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桂全｜透过文献看越都城

任桂全

透过文献看越都城

小城为什么建在西北面

越都城由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郭）两部分组成，小城在西北，大城在东南。在功能配置上，前者主要是越王宫台区，后者则是经济中心和生产基地。对于这种西城连接东郭的封闭式都城制度的形成过程，杨宽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认为，按照城郭连接的不同布局，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商代是有城无郭的时期；从西周到西汉是西城连接东郭的时期；从东汉到唐代是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时期”。作者还特别以《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为例，说明西城连接东郭的空间结构。

句践大小城图

始建于越王勾践七年（公元前490年）的越国都城，可以说是西周到西汉时期都城制度的产物。不仅建都时间在同一时期内，而且在都城形态的选择上，同样体现了越国君臣对周王朝都城制度的尊重。《吴越春秋》卷第八写到勾践打算“定国立城”时，范蠡首先想到的是“古公营城”和“周原古都”。范蠡所说“古公”便是古公亶父，是西周灭商汤后周朝都城即周原古都的营建者。周原古都在今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岐山县一带，2015年被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果显示，周原古都由小城和大城两部分组成，总面积33平方公里。小城在西北，面积175万平方米；大城在东南，面积250万平方米。东边还找到了城门遗址。越都城的小城和大城地理位置与空间结构，与周原古都保持高度一致，这绝不是偶然巧合。

将小城置于越都城西北面，应该是周代礼仪制度所使然。小城的主体建筑是越王宫台，在礼仪制度中属于尊者、长者之位。《礼记》卷二：“席南乡（向）北乡（向），以西方为上。”王充进一步指出：“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论衡·四讳篇》）。这种“坐西朝东为尊”礼制，反映在都城制度上，就是小城在西，大城在东；反映在墓葬制度中，就是东西朝向建墓（如印山越王陵）；反映在主宾关系时，就是“西宾东翁”（如官员与师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礼仪规范，可谓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按照周礼筑造的小城，《越绝书》《吴越春秋》等文献都有记载，由于文字古奥和书写习惯等原因，理解上有一定难度。但是，综合考察西周以来的都城制度，以及小城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主要建筑和规划理念等因素，小城及其越王宫台，就在今府山东南麓。要不然，后来杨素将小城扩建为周长10里的越子城，该作何解释？

越王宫台的后续记载说明了什么

小城内的最大单体建筑，非越王宫台莫属。《越绝书》载，宫台“周六百二十步，柱长三丈五尺三寸，霤高丈六尺。宫有百户，高丈二尺五寸”。按照战国时期每尺23.1厘米换算，越王宫台建筑周长859.32米，柱高8.15米，檐高3.7米，门户高2.89米，规模之大，建筑之宏伟，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惊人之举。但任何宫台建筑，无论设计多么科学、用材多么讲究、技术多么高超，在历史沧桑面前，新旧交替、功能转换、遗物呈现等演化环节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宫台的后续记载，就为我们追寻越王宫台原址提供了证据链。

应该说《越绝书》对越王宫台的记载最为详尽，但它同时也记载了到东汉初越王宫台已经变为“仓库”的事实。在古代，仓库其实也是官署的组成部分，说明宫台的使用功能发生了变化。需要指出的是，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会稽郡治设于吴（今苏州），而掌管郡兵的都尉治则在山阴。这时的山阴城，既是会稽都尉治，又是山阴县治。沿用宫台区为都尉治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所谓的“仓库”或许就是军货库。

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实行吴、会分治，会稽郡还治山阴。这时的会稽郡治建筑，就在越王宫台区原址上。郦道元《水经注》称：“州郡馆宇，屋之大瓦，亦多是越时故物。”会稽郡治馆宇建筑材料的传承使用，说明越王宫台与后来郡治馆宇之间的连续性，是一清二楚的。郦道元所谓的“大瓦”，民间也称板瓦，后在袍江里谷社春秋战国遗址中，也有少量板瓦和圆形筒瓦出土（《绍兴文物志》）。以越王宫台的重要地位，相信建筑材料中，不仅有大瓦，应该还有筒瓦，而且继续在郡治馆宇建筑中出现，也很正常。

