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场上，美军为何人手一本《孙子兵法》？老共产党员：我写的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凌晨，电闪雷鸣般的巡航导弹划破巴格达夜空，美军“沙漠风暴”正式开始。就在这场现代化高科技战争的指挥部里，来回穿梭的陆战队军官们几乎人手一本灰蓝色封皮的小册子——《SUN TZU： THE ART OF WAR》。细看扉页，署名竟不是春秋时期的兵圣孙武，而是一位中文姓名——Tao H. Chang。消息传回北京，军史研究所里一片喧哗：“陶汉章？那不是咱们的老兵吗？”

追溯陶汉章的履历，要从江西乐安说起。一九一七年，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教四书，母亲念诗词。十七岁投笔从戎加入红军，很快被任弼时选入红军学校当战术教员。那一年，他编成《军事问题一百题》，用问答方式拆解冲锋、迂回、夜袭等作战要诀，小册子一出，成了红军班排骨干的“口袋本”。

长征路上，他扛枪也带书。山高路险，草地泥泞，腿脚打颤时，他拉着战友并肩前行。沙道沟宿营，他与贺龙对弈。老总举子落子间问起身世，笑称“土豪仔也能当好红军”，气氛轻松，却难掩冰雪刺骨。多年后回忆，他说那一路“是咬着牙啃冰渣子走出来的”。

抗战爆发，陶汉章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华北。一次，邓小平递来一封重庆书店来信，请求编写一部敌后游击作战教材。资料奇缺，他只有苏联战例小册子几本，外加口耳相传的实战笔记。没材料就自己造，他跑部队、听老兵、画沙盘，十易其稿，十七万字的《游击战术纲要》在枪火声中完稿。重庆方面寄来“稿费”——一捆邮票，权当通货。在艰苦年代，这样的回报也算奢侈。

抗日硝烟未散，他又被调去八路军随营学校。建国前夕，一九四七年，罗瑞卿紧急寻找能办高级参谋班的人选，“这活儿非老陶不可”。陶汉章本想上前线立战功，可军中缺参谋人才，他只能“被借调半年”，从此投身教学。讲台、油灯、战例图，就是他的战场。那段时间他写出《参谋工作》，成为解放军第一本系统的参谋教材，印出三千册，三天售罄，朱德风趣地说：“老陶成了参谋里的状元。”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入南京军事学院，再到军事科学院，主持战役学课程。五十年代末，刘伯承元帅找到他：“苏联的书不能照抄，咱得有自己的体系。把《孙子》吃透，写本中国人自己的战法教材吧。”刘帅当场掰出六条主脉：智谋、兵势、奇正、虚实、主动机动、用间。陶汉章记得清清楚楚，回去即闭门研究。《孙子兵法》十三篇，他反复拆解，又联系百年中国战争实例，三易其稿，终在一九八五年完成《孙子兵法概论》。

这本二十多万字的书并非枯燥注疏，而是把经典与现代战例揉在一起：滑铁卢中的拿破仑，被拿来对照“用兵如走蛇形”；抗美援朝的长津湖，也印证“避实击虚”。战区指挥员读到这些，往往会在页边写下“可操作”“可借鉴”的评语。出版后不到一年，军事科学院增订三次。更有意思的是，我国常驻联合国的武官主动将它译成英文，交给纽约的斯特林公司发行。封面很低调，却悄悄漂洋过海。

一九九零年八月，伊拉克闪击科威特。美国国防部仓促筹划中东行动，情报人员在书店淘到这本《Sun Tzu Art of War： A Chinese Military Thinker’s Analysis》。几位在越战老兵出身的陆战队军官看后，直呼“管用”。五角大楼干脆大批购入，分发前线。于是便有了海湾阵地上人人揣着“蓝皮书”的场景。

北京方面最早是通过驻联合国代表处收到消息的。一九九一年的春天，相关部门辗转核实，确认那本蓝皮书的作者正是已从军科院退休、时年七十四岁的陶汉章。听到通报时，他正伏案给《战略学》写脚注。老将军摘下花镜，愣了片刻，随即爽朗一笑：“原来这一招还能这么用。”

同年夏天，美国国会顾问布热津斯基写来长信，称自己“反复研读，受益匪浅”，还附上亚拉巴马州州务卿签署的“荣誉州务卿”证书。面对此情此景，陶汉章只淡淡一句：“书是我写的，可真正把《孙子》用活的是中国革命的无数前辈。”

荣誉没有改变他日常的简朴。南京老宅里，旧式书柜占满墙角，桌上仍是批注过无数次的《孙子》。学生来访，他常提醒：“别迷信哪一本书，战场上兵无定法。”这种务实，使他在学者与将领之间找到了独特的位置。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陶汉章在北京安静离世，享年九十三岁。归档资料显示，他一生参与和主编的军事著作超过三十种，直接培养的高级参谋逾千人。《孙子兵法概论》外文版本流通到二十多个国家，版权费全数捐给军科院图书馆添置资料。

时至今日，当人们谈论海湾战争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时，总会提到那本蓝皮书。它让世界看见，中国老一辈指挥员不仅会打仗，也会思考战争背后的本质：谋略、主动、灵活。书页微黄，却依旧透出冷峻锋芒，正如作者早年在雪山草地上磨出的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