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后，干部王勋致电李敏：想参加追悼会，李敏：快让他来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一点，北京城被细雨包围，长安街的路灯透出昏黄的光，警卫的脚步声在人民大会堂前来回交替。就在这静得令人窒息的时刻，中央播音员低沉的嗓音划破夜色——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噩耗瞬间传遍各大军区、各部委、各工厂。两千多公里外的山西太原军区后勤部内，一位五十七岁的中年干部听完通报，双手颤抖，他正是王勋。

久久沉默之后，他擦去泪水，提笔写下两行急电：请求赴京参加主席追悼会。电报先发往北京军区，又同时递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因为收报人写得十分明确——“李敏同志亲启”。李敏当天在灵堂外批复：快让他来！

三天后，身着整洁军装的王勋跨进人民大会堂。他的肩章并不显眼，站在如潮的人群里几乎被淹没。可当李敏远远看见那副憔悴面孔时，立刻迎了上去，两人没有寒暄，只是用力握手。随后王勋整理军帽，缓缓走到水晶棺前。那一刻，他再忍不住，泪水悄然落下。对旁人而言，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后勤干部；对毛家而言，他却有另一重身份——堂弟毛泽全。

时间拨回一九五〇年六月。那年北京初夏，王府井外树荫浓。毛主席在中南海处理完文件，忽然让工作人员联系一位刚从南京来京开会的干部。“通知生产部王勋同志，今晚来菊香书屋。”消息传到华东军区代表团时，所有人都愣住了：一个处级干部，竟接到主席点名要见？

夜色降临，王勋依约进门。毛主席快步迎上前，爽朗开口：“泽全，别来无恙！”一句老家方言让在场警卫瞬间明白，他们是堂兄弟。原来，为了隐蔽身份，毛泽全早在一九三八年遵照袁国平指示更名为王勋，并调入新四军皖南兵站。十几年过去，两人音讯全无，此番相聚，自然千言万语。

有意思的是，两位湖南人谈起故乡时依旧带着浓重乡音。毛主席半开玩笑说：“你那‘毛’字太扎眼，改成‘王’，干净利落！”话音一落，兄弟俩都笑了。临别前，毛主席从书桌旁拿出一包白糖：“带给娃娃们尝个鲜。”在那粮票、布票都紧张的年代，这包糖的分量不言而喻。

一九五二年中秋，毛泽全举家迁至北京。毛主席特地邀请他们去丰泽园吃团圆饭。餐桌上没有山珍海味，只有家常辣椒、清炒苦瓜和一锅混合小米的碎青菜饭。可气氛热闹，孩子们围着“毛伯伯”问个不停。毛主席则关心亲弟媳，“头老痛？去医院查查耳朵。”那句朴素嘱托，让徐寄萍事后念叨多年。

转眼一九五六年春，中央酝酿在湖南推广农业合作化。毛主席再次把毛泽全叫到中南海，交代道：“学习班结束后，回一趟韶山，多跑几县，把真实情况带回来。”后勤干部出身的毛泽全本就务实，回乡调查一个多月，带回的报告厚厚一摞，既讲成绩也列不足，主席边听边做批注。许多改进意见，就这样被写进随后的文件。

从那以后，他们见面机会不多。毛泽全在总后轻车熟路，干的都是琐碎却关键的活：仓储、被装、油料，件件不能出纰漏。一般人说后勤平淡，他却常讲一句：“部队打仗，粮草先行，后勤的锅掉链子，一线就得冒烟。”同事回忆，他最爱盯仓库，零下十几度也不坐办公室取暖。有人劝他注意身体，他憨厚一笑：“我在后方多站一小时，前线就能省出一分钟。”

然而再过二十年，一九七六年八月底，毛主席病重的消息从中南海辗转传来，王勋昼夜难安。他对秘书低声嘱托：“主席身边还缺不了线毯，把库存的最细棉纱抽检一遍。”那一晚，他在库房里熬到天亮，尽管不知道那条毯子是否真的会送到首长床前，但这是堂弟最后能做的小事。

九月九日灵堂内，王勋眼望主席遗容，旧事如潮。一侧警卫员轻轻问：“首长，您是否需要休息一下？”他摇摇头。很多人不晓得这泪水背后的故事，他也无意多说。那天夜深人静，他在人民大会堂角落里写下十六个字：忠诚以报国，清白传家风，务实不言功。

遗憾的是，山西的寒冬侵蚀了他的身体。一九八九年三月，毛泽全病逝太原，终年七十岁。噩耗传到北京，李敏亲自送来挽联，写着：“勋业长留，泽被故里。”昔年兄弟情谊，在这一纸挽联里延续。

回首毛泽全的一生：十六岁进革命队伍，二十多年隐姓埋名，半生奔走在兵站、仓库、兵工厂之间；与辉煌和权势保持距离，却与简朴和担当为伍。千山万水的行军路，摔不碎他的朴厚；历史的大幕落下，也掩不住他对堂兄的那份赤诚。有人说，革命年代的光环都给了战场上的将军，其实在枪声后面，还有无数像王勋这样的普通“行者”，默默点亮了胜利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