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七六年的冬天，我冒着全家被株连的风险，把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女知青，藏在了我家的柴房里。
“李医生，你快走，被发现了你也完了。”她哭着推我。
我摇了摇头：“三个月前，你救了我儿子。”
十九年后，当一队黑色轿车开进我们这个穷山沟时，我认出了她。
她穿着一身得体的深色套裙，和我记忆里那个满身泥污的姑娘判若两人。
当她穿过人群，目光笔直地朝我走来时，我感觉自己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一九七六年的冬天，来得格外的早，也格外的冷。我们这个窝在秦岭深处的小山村，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忘了一样，安静又贫穷。
十二月的一个傍晚，天刚擦黑，生产队长陈大山就敲着铜锣，在村里扯着嗓子喊：“开会了！都到打谷场开会！批斗反革命分子！”
“反革命”，这个词在那个年代，像一把悬在每个人头顶的刀，光是听着就让人心里发毛。
我叫李卫平，那年三十八岁，是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我放下手里的草药，嘱咐妻子张秀兰看好家里的两个孩子和年迈的老母亲，便披上那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旧棉袄，跟着人群往打谷场走。
寒风刺骨，打谷场上却点起了几堆篝火，火光把人们的脸映得忽明忽暗。场子中央，已经搭起了一个临时的土台子。台上，一个瘦弱的身影，正被两个膀大腰圆的民兵死死地按着。
是她，方锦。
一个三年前从省城下乡来的女知青。那年，她才二十出头。
我站在黑压压的人群里，心里“咯噔”一下。
方锦的罪名，是“私藏反动书籍”和“传播反动言论”。据说，是有人在她枕头底下，翻出了一本被查禁的外国小说，还举报她私下里跟别的知青说，“外面的世界很大，我们不该一辈子困在这里”。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样的话，足以致命。
我看着台上的方锦，心里很不是滋味。她那副厚厚的眼镜，已经被打碎了一只镜片，耷拉在脸上。白皙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还挂着血丝。头发乱糟糟的，像一蓬枯草。可即便是这样狼狈，她的腰杆，却依旧挺得笔直，那双透过破碎镜片看过来的眼睛，没有恐惧，也没有哀求，只有一种倔强到骨子里的清冷。
批斗会很快就进行到了高潮。陈大山带头喊着口号，村民们也跟着麻木地举起拳头。民兵连长王铁柱，一个平日里游手好闲的村痞，此刻却显得格外威风。他跳上台，一脚踹在方锦的腿弯处，逼着她跪下，然后，对着台下，声色俱厉地宣布：
“这个女反革命分子，思想顽固，拒不认罪！经队委会研究决定，明天一早，就把她押送到公社，交给专案组处理！”
“专案组”三个字一出口，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太清楚那是什么地方了。进了那里的人，就像掉进了阎王殿，能活着出来的，十不存一。就算能出来，也得脱层皮。
散会后，人群渐渐散去，只留下几声麻木的叹息。我看到，方锦被民兵们粗暴地从台上拖了下来，像拖一条死狗一样，关进了打谷场旁边那个废弃的、用来关牲口的牛棚里。王铁柱又安排了两个民兵，守在了牛棚门口。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异常沉重。
我忘不了，就在三个月前，一个暴雨倾盆的深夜，我八岁的儿子小虎突发急性肺炎，高烧不退，眼看就要不行了。我这个赤脚医生，束手无策。是住在知青点的方锦，听到消息后，二话不说，披了件雨衣就冲进了雨里。她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在漆黑的夜里，跑了十几里泥泞的山路，赶到公社卫生院，敲开了院长的门，硬是借来了几支宝贵的青霉素。
是她，救了我儿子的命。
这份恩情，我李卫平，一直死死地记在心里。
那一夜，我躺在冰冷的土炕上，辗转反侧，一夜无眠。窗外，是呼啸的北风。我的脑海里，一边是儿子稚嫩的笑脸，一边是方锦那双倔强清冷的眼睛。
救，还是不救？
救她，被发现了，就是窝藏反革命，我们全家，老母亲，妻子，两个年幼的孩子，都得跟着我一起掉脑袋。
不救，明天一早，她就会被押到公社，那后果……我不敢想。
我李卫平，读过几年书，当过兵，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救了我儿子命的恩人，就这么被推进火坑。
