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2019年12月，瑞典北部小镇吕勒奥，零下二十三度。
我站在英格丽德太太家的院子里，面前黑压压围了二三十号人。
有穿工装的，有穿西装的，还有扛着摄像机的。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我，那眼神让我后背发凉。
副镇长安德森走上前来，翻译跟在旁边，一字一句地说：
"请你如实回答——你，是不是把这三户人家的供暖系统，全部修坏了？"
我愣在原地，脑子里嗡的一声。
三户人家，三套暖气，我明明修好了。
英格丽德太太昨天还拉着我的手，说暖气从没这么热过。
我干了二十五年供暖维修，从来没出过差错。
怎么就成了"全部修坏了"？
镜头对准我的脸，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北极圈的风声。
那一刻，我一个47岁的下岗工人，站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不知道自己到底闯了什么祸。
2019年9月15号，我从沈阳桃仙机场出发，经北京转机，飞了十四个小时，落地瑞典斯德哥尔摩。
出机场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空气凉飕飕的，跟咱抚顺的深秋差不多。
我拖着一个旧皮箱，里头装着两件换洗衣裳，一双劳保棉鞋，还有一袋老婆给我带的咸菜疙瘩。
接机的是老钱，五十来岁，头发花白，一口大碴子味儿的东北话。
老钱拍了拍我的肩膀：
"月峰兄弟，欢迎来北欧！往后咱就是一个战壕的了。"
我点了点头，没吭声。
老钱是我这趟出国的中介，早年闯北欧的老乡，在瑞典开了家小型劳务公司。
他给我办的是三年劳务签证，管吃管住，工资按小时结。
说白了，就是来给人家当苦力的。
从斯德哥尔摩又坐了两个小时国内航班，到了北部的吕勒奥。
这地方靠近北极圈，冬天长夜漫漫，夏天太阳不落山。
老钱说，这边人少活多，工资比斯德哥尔摩还高一截。
我不在乎这些，我只在乎一件事——钱能不能按时打回国内。
老婆和瘫痪的老母亲还在抚顺老家等着呢。
儿子在哈尔滨读研，学费生活费一年下来也得四五万。
我今年47岁了，除了出国打工，实在想不出别的挣钱门路。
劳务公司的宿舍在镇子边上，一栋三层的旧楼房，住着二十来个中国工人。
有四川的、河南的、山东的，东北的也有几个。
大家都是出来挣钱的，各有各的难处，见面点个头，不多聊。
我被安排在三楼一间六人间，床铺挨着窗户，能看见外头的松树林。
在吕勒奥的头一个月，我主要干的是钟点工——
给几户人家打扫卫生、清理花园、搬运杂物。
活儿不重，就是琐碎。
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问题，当地人说瑞典语，我一句也听不懂。
老钱给我装了个翻译软件，让我有事就打字，软件能翻成瑞典语。
刚开始用的时候闹过笑话。
有一回，雇主让我把垃圾袋扔到外头的垃圾桶里。
我没听懂，打字问他，软件翻译出来的意思变成了"把你的袋子扔到我身上"。
雇主愣了半天，我也愣了半天，最后他比划着领我出去，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自己偷偷笑了一会儿，笑完又叹了口气。
这把年纪了，还得学这些东西，难啊。
不过日子久了，慢慢也就习惯了。
当地人大多挺客气，知道我是中国来的工人，也不为难我。
我干活儿实在，交代的事情从不偷懒，他们也看在眼里。
我在国内干了二十五年供暖维修，从锅炉到管道，从分水器到换热站，没有我不懂的。
可在这儿，我就是个扫地的。
也没办法，谁让我是外国人呢。
英格丽德太太是我的固定雇主之一。
老太太七十多岁，满头白发，眼睛很蓝，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堆成一朵花。
她丈夫三年前去世了，子女都在斯德哥尔摩，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趟。
她一个人住在镇中心一栋老房子里，房子是1960年代盖的，看着挺有年头了。
我每周去她家两趟，打扫卫生、擦玻璃、倒垃圾。
老太太不怎么会用翻译软件，我们基本靠比划交流。
她指指这儿，我就擦这儿；她指指那儿，我就收拾那儿。
干完活儿，她总会给我倒一杯热咖啡，再端出一盘自己烤的小饼干。
我本来不好意思要，可老太太一个劲儿往我手里塞，推不掉。
咖啡太苦，我喝不惯，但每次都喝完，不想让她失望。
有一回，她指着墙上的一张老照片给我看。
照片上是个穿西装的男人，站在这栋房子门口，冲着镜头笑。
老太太指了指照片，又指了指自己的心口，眼眶红了。
我听不懂她说什么，但我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她过世的丈夫。
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爹。
我爹也是矿务局的老工人，2005年矽肺病走的，死的时候才六十一。
