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叛逃国民党18年后要求回归，周总理：你过去可不是普通党员

1949年10月5日午夜，北平已入深秋。中南海西花厅仍灯火通明，一份从香港转来的急电被送到周恩来案头。电报署名“包惠僧”，短短数行，既祝贺新中国诞生，也小心翼翼地说“盼能再效微劳”。周恩来看完，沉吟片刻，提起外衣，快步走向丰泽园。

毛泽东接过电报，迅速浏览。片刻静默后，他放下纸页，只说一句：“回来可以，但要把旧账说清。”这一夜，两位老友借着灯光回忆起20多年前的身影——那时包惠僧是武汉早期党组织书记，参加过“一大”，而今却成了“浪子回头”的新闻人物。

时间回拨到1920年夏天。陈独秀在上海筹建共产党，包惠僧受托返汉组建支部，与董必武等人昼夜疾走、散发传单、组织工友，“要让长江的船声替工人发言”——这是他当时常说的一句口号。理想炽热，步履匆匆，年轻人的目光里全是未来的光。

然而，1927年的血雨腥风击碎了许多人的信念。蒋介石、汪精卫连续“清党”，屠刀高悬。奔走于武汉、南昌、九江的包惠僧，眼见同志倒下，街头布满布告，自己的身体又因伤寒虚弱。混乱、惊惧、迷茫交织，他最终离开组织，辗转高邮、上海，凭文笔糊口。1931年，他接受蒋介石招安，挂名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一时间被新闻炒作成“弃暗投明”。从那天起，“叛徒”二字像影子一样跟随他。

可在南京、重庆的岁月里，光鲜官衔难掩隔阂。国民党内部始终把他当“红过的可疑分子”，重要会议绕开，晋升名单没有。包惠僧渐悟：政治豪赌，他押错了筹码。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南京易帜，他向内政部连递数份辞呈却被搪塞。无奈之下，他携眷南下澳门，成了局外人。

新中国的消息接连传来：北平和平解放、第一届政协筹备、天安门城楼上飘起五星红旗。动荡中听到这些震耳的号角，他终究按捺不住心中剩余的赤子情，提笔写下致周恩来、董必武两封电报：“愿返故园，听候党之训导。”

北京的回电很快。周恩来表示欢迎，嘱咐先到香港，再伺机北上。“组织在等你”，八个字令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潸然。临行前，他举家辗转香港。昔日部下李默庵送来三千元船费，托付一句：“好自为之。”195工程轮船破浪北上，11月29日，包惠僧踏上了阔别26年的北平城。

翌日傍晚，紫禁城灯影摇曳。董必武设宴接风。“回来还是党中央的决定。”董必武半真半戏地调侃。包惠僧低头一笑，神情里又羞又喜。几天后，他和夫人应邀赴中南海小灶，客人散去后，周恩来请他留下。在静室里，总理注视着眼前这位旧友，开口道：“你跑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好久。” 这一句，让包惠僧鼻中发酸。他断断续续解释当年逃亡、漂泊、失意的来龙去脉，末了低声道：“愿弥补过错。”周恩来语气转为温和：“你过去可不是普通党员。要说清当年的事，也要补上思想这一课。”

于是，1950年初春，包惠僧背起行囊走进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报到。课堂上，青年学员侃侃而谈，老党员却常常语塞，他意识到自己早被时代抛在身后。课余，他从新生借来马列原著，一页页重读。植树节那天，他坚持挥锹，累得心绞痛发作晕倒，在校医室醒来时，床边站着那位曾尖锐批评他的年轻同学。尴尬、感动，交叠成新的自省。他用了一个学期写下三万余字《思想总结》，把叛变与追悔毫无保留地呈报组织。

学业期满，包惠僧被分到内务部当研究员。谨慎、勤勉，埋头书卷。谢觉哉多次提醒他：“你的经历是一笔财富，不写出来，后人怎么知道那段路？”1953年，中央档案部门请他回顾“一大”，他终于提笔，四十多天写成《出席“一大”经过》与《早期武汉党团工作纪要》，资料丰富，引起学界关注。

“二七大罢工”回忆录问世后，出版社蜂拥而至。1957年，国务院任命他为参事。此时的包惠僧，已懂得把个人荣辱置于身后，他更在意把材料写详尽、写准确。有次排练《二七》话剧，周恩来特地到场，演出间隙同演员一起研究细节，叮嘱“历史要经得起检验”。对此，包惠僧频频点头，连声称是。

岁月往前。1979年3月22日，八十五岁的包惠僧在北京病逝。书桌上，那部尚未润色的《大革命亲历记》停留在最后一章。稿纸边角写着一句自评： “曾经走失，幸而归队，得继续活在历史中，虽迟亦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