做人，得讲良心。
后半夜，估摸着有凌晨三点光景，我下了决心。我悄悄爬起来，穿上最厚实的棉袄。妻子秀兰被我惊醒了，她坐起来，小声问：“卫平，你干啥去？”
“我去看看。”我声音压得很低。
秀兰一把拉住我：“你疯了？那是反革命！沾上了，咱们全家都得掉脑袋！”她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拍了拍她的手背，看着黑暗里她惊恐的脸，一字一句地说：“秀兰，三个月前，小虎那条命，是方姑娘给捡回来的。咱们不能当没心肝的畜生。”
我没再多说，扭头进了灶房。前一天晚上，我特意让秀兰炒了盘花生米，又烫了壶自家酿的苞谷酒，让她给守门的两个民兵送去。那酒里，我偷偷掺了三片从公社卫生院弄来的安眠药。这会儿，药效应该发作了。
我借着微弱的月光，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牛棚。果然，那两个民兵一个趴在桌上，一个歪在墙角，睡得跟死猪一样，鼾声打得山响。我心里稍微定了定，轻轻推开牛棚那扇破旧的木门。一股混杂着干草和牲口粪便的霉味扑面而来。
方锦就蜷缩在最里面的草堆里，听见门响，她整个人抖了一下，像只受惊的小鹿。当她看清是我时，眼里先是闪过一丝光亮，但那光亮很快就熄灭了，变成了更深的绝望。“李医生……”她声音沙哑，带着哭腔，“你快走，快走！让他们看见，你也完了！”
我没说话，快步走过去，脱下身上的棉袄，披在她单薄的身上。她的身体冰凉，抖得像风中的落叶。
“跟我走。”我的声音不大，但没有一丝犹豫。
她愣住了，随即拼命摇头，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不，我不能连累你。李医生，你家里有老有小的，我不能害了你全家！”
“别废话了。”我蹲下身，盯着她的眼睛，“三个月前，你救了我儿子。现在轮到我了。做人，得讲良心。再不走，天亮了就都走不了了！”
我半扶半架着她，出了牛棚。我们不敢走村里的大路，绕到村子后头，从一片乱坟岗旁边的小路往后山摸。那条路平时没人走，满是荆棘和碎石。方锦的脚在批斗会上就受了伤，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但她死死咬着牙，一声不吭。
我家住在村子最边上，靠着山脚。我领着她，像做贼一样，从后院翻墙进了院子。我家的柴房在院子最偏的角落，里面堆满了柴火和杂物。我搬开最里面的一堆柴火，露出下面一块不起眼的旧木板。掀开木板，是一个黑乎乎的洞口。
“这是我爷爷那辈留下的，当年藏过受伤的八路军。”我小声对她说，“你先进去躲着，委屈几天。里面有干草，我晚点给你送吃的和水。”
安顿好她，我重新把柴火码好，伪装得跟原来一模一样。等我回到屋里，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我娘已经醒了，她坐在炕沿上，正默默地纳着鞋底。她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问，只是过了一会儿，端过来一碗还冒着热气的玉米粥，低声说：“拿去，给她喝了暖暖身子。”
我心里一热。我娘不识字，但她懂道理。
可妻子秀兰却吓得脸都白了，她把我拉到里屋，压着嗓子说：“卫平，你真是疯了！你把她藏在家里，这要是被发现了，陈大山和王铁柱能把我们家房子都点了！我们娘几个也活不成了！”
我握住她冰凉的手，看着她满是泪水的眼睛，郑重地说：“秀兰，我都知道。所以，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娘知。连娃都不能说一个字。你信我，也帮我。咱们……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好人去死。”
秀兰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她闭上眼，点了点头。
天一亮，整个村子就像被扔进了一颗炸弹，彻底炸开了锅——“反革命”女知青方锦跑了！
守门的两个民兵酒醒后发现人不见了，吓得屁滚尿流，赶紧报告了生产队长陈大山。陈大山气得脸都绿了，立刻带着民兵连长王铁柱，领着一帮人，开始全村大搜查。
“挖地三尺，也要把她给我揪出来！”陈大山在村里的大喇叭里吼着，声音都变了调。
很快，搜查队就到了我家门口。我强作镇定地迎出去，心却像揣了只兔子，怦怦乱跳，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秀兰抱着小儿子，大儿子小虎拉着她的衣角，娘仨的脸一个比一个白。
