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省长病危,对女婿留下遗言:想坐我这个位置,就和冬梅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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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周秉义,从光字片那穷地方走出来的,娶了省长的女儿郝冬梅,人人都说他这是烧了高香。

可两口子恩爱归恩爱,冬梅的肚子一直没个动静,这事儿就成了家里一根拔不掉的刺。

老丈人快咽气的时候,把他单独叫到床边。

还没说两句就给了他当头一棒:“想坐我这个位置,就跟冬梅离婚。”

这话抽得周秉义脸上生疼,他觉得这辈子没受过这么大的屈辱,把老丈人恨进了骨子里。

直到后来整理遗物,他在书房翻出一个上了锁的铁盒子,打开一看,整个人当场就傻了。

那一刻,之前所有的恨都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一种说不出的、钻心刺骨的疼。



01

省第一人民医院的高级干部病房,总是安静得让人心慌。空气里,消毒水那股子凛冽的味道,被各种名贵补品和探病花篮散发出的复杂香气搅和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属于此地的、沉闷又压抑的气息。

窗外是十一月的光景,北方的天空灰蒙蒙的,梧桐树的最后几片叶子,像迟迟不肯认输的老兵,在寒风里打着哆嗦。屋内暖气却烧得过分足,熏得人脸颊发烫,心里发空。

周秉义就坐在这份燥热和沉闷里,手里拿着一把小巧的水果刀,正给岳父郝省长削一个红富士苹果。

他的动作一丝不苟,手腕稳定,刀锋贴着果皮,薄薄的红色果皮像一条不断的细线,盘旋着垂落下来。这和他过去几十年的人生路子一模一样,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从不敢行差踏错。

从光字片那个冬天漏风的土坯房,到今天这个能决定无数人命运的位置,他走了太远,也背负了太多。他心里既装着知识分子那点不肯低头的清高,也无法回避一个男人在权力场里的现实抱负。支撑他走过这一切的,除了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就是妻子郝冬梅。冬梅是他生命里的光,是他在所有冰冷的算计和周旋之后,唯一能回去取暖的炉火。

只是,这炉火虽暖,却总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缺憾。他们没有孩子。这块伤疤,平日里用夫妻间深厚的感情和默契包裹着,轻易不示人。可它到底在那里,像一根扎在掌心的刺,不动不痛,一碰,就牵动全身的神经。

病床上的郝省长,曾经那个在省里说一不二、眼神能把人看穿的男人,如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陷在雪白的被褥里,像一座即将融化的雪山。他的呼吸带着“嗬嗬”的声响,每一次吐纳,都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都……都出去吧。”郝省长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秉义,你留下。”

病房里的人,包括郝冬梅和她的母亲金月姬,都无声地退了出去。冬梅出门前,担忧地看了周秉义一眼,那眼神像是在说:爸脾气不好,你多担待。周秉义冲她微微点头,示意她放心。

门关上了,病房里只剩下翁婿二人,还有心电监护仪“滴滴”的、单调而固执的声响。

“坐近点。”郝省长费力地抬了抬眼皮。

周秉义把椅子往前挪了挪,将削好的、去了核的苹果切成小块,用牙签扎了一块,递到岳父嘴边。郝省长摇了摇头,浑浊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似乎在积攒力气。

“秉义啊,”他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清晰了一些,“这些年,我看着你一步步走过来,不容易。你有能力,有手腕,也有耐心。这一点,我心里有数。”

周秉义的心跳快了半拍。他放下苹果,专注地听着。岳父很少这样直白地夸赞他。他知道,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省里这盘棋,我走了几十年。现在我快下不动了,总得有个人能接着走。”郝省长的目光从天花板转向周秉义,那双衰老浑浊的眼睛里,竟然透出一股昔日的锐利,“你现在这个位置,看着风光,其实不上不下,最是熬人。想再往上走一步,难于登天。”

周秉义的呼吸都屏住了。他知道,接下来的话,至关重要。这或许是岳父留给他最宝贵的政治遗产。他以为,岳父会点拨他一些人事关系,或者提点他未来的方向。

郝省长喘了口气,监护仪上的心率数字跳动了一下。他枯瘦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抓住了周秉义的手腕。那只手冰冷、干枯,像一块老树皮。

“秉义,我们这种家庭,延续的……不仅仅是血脉,更是香火,是影响力。”郝省长一字一顿,每个字都像是从胸膛里硬生生挤出来的,“你和冬梅……这么多年了,没有孩子。这是你往上走,最大的一个‘坎儿’。你想过没有,外面的人怎么看你?他们嘴上不说,心里怎么想?他们会说,周秉义这个人,没后。他们会说,我们郝家,绝后了。”