他走的那天，我妈一句话都没说，就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一坐就是一整夜。
人老了，都怕孤单。
英格丽德太太一个人守着这栋老房子，守的不是房子，是回忆。
2019年12月初，吕勒奥的气温骤降。
零下二十度是家常便饭，最冷的时候能到零下三十五度。
这地方靠近北极圈，冬天白昼只有四五个小时，剩下的全是黑夜。
我每天早上五点出门，天还黑着；干完活儿回来，天又黑了。
老钱说这叫"极夜"，得适应。
我倒不觉得有啥，在抚顺那会儿，冬天零下二十多度也常见，习惯了。
就是太阳老不出来，心里憋闷。
十二月十号那天，我照常去英格丽德太太家干活儿。
一推门进去，就觉得不对劲。
屋里冷。
不是那种微微发凉的冷，是往骨头缝里钻的冷。
我呵了口气，白茫茫的雾气从嘴里喷出来。
英格丽德太太裹着厚毛毯坐在客厅沙发上，脸色发白，嘴唇都有点发青。
我赶紧走过去，用翻译软件打字问她怎么了。
老太太抖着手，指了指暖气片，说了一串我听不懂的话。
翻译软件显示的意思大概是：暖气坏了，供暖公司来过三次，修不好。
我走到暖气片跟前，伸手摸了摸。
上半截温温的，下半截冰凉。
我心里一动。
这情况我太熟了。
在抚顺老矿区家属院那会儿，这种问题我一年得处理上百回。
暖气上热下凉，十有八九是管道里有积气，要不就是分水器阀门出了问题。
我蹲下来，仔细看了看暖气片底下的管道接口。
老太太在旁边叨叨着什么，翻译软件断断续续地显示。
说是供暖公司的人来看过，说管道老化，得整体更换，报价三十多万人民币。
老太太舍不得。
她说这房子是她和丈夫结婚时买的，住了四十多年，不想大动干戈。
我看着老太太冻得发青的手指，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这要是在国内，我三下五除二就给修好了。
可这是瑞典，我只是个钟点工，修暖气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
万一修出问题来，谁负责？
我站起身，继续干我的活儿，擦地、擦窗、倒垃圾。
可一边干一边心里堵得慌。
老太太一个人住着这么大的房子，暖气不热，这冬天怎么过？
我想起了我妈。
我妈瘫在床上三年了，动弹不了，最怕的就是冷。
每年冬天，妻子都把屋里烧得热热的，还给我妈灌好几个暖水袋塞在被窝里。
有一年暖气片漏水，我连夜赶回去修，修到凌晨三点才弄好。
我妈躺在床上，眼泪流了满脸，说："儿啊，让你遭罪了。"
我笑着说："妈，修个暖气算啥，只要你不冷就行。"
想到这儿，我放下手里的抹布，走到英格丽德太太跟前。
我比划着问她：工具箱在哪？
老太太把我领到地下室，那儿堆着些杂物，角落里有个落灰的工具箱。
我打开一看，还行，锤子、钳子、螺丝刀都有，虽然旧了点，但还能用。
地下室另一头，就是供暖系统的主管道和分水器。
我拎着工具箱走过去，蹲下来仔细瞅了瞅。
然后，我愣住了。
这套系统的设计，我太熟了。
管道走向、阀门布局、分水器结构，跟咱抚顺老矿区家属院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干了二十五年供暖，这套东西我闭着眼睛都能修。
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玩意儿是苏联那套技术体系。
1950年代，苏联援建中国和北欧好几个国家，用的是同一批设计图纸。
咱东北老工业区那些供暖系统，跟瑞典这边的老房子，是"亲兄弟"。
搁在国内那会儿，我师傅就跟我说过。
"小周，这套系统是苏联人教咱的，结实、耐用，就是维护起来得有经验，现在年轻人都不学这个了，以后你就是稀罕物。"
我当时还不信，心想这破玩意儿谁稀罕。
没想到二十多年后，在万里之外的瑞典，它救了我一命。
我检查了一遍，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不是管道老化，是分水器的阀门开度不对，加上管道里有积气没排净。
当地供暖公司的技术员只会修新式系统，对这种老古董两眼一抹黑。
他们瞎调一通，不但没修好，反而越修越糟。
我找了把老虎钳，又翻出来一根铁丝。
先放气。
我找到排气阀，拧开一点，听见"嗤嗤"的响声，那是管道里的积气在往外跑。
这玩意儿堵着，热水就循环不起来，暖气自然就不热。
在抚顺那会儿，老矿区家属院的老太太们都知道这招。
每年供暖季开始，她们都会拿着小盆在暖气片底下接着，把阀门拧开放气。
放完积气，我又调了调分水器的阀门。
这东西有讲究，不是开得越大越好，得根据管道长度和楼层高度来调。
开度不对，热水分配不均匀，有的屋热得出汗，有的屋冷得打颤。
最后，我拿铁丝通了通排气口。
排气口堵了一半，这也是当地技术员没注意到的问题。
前后忙活了四十来分钟，我直起腰，满手油污。
英格丽德太太站在旁边，一直看着我干活儿，欲言又止。
我冲她比划了一下，意思是去楼上看看暖气。
我们俩一前一后上了楼，走到客厅。
我把手放在暖气片上。
热了。
整个暖气片，从上到下，均匀的热。
英格丽德太太也伸手摸了摸，然后她愣了。