“李医生，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吧？”王铁柱斜着眼问我，眼神像鹰一样锐利。
我摇摇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没有啊，王连长。我昨晚睡得死，啥动静都没听见。”
王铁柱哼了一声，显然不信。他一挥手，几个民兵就冲进了院子，开始翻箱倒柜。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顶点。一个年轻的民兵拿着根长竹竿，直接就往柴房里捅。我的目光死死盯着那个方向，手心里的汗把裤子都浸湿了一块。
王铁柱自己也拿着手电筒，晃晃悠悠地走进了柴房。他那束刺眼的光，在柴火堆上扫来扫去，有好几次，光柱都停留在了那个暗格所在的柴火堆上，距离只有不到两米。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了。只要他再往前一步，只要他稍微用点力气，把那堆柴火扒拉开……
就在这时，陈大山在院子外不耐烦地喊道：“铁柱！磨蹭什么！李医生家穷得叮当响，耗子进去都得含着眼泪出来，能藏什么人？快点，去下一家！”
王铁柱大概也觉得有道理，骂骂咧咧地收回手电筒，从柴房里走了出来。“算你家干净！”他临走前，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看着他们一群人浩浩荡荡地离开，我腿一软，差点没站住。秀兰赶紧扶住我，我才发现，自己后背的棉袄已经全被冷汗湿透了。
第一天，总算是有惊无险地躲过去了。但接下来的三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真正的煎 ઉ。
村里的大喇叭，从早到晚都在通报搜查的进展。公社也派了工作组下来，带着几条狼狗，把村子周围的山头都快翻遍了。我每天都得假装若无其事地背着药箱出门，给村里人看病，实际上是想打探外面的风声。
晚上，我就趁着夜深人静，偷偷给柴房里的方锦送饭送水。
她的情况很不好。批斗会上受了伤，又惊又怕，加上在牛棚里冻了一夜，她发起了高烧。我不敢给她用太多药，药瓶和针管这些东西，要是被搜出来就是铁证。我只能用些自己采的草药，加上一点点阿司匹林，物理降温。
她在昏迷中断断续续地喊着胡话，有时候喊“妈妈”，有时候又喃喃自语：“我没有错……我只是想读书……我没有错……”听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酸。
最惊险的是第三天晚上。我刚从柴房出来，八岁的儿子小虎突然悄悄拉住我的衣角，仰着头，用很轻的声音问我：“爸，我们家柴房里，是不是藏着人？我……我好像听见有咳嗽的声音。”
我的心猛地一沉，像坠了块大石头。孩子的话，最是天真，也最容易泄露秘密。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真想立刻捂住他的嘴。但我忍住了。我蹲下来，扶着他的肩膀，认真地看着他清澈的眼睛，问道：“小虎，如果……如果柴房里真的藏着一个阿姨，你会告诉别人吗？”
小虎看着我，想了想，然后使劲摇了摇头。
“为什么不告诉？”我追问。
“因为……”他小声说，“那个方锦阿姨，她救过我的命。老师在学校里说，做人要知恩图报。”
那一刻，我所有的紧张和害怕，仿佛都被一股暖流融化了。我紧紧地抱住儿子，眼泪差点掉下来。我摸着他的头，郑重地说：“好孩子，记住，这件事，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能说。这是我们家最大的秘密。”
儿子用力地点了点头。看着他懂事的模样，我忽然觉得，自己冒这个险，值了。
第四天，天还没亮，我就被村里一阵阵狗叫声惊醒了。风声更紧了。我偷偷跑到村口一瞧，心里凉了半截。公社派来的人在村口的大路上设了关卡，架起了木栅栏，所有出入村子的人，都要盘查登记。看这架势，是准备把村子封锁起来，来个瓮中捉鳖。
这下麻烦了。人藏在家里，迟早是个祸害。可现在想送她走，也插翅难飞了。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早饭刚过，王铁柱又带着人气势汹汹地来了。这一次，他们明显是有备而来，目标直指我们几家住在村子边缘的人家。
“李医生，不好意思，公社工作组下了死命令，必须再仔细搜一遍！特别是柴房、地窖这些能藏人的地方！”王铁柱皮笑肉不笑地说着，眼神里透着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
我心里明白，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我站在院子里，两只手在袖子里攥得死死的，指甲都快掐进了肉里。手心里全是黏腻的冷汗。秀兰拉着两个孩子，站在屋檐下，脸色白得像纸一样。
