的政权。

有人可能会想，不能征税，能不能让美联储开动印钞机，直接给军队印钱发饷呢？这更行不通。美联储虽然名字里有“联邦”，但它本质上是一个独立的、去中心化的中央银行系统，由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储备银行和董事会组成。它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而不是给政府（尤其是非法政府）的财政赤字买单。它可以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货币操作，但绝不会无条件地为一个不被承认的政权无限印钞。金融体系的这种独立性和分散性，等于又给军政府的经济基础上了一道沉重的枷锁。

一群拜不同上帝的百姓

就算军事和经济的难关都侥幸克服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军政府还将面对美国社会最根本的特性：极致的多元化与分裂。

美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催生了一个无比庞杂的精神世界。这里不仅有主流的天主教、新教各派，还有超过250个基督教派别，以及难以计数的其他宗教、新兴教派和地方性信仰团体[citation:用户问题]。全国有近33万个地方宗教团体，活跃着超过26万名传教士[citation:用户问题]。此外，还有近亿人自称无信仰者[citation:用户问题]。这意味着，你想用任何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哪怕是“上帝”的名义）来凝聚所有人，都是痴人说梦。你宣称代表上帝？马上会有几百个教派的领袖站出来，说他们理解的上帝和你不一样。这种深入骨髓的信仰分散，使得基于某种神圣性或统一思想的集体动员，在美国社会几乎无法实现。

这种“散”也体现在社会阶层和教育上。美国社会确实存在巨大的鸿沟。精英阶层通过昂贵的私立教育、常青藤网络和家族资源，构筑了坚固的壁垒。而广大普通民众接受的公共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确实有一部分人连基本的阅读和批判思维能力都欠缺。这种分化带来的后果是复杂而深刻的：一方面，底层民众难以系统性地认清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他们的不满有时会被误导或消解；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社会缺乏一种“整齐划一”的底层力量。他们的愤怒可能是真实的、剧烈的，但往往是分散的、指向具体目标的（比如某个政策、某个机构），而不是为了一个统一的、推翻重建的政治目标。他们可能会上街抗议，会投票给极端候选人，但要形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种整体性的、旨在彻底颠覆政权和阶层的革命共识，在美国的社会结构下异常困难。

一段“防暴政”的历史

美国这套让人头疼的“散装”体系，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建国者们精心设计的“防暴政”套餐。

美国的建国元勋们，如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等，对权力集中有着近乎本能的恐惧。他们亲身经历了英国王权的压迫，因此在设计新国家蓝图时，把“制衡”二字刻在了骨子里。他们害怕强大的常备陆军成为独裁者的工具，所以让国会牢牢控制军队的预算和规模。他们担心总统权力过大，所以把宣战权、征税权、高级军官任命批准权都交给了国会。他们甚至不信任统一的军队，于是保留了各州民兵（即国民警卫队的前身），作为制衡联邦武力的重要力量。

两百多年来，这套体系不断演进，但核心精神未变：不让任何个人或单一机构掌握绝对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军队被严格教导要效忠宪法，而非某位领导人。文官控制军队是铁律。历史上，即便是像麦克阿瑟那样战功赫赫的五星上将，因为不服文官领导，也被杜鲁门总统果断解职，而这决定至今仍被视为捍卫了军民关系的根本原则。这些制度和文化，像一道道深沟高垒，让军事政变的野心家望而却步。

所以说，美国不会出现军政府，不是因为美国人特别爱好和平，或者军队特别善良。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就是“反团结”、“反集权”的。它把权力打散，让军队、政府、财政、乃至社会都处于一种相互拉扯、相互制约的状态。这种状态有很多问题，比如效率低下、党派恶斗、难以应对重大危机。但副作用就是，它也让任何一种力量（包括军队）都无法独自掌控全局。

建立一个军政府，需要的是高度统一的指挥、畅通无阻的资源调动和广泛的社会动员。而美国这片土地，从基因里就排斥这一切。在这里，上帝都得先跟数百个教派的先知们开完一轮漫长的辩论会，才可能谈下一步——而这，恐怕是连上帝都觉得头疼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