更不该忽视的是，晋太元（376—396）中，也曾在会稽郡治的厅柱下掘得过古铜罂，嘉泰《会稽志》卷第13引《舆地志》载，这是“勾践所藏”。并载：“太元中，谢輶为郡守，掘郡厅柱下深八尺，得古铜罂，可容数斗，题作越王，字文甚分明，是今隶书，余不可识，輶以为范蠡厌胜之术，遂埋之。”“厌胜”是越国常见巫术，谓能以诅咒取胜。无论古铜罂是勾践所藏，还是范蠡所“厌”，都说明是营建越王宫台时所埋，是在会稽郡治厅柱下发现的越国遗物。

东汉以来越王宫台使用功能的转换，建筑材料的沿用和勾践藏物的发现，都是这组建筑群历史发展的见证。但却在无形中为我们研究越王宫台的位置、演变和历史连续性，提供了一组完整的实物证据链，非常难得。

南宋绍兴府图（录自宋王十朋《会稽三赋》）

越都城有哪些高台建筑

越都城文献记载有10多处高台建筑。这些高台建筑，不仅是都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越国建筑文化主要特征之一。学术界认为，高台建筑流行于战国到西汉时期，是当时宫殿台榭多采用的建筑形式。在建筑理念上，已经不如以前的简朴，开始追求“高台榭，美宫室”，出现“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史记·苏秦列传》）的建筑寓意，这是战国人苏秦的观点。越都城高台建筑出现的时间更早，时在春秋末年。据《越绝书》等文献记载，越都城内外分别建有越王台、灵台、离台、驾台、斋戒台（亦称斋台）、宴台、中宿台（“宿”一作“指”）、贺台、望鸟台、昌土台和美人宫11处。

一般高台建筑，以高大的夯土台为基础和核心，在夯土版筑的台上层层建屋，木构架紧密依附于夯土台而形成土木混合的结构体系。将若干较小的单体建筑组织聚合在一个夯土台上，形成体量较大、形式多变的建筑式样。这种建筑外观宏伟、位置高敞，非常适合宫殿建筑的需要。而越都城的高台建筑，大多建在小山上，如灵台建在怪山，斋台建在稷山，越王台建在会稽山，具体地址不详。当然也有建在因地势而形成的土山上，地方文献多称之为“丘”，如离台在淮阳里丘，中宿台在高平里丘，美人宫在北坛利里丘。从中不难发现，《越绝书》《吴越春秋》记载越都城建筑时，用字十分讲究，高台的台址是“山”还是“丘”，都有明显区别。

绍兴府境全图

越国的高台建筑，都有各自的功能。如越王台，是勾践“延四方之士，作台于外而馆贤士”（《述异记》）；斋戒台，是勾践祭祀前淋浴更衣处（《越绝书》）；宴（一作燕）台，是勾践宴饮之所（《吴越春秋》）；中宿台，是勾践外出时途中歇宿之所（《越绝书》）；望鸟台，《拾遗记》：“初，越王入吴国，有丹鸟夹王而飞，故勾践之霸也，起望鸟台，言丹鸟之异也”；昌土台，是勾践测量疆土，计功行赏处（《越绝书》）。以上高台，多建于城外，越王勾践常出没其间。《越绝书》载：“勾践之出入也，斋于稷山，往从田里；去从北郭门，炤龟龟山；更驾台，驰于离丘；游于美人宫，兴乐，中宿；过历马丘，射于乐野之衢；走犬若耶，休谋石室；食于冰厨……”

越都城内的高台建筑，记载比较明确的有灵台和离台2处。“灵台”也称怪游台、游台、望云楼，在怪山上。《吴越春秋》说：“起游台其上，东南为司马门，立层楼冠其巅，以为灵台。”《水经注》写得更具体：“怪山者，越起灵台于山上，又作三层楼，以望云物。”这种始建于周初的灵台，目的在于登台以观云物（《诗经·大雅·灵台》），即所谓观察天象灵气。这也是勾践所需要的。另一处高台建筑是“离台”，亦称离宫，是建于宫殿之外以供随时游居的宫室，即孙灵符《会稽记》所谓的“离宫别馆”。《吴越春秋》载“起离宫于淮阳”，《越绝书》载“离宫周五百六十步，在淮阳里丘”。宋元之际山阴徐天祜《吴越春秋》注音本，根据当时尚存的《越旧经》注曰：“淮阳宫在会稽县东南三里”，可见离宫应在小城之外大城之内。