几个民兵冲进柴房，叮叮当当地把里面的东西往外搬。柴火、旧农具、破筐烂篓，被他们扔得满院子都是。我眼睁睁地看着柴房里的东西越来越少，那个藏着方锦的暗格，离暴露只有一步之遥。
王铁柱亲自上阵，他一脚踢开最后几捆碍事的稻草，目光死死盯住了那堆码得整整齐齐的柴火。我知道，完了。那堆柴火下面，就是暗格的盖板。他只要伸手一掀……
我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像是要从胸膛里炸开。秀兰发出一声极低的抽泣，紧紧捂住了小儿子的嘴。大儿子小虎也吓坏了，死死抱着他娘的大腿。
王铁柱弯下腰，伸出手，眼看就要去掀那堆柴火。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刺啦”一声响了，紧接着，广播员激动又尖利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村子：“紧急通知！紧急通知！逃跑的反革命分子方锦，在邻村的破庙里被发现了！现已被成功抓获！重复一遍，方锦已在邻村落网！”
王铁柱伸出去的手，僵在了半空中。他愣了一下，随即直起身子，朝地上狠狠啐了一口：“他娘的！白忙活一场！”
他扔下手里的柴火，也顾不上院子里的狼藉，冲着手下人一挥手：“收队！人都抓到了，还搜个屁！”说着，一群人呼啦啦地就走了。
我双腿一软，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后背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湿了个透。过了好半天，我才缓过神来。后来我才打听到，原来是公社那边为了尽快向上面交差，又迟迟抓不到人，干脆就在邻村抓了一个外貌和方锦有几分相似的流浪女子，屈打成招，草草结了案。
不管怎样，危机总算是解除了。
那天夜里，我把方锦从暗格里扶了出来。她在里面待了四天四夜，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我对她说：“方姑娘，你不能再待下去了。虽然抓了个替身，但谁也保不准这事会不会有反复。明天天一亮，我就送你离开。再晚，恐怕就真的走不了了。”
她看着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流泪。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哽咽着说：“李医生……您和婶子的大恩大德，我方锦这辈子……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别说这些傻话。”我从怀里掏出一些攒了很久的全国粮票和十几块钱，连同一包干粮，一起塞到她手里，“钱不多，你省着点花。出了村，一直往南走，听说那边政策松一些。去投奔你的亲戚，以后，就别再回来了。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她握着那点钱和粮票，像握着千斤重的东西。最后，她朝着我和秀兰，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个清晨，雾很大。我把她送到后山的小路上，看着她瘦弱的身影，一步三回头，最终消失在了茫茫的晨雾之中。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的那个清晨之后，方锦就真的像一颗露珠，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丝音讯。
她走后没多久，村里的生活渐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那个被抓去顶罪的流浪女子，后来据说因为身份对不上，闹了一阵子，最后被放了。至于真正的方锦到底去了哪里，公社那边似乎也懒得再追究，时间一长，这件事就像一块石头沉进了水底，慢慢被人遗忘了。
日子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我依旧是村里那个背着药箱走家串户的赤脚医生。一九七八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那争气的儿子小虎，居然真的考上了省城的医学院，成了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这让我和我媳妇在村里着实风光了好一阵子。