“爸……”周秉义的心猛地一沉,如坠冰窟。他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神经,被岳父用最粗暴的方式狠狠拨动了一下。削苹果的手停在了半空,刀锋的寒光映在他瞬间僵硬的脸上。

“你听我说完。”郝省长加重了手上的力气,枯瘦的手指像铁钳一样箍着他,“我活不了几天了,脑子现在是清醒的。我最后能为你做的,就是给你指条明路,一条能让你走得更高、更远的路。”

病房里静得可怕,只有监护仪的“滴滴”声,像在为这残忍的时刻倒计时。

郝省长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周秉义,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遗言:

“想坐我这个位置,就和冬梅离婚。找个年轻的,能生养的。对你的前途,对我们郝家,都好。”

一句话,像一道晴天霹雳,在周秉义的脑子里轰然炸响。他整个人都懵了,耳朵里嗡嗡作响,什么也听不见。他看着岳父那张因为说话而涨红的脸,看着他那双充满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的眼睛,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从脚底直冲头顶。

那不是愤怒,也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排山倒海的屈辱感。

这句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捅进他的心脏。他否定了他和冬梅几十年风雨同舟的爱情,否定了他作为一个男人所有的尊严和坚守,把他彻彻底底地钉在了一个为了权力可以出卖一切的、卑劣的政治投机者的耻辱柱上。

原来,在他这位权倾一时的岳父眼里,他周秉义奋斗至今的一切,他所珍视的所有感情,都不过是仕途上可以随时取舍、用来交换的筹码。

“你……”周秉义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发现喉咙里像是被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发不出来。他的脸色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

他猛地抽回自己的手,站起身来。因为起得太猛,椅子向后滑出,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声。

他将那盘切好的、晶莹剔透的苹果块重重地放在床头柜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他没有再看郝省长一眼,转身就走。他的背挺得笔直,僵硬得像一块冰冷的石头。

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这样决绝的姿态,来对抗这位他尊敬又敬畏了一辈子的老人。

02

回到家,周秉义径直走进了书房,“砰”地一声关上了门。他扯开领带,把自己重重地摔进那张熟悉的皮质沙发里,却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放松,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心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又闷又疼。

他从抽屉里摸出烟和火机,点上一根,狠狠地吸了一大口。辛辣的烟雾呛得他咳了起来,眼泪都咳出来了。他就着这股呛人的劲儿,一根接一根地抽,很快,不大的书房里就烟雾缭绕,像他此刻混沌一片的脑子。

岳父那句话,像魔咒一样,在他耳边反复回响。

“和冬梅离婚。”
“对你的前途好。”

每一个字,都像一根烧红的钢针,扎在他的心上。他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此残忍?他更想不通,自己在岳父心里,到底算什么?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一个延续郝家影响力的生育机器的“新载体”?

“秉义?你怎么了?”书房门被轻轻推开,郝冬梅端着一杯热茶走了进来。她看到满屋的烟雾,皱了皱眉,走过去推开窗户,让外面的冷空气灌进来。

“怎么抽这么多烟?爸跟你说什么了?看你从医院回来,脸就一直黑着。”冬梅把茶杯放在他手边的茶几上,挨着他坐下,语气里满是关切。

周秉义看着妻子。冬梅的脸上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眼角有了细纹,但那双眼睛,还是像年轻时一样清澈、温柔。就是这双眼睛,当年在光字片的人群里,一眼就望进了他的心里。为了这双眼睛,他愿意付出一切。

可现在,他该怎么对她说?说你爸让我跟你离婚,因为你生不了孩子,会耽误我的前途?

他说不出口。这对冬梅来说,太残忍了,比直接拿刀子捅她还残忍。

他掐灭了烟头,端起茶杯,滚烫的茶水烫得他舌头发麻。他含糊其辞地说道:“没什么。爸……可能病糊涂了,说了一些……让我心里很难受的话。”

“什么话?”冬梅追问道。

“就是……一些关于工作上的事,还有……”周秉义刻意回避着冬梅的眼睛,紧绷的下颚线泄露了他内心的挣扎,“别问了,冬梅。都是胡话。”

郝冬梅是什么人?她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对人性和情绪的洞察何其敏锐。周秉义越是闪躲,她心里就越是发慌。她以为,是父亲又在用他那套说一不二的方式敲打秉义,给他施加压力了。

她叹了口气,伸手覆上周秉义的手背,轻声劝慰道:“秉义,爸那个人,一辈子就是那个脾气,在位置上坐久了,看谁都像看下属。你别往心里去。他嘴上严厉,心里是看重你的,不然也不会跟你说那么多。”

冬梅的“劝慰”,在此刻的周秉义听来,却像火上浇油。

“看重我?”他心里冷笑,一股无名火“噌”地就冒了上来,“他是看重我,还是看重我能给他郝家带来的东西?”