她的眼眶一下子红了，嘴唇抖了抖，说了一串我听不懂的话。
翻译软件只翻出来几个词："热……好多年……谢谢……"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握得紧紧的，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
我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只是修了个暖气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事。
可老太太的眼神让我心里发酸。
那是一种久违温暖之后的感激，我在抚顺老矿区见过无数次。
那些独居的老人，冬天暖气不热，冻得缩在被窝里不敢动弹。
我去给他们修好了，他们就是这个眼神。
英格丽德太太松开我的手，转身进了厨房，一会儿端出来一个纸盒子。
她打开盒子，里头是一盘刚烤的肉桂卷，热气腾腾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
她硬往我手里塞，嘴里叨叨着。
翻译软件显示："吃，你吃，谢谢你。"
我说不出话，就站在那儿，捧着那盒肉桂卷，心里头五味杂陈。
干完活儿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今天这事儿，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只是个钟点工，修暖气不归我管。
万一以后出了什么问题，人家找我麻烦咋办？
可转念一想，老太太都七十多了，一个人守着个冷房子，我要是不管，她这个冬天怎么熬？
算了，管他呢。
修都修了，不后悔。
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出门，老钱的电话就来了。
老钱的声音有点奇怪，带着股兴奋劲儿：
"月峰，你昨天是不是给英格丽德太太修暖气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自己多管闲事惹麻烦了。
我迟疑了一下才说："是啊，咋了？出事儿了？"
老钱在电话那头笑了："出啥事儿啊！你可出名了！"
我愣住了，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老钱继续说："那老太太昨天晚上逢人就讲，说中国来的工人比本地技术员强一百倍，今天一早，就有三家人找到我这儿，问能不能让你去给他们看看暖气。"
我没吭声。
"月峰，你听我说，这边修暖气是按小时收费的，一小时能挣四百多块人民币，比你打扫卫生翻了一番。这可是好事儿啊！"
我想了想，问："可我是钟点工，没有维修资质，这样做行吗？"
老钱笑着说："你放心，这是人家主动找的，又不是你上门推销，再说了，你修好了人家的暖气，谁会没事儿找你麻烦？你要是愿意，我帮你联系。"
我沉默了一会儿，脑子里转的是儿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有老母亲的医药费。
四百块一小时，干一天就是三千多，顶我在国内打零工一周的收入。
我咬了咬牙说道："行，我去。"
那一天，我跑了三户人家。
巧了，问题都差不多。
都是老式苏联供暖系统，都是分水器阀门开度不对，管道积气没排净，排气口堵塞。
我用同样的土办法，一家一家修好了。
放气、调阀、通排气口，前后加起来不到两个小时。
三户人家的暖气全热了。
晚上回到宿舍，我算了算账，今天挣了将近两千块。
我妈的药费够一个月的了。
我给妻子打了个电话，没提今天挣了多少钱，只说一切都好。
妻子说："月峰，儿子说想跟你视频，你啥时候有空？"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满是油污的工作服，手指甲缝里黑乎乎的洗不净。
"今天干活儿脏了，明天再视频吧。"
妻子叹了口气："你也别太累，身体要紧。"
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
站在窗前，望着外头漆黑的夜空，我心里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四十七岁了，跑到这冰天雪地的地方给人家修暖气。
说出去也不光彩。
可只要能挣钱，只要家里人能过得好一点，光彩不光彩的，谁在乎呢。
第二天，找我修暖气的人更多了。
老钱一早就打来电话，说又有四五家预约了，让我排好时间。
我有点懵，问他消息怎么传得这么快。
老钱笑着说：
"这镇子才多大点儿？屁大的事儿一天就传遍了，你现在可是名人了，月峰师傅！"
我苦笑了一下，什么名人，不就是个修暖气的嘛。
那天我一口气跑了五户人家，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七点。
每一家的问题都大同小异，都是那套老式苏联系统。
我边修边琢磨，这片住宅区的暖气系统应该是统一规划的，用的同一批设备。
六十多年了，设备老化是肯定的，但主要问题还是维护不当。