一九八五年，我娘没能熬过那个冬天，安详地走了。又过了几年，妻子秀兰的身子骨也大不如前，常年药不离口。村子还是那个穷村子，除了墙上的标语换了几茬，日子似乎没什么变化。年轻人都觉得在土里刨食没出息，一个个都跑出去打工了，村里剩下的，大多是像我这样的老人，和一群没人管的留守孩子。
有时候，特别是在那些刮着北风的冬夜，我也会偶尔想起那个叫方锦的姑娘，想起那个藏在柴房里的四天四夜。我不知道她后来是死是活，过得好还是不好。那十几块钱和几斤粮票，够不够她走到安全的地方。但不管怎么想，我从不后悔当初的决定。救人一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够了。
时间一晃，就到了一九九五年。
这一年秋天，我已经五十七岁了，头发花白了一大半，背也有些驼了。儿子小虎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的大医院工作，还在城里娶了媳妇，给我添了个大胖孙子。我还是守着村里这个破旧的卫生室，每天给乡亲们看看头疼脑热。
那天下午，天气很好，阳光暖洋洋的。我正坐在卫生室门口，给村东头的赵大爷量血压，突然，一阵“嗡嗡”的汽车轰鸣声从村口的方向传了过来。
这声音在省城里不算什么，但在我们这个连拖拉机都算稀罕物的山村里，就显得格外刺耳和不寻常。我扶了扶老花镜，和赵大爷一起，好奇地朝村口望去。村里其他听到动静的人，也纷纷从家里走出来，朝着村口聚集。
我跟着人群，慢慢踱到了村口。只见五辆黑得发亮的轿车，排成一列，稳稳地停在了打谷场边上。这阵仗，我们村里人哪见过，一个个都伸长了脖子，小声议论着。
“乖乖，这是来了多大的官啊？”
“你看那车头，锃亮锃亮的，能照出人影来！”
车门陆续打开，下来一群穿着白衬衫、黑西裤的年轻人，男男女女都有，个个看起来都精明干练。他们下来后，并没有乱走，而是恭敬地站在最后一辆车的旁边。
终于，最后一辆车的车门开了。先是伸出一条穿着得体西裤的腿，然后，一个女人慢慢地从车里走了下来。她看起来有五十来岁的样子，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戴着一副精致的金丝边眼镜。她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套装，料子很好，整个人身上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气场，那是常年身居高位才能养出来的气质。
她站在那里，环顾了一下我们这个破败的村庄，目光扫过一张张好奇又敬畏的脸。当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忽然停住了。她脸上的表情起了微妙的变化，那双藏在镜片后的眼睛，似乎一下子就红了。
村里的人都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议论声渐渐小了下去。
她没有说话，只是提步，穿过人群，快步向我走来。
我愣在原地，脑子里“嗡”的一声。这张脸……虽然老了一些，成熟了许多，但那眉眼，那轮廓……我越看越觉得熟悉。一个埋藏在记忆深处十九年的瘦弱身影，慢慢地和眼前这个气质不凡的女人重叠在了一起。
周围的村民也都看出了点门道，窃窃私语。当年当民兵连长的王铁柱，如今也是个头发全白的老头了，他瞪大了眼睛，指着那个女人，嘴巴张了张，却发不出声音：“你……你……”
就在全村人或惊恐、或疑惑的目光中，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离我一步远的地方停下。然后，在所有人不敢置信的注视下，她对着我，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一躬，鞠得又深又长。整个打谷场，刹那间鸦雀无声，连风都好像停了。所有人都懵了，不明白这个看起来像天外来客一样的大人物，为什么要对我这么一个糟老头子行这样的大礼。
我手足无措，刚想上前去扶她，她已经直起了身子。她抬起头，摘下眼镜，任由眼泪从眼眶里滑落下来。她看着我，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但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
“李医生，我是方锦。”
“轰”的一声，人群炸开了。
“方锦？是那个……那个反革命？”
“天哪！她还活着？还……还变成了这个样子？”
王铁柱更是吓得后退了两步，脸色惨白。
跟在方锦身后的一个年轻干部见状，立刻上前一步，用洪亮的声音对大家介绍道：“各位乡亲，请大家安静一下！这位是...
虽然没听清所有的话，但我始终被那五个字震的大脑一片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