话到嘴边,他硬生生咽了回去。他不能,他不能把这股夹杂着屈辱和愤怒的邪火,撒在无辜的冬梅身上。



他只是把手抽了回来,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夜色,声音里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疲惫和疏离:“我累了,冬梅,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郝冬梅伸出的手僵在了半空中。她看着丈夫那个宽厚却又显得无比孤单的背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喘不过气。她不明白,为什么父亲病危,这个家最该同心协力的时候,他们夫妻之间,反而像是突然竖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冰冷的墙。

从那天起,家里的气氛就变了。

周秉义变得沉默寡言。他回家越来越晚,常常一身酒气。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晚饭后和冬梅一起散步,或者坐在沙发上聊聊一天的事。他把自己关在书房,一待就是半夜。

冬梅试图和他沟通,可每次话一出口,都被他用“工作忙”“压力大”给堵了回来。他的温柔和耐心似乎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耐烦的敷衍。

冬梅的心,一点点地往下沉。她开始失眠,夜里常常睁着眼睛,听着身边丈夫沉重而压抑的呼吸声,感觉他离自己那么近,又那么远。

而周秉义的内心,更是一片炼狱。

他对岳父的愤怒和鄙夷,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减。但更可怕的是,那句毒咒一样的话,竟然真的像一颗种子,在他内心最阴暗的角落里,试图生根发芽。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忍不住去想:如果……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呢?仕途上是不是真的会一片坦途?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他就立刻被巨大的恐惧和自我厌恶所淹没。他觉得自己肮脏、卑鄙,简直不是人。他怎么能有这种念头?他怎么对得起冬梅?

他开始疏远冬梅,甚至不敢看她的眼睛。因为每当看到她那双清澈的、充满爱意的眼睛,他就会想起那句耻辱的“遗言”,就会想起自己内心那个一闪而过的、卑劣的念头。这种负罪感,像一条毒蛇,日夜啃噬着他的良心。

03

半个月后,郝省长还是走了。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心电监护仪上那条跳动的曲线,最终变成了一条冰冷的直线。

葬礼办得极为隆重。追悼大厅里,哀乐低回,庄严肃穆。黑色的挽联从屋顶垂下,上面写着“沉痛悼念”,下面是郝省长一生的功绩。大厅中央,郝省长的遗像挂在黑色的幕布上,照片上的他,眼神依然威严,仿佛仍在审视着前来吊唁的每一个人。

周秉义一身黑色的西装,胸前别着一朵白花,面容肃穆地站在家属答礼的第一排。妻子郝冬梅在他身边,哭得几度昏厥,全靠他搀扶着才能站稳。

在所有前来吊唁的宾客眼中,周秉义是一个悲痛欲绝、有情有义的孝顺女婿,是郝家倒下之后,唯一能撑起门面的支柱。他们看着他,眼神里有同情,有慰问,但更多的,是一种审视和探究。

只有周秉义自己知道,他此刻的心情有多么复杂。岳父的离去,他当然难过,几十年的翁婿情分,不是假的。可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也同样真实。那个压在他心头、让他备受煎熬的秘密,终于随着老人的逝去,可以暂时尘封了。

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有省里的同僚,有过去的部下,有各种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他们走上前来,握住周秉义的手,说着千篇一律的“节哀顺变”。

一位与郝省长平级、头发花白的老领导,握着他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秉义啊,节哀。老郝这一走,我们都很难过。他生前,最看重的就是你,不止一次跟我们夸你。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这话听起来是安慰,是鼓励,可周秉义听在耳朵里,却品出了别的味道。尤其那句“担子不轻”,像是在不动声色地提醒他,郝省长对他的“期望”和“嘱托”。他心里一凛,面上却只能更加谦恭地低下头:“谢谢首长,我会照顾好冬梅和家里的。”

人群中,周秉义还看到了许多熟悉的、不熟悉的面孔。他们的眼神交汇,低声耳语,那些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他和冬梅身上来回扫视。