当地的年轻技术员根本不懂这套老古董，检测设备再先进也没用。
这东西得靠经验，得靠手感。
修完最后一家，已经是晚上了。
我站在人家门口，呵着白气，搓了搓冻僵的手。
这户人家的男主人是个五十来岁的瑞典大叔，看着挺和善。
他塞给我一盒巧克力，叽里咕噜说了一堆话。
翻译软件显示的意思大概是：
"太感谢了，住这房子30年，暖气从来没这么热过。"
我摆摆手，表示不用客气。
大叔突然伸出手来，郑重其事地跟我握了握手。
他的手掌又厚又硬，是干过体力活儿的手。
那一刻，我想起了我师傅。
回到宿舍，我把今天挣的钱算了算，折合人民币五千多块。
两天就挣了七千多，顶我在国内干小工一个月的收入。
我躺在床上，心里头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这钱来得太快了，快得让我有点不踏实。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想起了师傅说的话，想起了下岗那天厂长的脸，想起了在沈阳讨薪被人推倒在楼道里的狼狈。
也想起了儿子考上哈工大那天，我一个人在出租屋喝闷酒的情形。
这辈子，起起落落，辛辛苦苦，图的不就是日子能好过一点吗？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挣钱的门路，我得把握住。
第三天一早，我六点就起床了，准备继续干活儿。
刚洗漱完，老钱的电话又来了。
可这回，他的语气不一样："月峰，你今天必须去一趟英格丽德太太家。"
我愣了一下问道："咋了？暖气又坏了？"
老钱叹了口气：
"不是……你去了就知道，我也说不清楚。电话里讲不明白，你赶紧过去吧。"
我心里直犯嘀咕，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匆匆吃了口早饭，我就出了门。
坐了四十分钟公交车，到了镇中心英格丽德太太家门口。
下车的那一刻，我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太太家门口，黑压压停了十几辆车。
院子里站着二三十号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我认出了其中几张脸——是前两天我修过暖气的那几户人家的主人。
还有几个人穿着统一的深蓝色工装，像是什么公司的员工。
另外有几个人西装革履，看着像是当官儿的。
最扎眼的是，有两个人扛着摄像机，还有个举着话筒的。
看见我从公交车上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了我。
那眼神，让我后背发凉。
英格丽德太太从人群中挤出来，满脸焦急。
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什么。
翻译软件断断续续地显示出几个词："供暖公司……镇长……电视台……"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镇长？电视台？
这是出什么事儿了？
人群最前面，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走上前来。
他个子不高，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表情很严肃。
他旁边跟着一个年轻女人，手里拿着个小本子，应该是翻译。
中年男人开口了，说了一串瑞典语。
翻译清了清嗓子，用生硬的中文说道：
"这位是吕勒奥镇的副镇长安德森先生，他想问您一个问题，请您如实回答。"
我点了点头，心里头咚咚直跳。
副镇长盯着我，目光像刀子一样。
他又说了一句话，翻译跟着翻了过来：
"周先生——您，是不是把这三户人家的供暖系统，全部修坏了？"
我愣住了。
彻底愣住了。
修坏了？
三户人家，三套暖气，我明明修好了。
英格丽德太太前天还拉着我的手说谢谢。
那几户人家的暖气片，我摸过，热乎乎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我干了二十五年供暖维修，从来没出过差错。
怎么就成了"全部修坏了"？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却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镜头对准我的脸，那个红色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风声。
二十几双眼睛盯着我，有质疑，有好奇，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神情。
那一刻，我周月峰，一个47岁的下岗工人，站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闯了什么祸。
也不知道接下来等着我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