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弟弟被害7年后，凶手躲在主席“眼皮下”卖烟，下场如何？

1950年8月的一天午后，北京西单的街角有些闷热。便衣民警李世龙递上一枚五分钱硬币，随口道：“老板，来包雪茄。”卖烟摊主抬头的瞬间，李世龙心中一凛——这张脸，与总队档案里的通缉照高度吻合。摊主就是潜逃七年的要犯李英奇。短短数分钟的接头暗号后，巡逻警员悄然合围，一场看似普通的商业小插曲，就此终结了潜藏在闹市的凶手自由呼吸的岁月。

李英奇被拷进派出所的消息，迅速传至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刘护平。自从1943年起，刘护平便参与追查毛泽民遇害案。七年间，那一页血债始终没有翻过。如今，关键人物就在门口，这让办案组彻夜亮灯。

在讯问室里，李英奇面对墙上斑驳的灯光，眼神闪烁。记录员掀开卷宗第一页，上面毛笔粗写着“周彬（毛泽民）失踪案”。这行字提醒所有人，审讯不只是对一个逃犯的收网，更是对烈士英灵的交代。

1910年代，湖南湘潭，年幼的毛泽民常与哥哥毛泽东一起捧书夜读。1921年，他从商归来，毅然踏上革命道路。与哥哥不同，毛泽民把金融专长用于秘密筹资，埋头苦干却鲜少抛头露面。上海的地下交通站、天津的收集情报点，都留下“周彬”印章般的足迹。

1938年冬，经中央决定，他携夫人胡德平赴新疆。那时的新疆，被盛世才喊作“模范省”，实则军警特务密布。毛泽民到后先与当地工人、维吾尔族基层干部会晤，再着手筹建财政、粮食、兵站体系，为八路军西北补给线打下根基。

局势在1941年急转直下。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自顾不暇，盛世才的靠山倒下，他便把投靠南京政府当成“保命符”。蒋介石的密令要求“剪除共党”。盛世才遂令手下“警保处”成立特别队，头目便是李英奇。

档案显示，1942年8月，李英奇以例行点名为由，诱捕毛泽民、陈潭秋等人，关押于迪化监狱9号楼。为了逼供，他把冰水泼在赤身囚犯身上，再用铁条抽打，数月间折磨不断。“交出名单，就可活命”，李英奇的威胁在冻土监仓里刺耳。毛泽民沉默以对，只在审讯笔录上写下八个字：“革命信仰，至死不渝。”

1943年9月，盛世才进京面见蒋介石前夕，下令“处理要犯”。深夜，李英奇带队押解五名共产党人至城外六道湾。月色惨白，他用麻绳勒颈时，毛泽民已奄奄一息。随后，木棍重击，枪声未响，掩埋于沙砾之下。这一套“无人杀人法”，正是李英奇自诩的“无痕之技”。

战争尾声，新疆易帜。盛世才弃城南逃，李英奇改名换姓，辗转陕西、山西，最终钻进了北京胡同。他先在前门卖瓜子，发现巡警不时检查，干脆换到西单卖香烟，自认“人海茫茫”，再也没人记得当年的警备司令部副官。

事情的突破来自另一条线索。1950年春，昔日同案人张思信在兰州落网。审讯记录清楚列出参与密杀的全部人员、凶器以及掩埋地点。刘护平带队赴乌鲁木齐，在六道湾撬开冻土，辨认出毛泽民遗骨，安葬时的场景令在场老兵噙泪。

李英奇被捕后仍妄图抵赖。直到证据摆在眼前，他才低声说：“我不过奉命行事。”审判长冷冷反问：“服从恶命，也是罪。”1950年12月，上世纪最冷的一个冬夜，李英奇被押赴刑场，枪声短促。

毛泽民牺牲的消息，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公布。1953年清明节，乌鲁木齐北郊烈士陵园中，毛泽民、陈潭秋等英烈墓前，红旗与白花同在。老百姓自发送来石灰石，镌刻上“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八字。有人悄声说：“周彬同志总算回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对弟弟殉难的细节很晚才了解。他在一次谈话中沉声道：“他为党尽忠，是光荣；我们要做的，就是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没有追悼会，没有公开演说，唯有更紧凑的建设与整肃，回应那段血色旧账。

李英奇的结局，被视作“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典型案例。全国各地悬而未决的旧案，也在同一时期陆续推进。档案显示，仅1950年至1952年，公安系统抓捕在逃战犯、特务四万余名。北京西单售烟摊的那一幕，不过是新生共和国缜密追凶行动的一个注脚。

历史学者曾统计，在新疆被捕的共产党员及抗日人士中，有近三分之一遭秘密杀害。毛泽民之外，周义、陈潭秋、林基路等无一幸免。清点遗物时，毛泽民的日记、印章、党费簿被发现，字迹因潮气浸晕，却依稀可辨：支援延安、节衣缩食、囤粮抗敌。

如果说毛泽东指挥了战场与谈判的宏大战局，那么毛泽民的功绩，更像熊熊后勤火炬。没有安政处龟缩的军阀绞杀，也许他会在新中国财政、金融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历史没有如果，只留下斑驳石碑和沉甸甸的教训：权谋者可以暂时绑架正义，却终究躲不过历史滚滚车轮。

李英奇落网后，公安部总结了追逃工作的三条经验：档案一定要留痕，干群情报必须贯通，日常排查不能松懈。这些看似冷冰冰的原则，在那年冬天挽回了一段家国恩仇，也让隐匿于菜市口烟雾里的罪恶无处藏身。

至此，毛泽民的故事并未画上句号，而是融入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早期篇章。每当六道湾的寒风掠过戈壁，烈士墓旁的松柏发出细碎声响，似在提醒后来者：信仰若在，鲜血不会白流；正义或许来迟，却从未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