他知道他们在看什么,在议论什么。在这样的场合,任何一个家庭的“不圆满”,都会被无限放大。

葬礼的间隙,周秉义去休息室喝口水。刚端起杯子,郝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一个平时八竿子打不着的嫂子,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拉住了他的胳膊。

这女人脸上堆着悲戚的表情,眼神却很活泛,透着一股市井的精明。她把周秉义拉到角落里,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秉义啊,你看你,都瘦脱相了。叔这一走,家里家外都得靠你。唉,真是难为你了。”

周秉义不愿和她多说,只想敷衍两句就走。

没想到那女人话锋一转,声音更低了,几乎是贴着他的耳朵说:“秉义,我多句嘴,你别不爱听。叔……叔走之前,是不是跟你交代啥了?我听俺们家那口子(她丈夫在省政府开车)说,叔这几年,最发愁的,就是冬梅这身体……”

周秉义的后背瞬间僵住了。

只听那女人继续絮絮叨叨:“唉,这女人呢,命再好,家世再好,不生个一儿半女的,在家里腰杆子都挺不直。你看冬梅,多好的人啊,就是……可惜了。秉义啊,你还年轻,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她的话还没说完,周秉义已经猛地转过头,用一种冰冷刺骨的眼神看着她。那眼神里的寒意,让那个女人吓得一哆嗦,剩下的话全都噎在了喉咙里。



周秉义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那女人尖酸刻薄的话,像一把生了锈的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再次戳在他那道刚刚结痂的伤口上,戳得他鲜血淋漓。

他猛然意识到一个更让他不寒而栗的事实:岳父临终前的想法,或许并非他病态下的胡言乱语,而是一种普遍的、根深蒂固的、藏在无数人内心深处的观念。他岳父不过是把这层虚伪的温情面纱,用最赤裸、最残忍的方式给撕开了而已。

一股彻骨的寒意,从他的脚底,沿着脊椎,一路爬上头顶。他对岳父的那种单纯的恨,似乎在这一刻开始动摇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更无力的困惑和悲哀。他恨的,究竟是一个人,还是这个他深陷其中、无法挣脱的人世间?

04

葬礼过后,那座曾经门庭若市的省委大院的房子,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安静得让人心慌。岳母金月姬,仿佛一夜之间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迅速地苍老下去。她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一坐就是大半天,眼睛茫然地看着丈夫的遗像,不言不语。

周秉义和冬梅不放心,暂时搬回了老宅,陪着她,也帮着整理郝省长的遗物。

三个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气氛却总是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尴尬。周秉义和冬梅之间那道无形的墙,并没有因为郝省长的去世而消失。周秉义依旧沉默,冬梅依旧小心翼翼。金月姬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看着女儿和女婿眉宇间那化不开的隔阂,几次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又都化作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这天晚上,冬梅因为连日劳累,很早就睡下了。客厅里,金月姬叫住了正准备回房的周秉义。

“秉义,你坐会儿,妈跟你说几句话。”

昏黄的落地灯下,金月姬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眼神里有一种看透世事的疲惫和哀伤。她亲自给周秉义倒了一杯热茶,茶香袅袅,氤氲了她的眉眼。

“秉义啊,你爸那个人……”金月姬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沙哑,“我知道,他脾气不好,说话也直,有时候像刀子一样伤人。他临走前,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

周秉义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难道……岳母知道了?

他抬起头,看着金月姬探究的眼神,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承认,还是否认?

金月姬看着他为难的样子,却自己摇了摇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他解释:“你不用说,我懂。他那个人,一辈子都活在自己的那套逻辑里,总觉得是为了别人好,其实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

她顿了顿,眼圈慢慢红了,声音也带上了哭腔:“秉众,你别怪他。他那张嘴巴是毒,可心不坏。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其实就是冬梅。”

周秉义彻底愣住了。他以为岳母说的是“不能生育”这件事,正想开口说自己从未怪过冬梅。

金月姬却摆了摆手,打断了他。“我不是说你们没孩子这事儿。我是说……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说到底,是我们老两口,对不起她。”

“妈,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周秉义更加困惑了。

金月姬却没有再往下说。她像是陷入了某种痛苦的回忆,脸上的悲伤浓得化不开。她深深地叹了口气,那一声叹息里,仿佛藏着几十年的心事和悔恨。

“算了,都过去了,不提了。”她站起身,指了指走廊尽头那间紧闭的房门,“他书房里那些东西,你们有空就收拾一下吧。他宝贝了一辈子,现在人走了,也该处理掉了。有些东西,或许……你看了就明白了。”

岳母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周秉义本已混乱的心湖,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一件很久以前的事?对不起冬梅?

他感觉到,岳父那句残忍的遗言背后,似乎还藏着一个他完全不知道的故事。

05

郝省长的书房,像他本人一样,严肃、厚重,充满了不容侵犯的秩序感。一整面墙的红木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精装的书籍和文件档案。厚重的写字台上,笔墨纸砚摆放得一丝不苟,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开,随时都会回来。

周秉义和郝冬梅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开始着手整理这个房间。

起初的气氛是压抑的。每一样东西,都能勾起一段回忆。冬梅翻出一本旧相册,里面是她小时候和父亲的合影,照片上的父亲还很年轻,抱着她笑得开怀。看着看着,冬梅的眼泪就掉了下来。周秉义默默地递过纸巾,轻轻拍着她的背。

在共同的回忆里,两人之间的坚冰似乎融化了一些。他们聊起过去,聊起父亲的严厉和偶尔流露的温情,气氛渐渐变得温馨而伤感。

这天下午,周秉义在整理书柜最底层的旧报纸时,手指触碰到了一个冰冷坚硬的物体。他把一摞摞码放整齐的报纸搬开,一个暗绿色的铁皮盒子露了出来。

盒子看起来很旧了,边角处的漆都磨掉了,露出铁锈的颜色,上面还上着一把小小的黄铜锁。

“咦?这是什么?”冬梅也凑了过来,好奇地打量着,“我从小到大,都不知道爸还有这么个盒子。”

周秉义把盒子抱出来,沉甸甸的,晃了晃,里面似乎装了不少东西。这把锁看起来很老旧,但很结实。两人在书房里翻箱倒柜,找了半天,都没找到钥匙。

“算了,找不到就撬开吧。”冬梅有些泄气地说。

“别。”周秉义阻止了她,“爸把东西锁得这么严实,肯定有他的道理。我们再找找。”

他忽然想起,岳父有一件穿了很多年的旧呢子大衣,即便是后来有了更好的衣服,也一直舍不得扔,就挂在卧室的衣柜深处。他心里一动,走到卧室,打开衣柜,在那件大衣最里面的一个暗袋里,摸到了一个冰冷的小东西。

拿出来一看,正是一把已经氧化发黑的黄铜钥匙。

两人回到书房,心里都有些莫名的紧张。周秉义把钥匙插进锁孔,有些生涩地转动了一下。

“咔哒。”

一声清脆的声响,在安静的书房里显得格外清新。锁开了。

周秉义的心跳莫名地加速了。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掀开了盒盖。

里面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金条、存折,或者什么机密文件。最上面一层,是一沓已经泛黄的纸张。冬梅拿起来一看,脸上顿时露出了惊喜又怀念的笑容。

“天哪,这都是我小时候的画!还有……这是我小学得的三好学生奖状!”她像个孩子一样,一张张地翻看着,笑着对周秉义说,“你看我画的这个,是咱爸,画得真难看,哈哈哈……”

看着冬梅脸上久违的、灿烂的笑容,周秉义也松了口气,刚才那股紧张感烟消云散。他想,或许这只是一个父亲珍藏女儿成长点滴的普通盒子。

然而,就在冬梅拿开那些画纸和奖状后,盒子底部的东西,让周秉义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那是一个牛皮纸的文件袋,袋口用胶水封得死死的,上面没有写任何字。文件袋很厚,摸上去能感觉到里面是一叠厚厚的纸张。

一股莫名的不安,像潮水般再次涌上周秉义的心头。他拿起那个文件袋,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他,这里面装着的,就是岳母所说的那个“秘密”。

他看了一眼正沉浸在回忆中的冬梅,犹豫了一下,还是用手指撕开了文件袋的封口。

他将里面的东西倒在书桌上。那不是信件,也不是文件,而是一叠医疗单据,和一本用蓝色硬壳封面装订起来的、非常厚的病历档案。

档案的封面,是用钢笔写的三个字:郝冬梅。

而在名字下面,档案的起始日期,是四十年前。那个年份,周秉义记得很清楚,正是冬梅上山下乡,在农村插队的时候。

周秉义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像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一样。他有一种想要把档案立刻藏起来的冲动,可身体却不听使唤。

他的手,不受控制地翻开了档案的第一页。

白色的纸张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是用蓝黑墨水手写的。在“主诉”和“病史”之后,是“诊断”一栏。

只一眼,周秉义的瞳孔就骤然收缩,浑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了。

他看到了几个他这辈子都从未听冬梅提起过的、触目惊心的医学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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