里闾建筑有哪些特点

越王勾践把规划建设越都城的任务交给范蠡时，明确要求“筑城立郭，分设里闾”，将“分设里闾”置于与“筑城立郭”同等重要地位。范蠡不愧是勾践忠实辅臣，他完全理解勾践意图，在规划建设越都城的同时，也将地方基层行政建置即“里闾”以及区域划分体系建立起来了，因为这对于都城管理乃至国家基层社区管理，都至关重要。

“里闾”亦称“闾里”。“里”是古代地方行政组织，始于周代，后多因之，但制度不一，有25家为一里，50家为一里，也有72家、80家、100家为一里，最大110家为一里。而“闾”的本义是里巷的大门，泛指里的门户，自周代起，里的平面一般呈方形或矩形，筑有里墙，设里门供人出入，里墙之内则为民居。据此，“里”“闾”连用时，“里闾”既是居民聚居处，也是规划建设的基本单元，同时在配备“里长”或“里宰”时，“里闾”又是基层社会的管理机构。“里闾制”是周代出现并持续存在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到西汉以后才逐渐被“里坊制”所替代，但“里”作为封闭式聚居单元的性质，并没有随着名称的改变而改变。

绍兴府城衢路图

作为越都城建筑的重要环节和城乡基层社会的组织形式，范蠡究竟分设和建成了多少个里闾？其数量、规模、形态和城乡分布又如何？据文献记载至少出现过17个里闾，分别是东武里、东明里、南里、淮阳里、阳城里、北坛利里、北阳里、高平里、苦竹里、康乐里、安城里、富中里、练塘里、富阳里、巫里、吴王里和兰上里。此外，文献中还有都泗里、弘训里、上塘里、阳中里、百官里、蜂扶里、粟里、项里、梅福里和孝家里10里。但从里名、地理位置、设置时间和相关出典看，多出现在秦汉以后，如项里、梅福里就出现在汉代，与都泗门有关的都泗里出现更迟。但这些里的出现和存在，却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即汉代基层行政建置，仍然实行里闾制。

文献记载还表明，范蠡分设和建成的17个里闾中，既有在城内的，也有在城外的。《越绝书》《水经注》记载位于城内的有：东武里、东明里、南里、阳城里、北阳里、淮阳里以及城东北的北坛利里。比较而言，城外的里闾比城内多，显然因为城外土地面积和居住人口总量比城内多。

范蠡分设的里闾，作为一种聚落形态，无论是城中之里还是城外之里，基本上都有里墙（即城郭）的，这可以从里闾的名称和里闾的建筑两方面得到证实。在上述里闾中，有称“里”的，也有称“城”的；有“里”“城”互用的；甚至还有“里”“城”并用的。如“苦竹里”亦称“苦竹城”；“阳城里”既有“城”又有“里”；“北坛利里”亦称“北坛利里丘土城”。再看这些里闾的建筑：如北坛利里丘土城即美人宫，《越绝书》中写道：“周五百九十步，陆门二，水门一”，对照城郭要求，城墙、城门两个城池要素都具备了，而且称之为土城，表明城墙是用泥土夯筑而成的。与美人宫一样，范蠡的封城“阳城里”，虽无周长记录，但有水门一、陆门二，西通水路。此外，淮阳里“周五百六十步”，安城里“周二百三十步”，东武里、北阳里、高平里、苦竹里等，也都有周长或直径的记录。

这种里闾设城郭即里墙的建筑形制，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研究认为，一直被保存到汉代。他说：“汉代的县、乡、（聚）、亭是先秦古邑国在聚落形态上的遗留。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的县、乡、聚、亭都是有城郭的。《后汉书》和《水经注》中有大量例证。”中国学者张继海在他的《汉代城市社会》一书中指出，宫崎市定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并以《水经注》中提到的山阴苦竹里为例，说明“里在外观上是一座城”，得出“里是城”的结论，与《越绝书》《吴越春秋》所载的“里”相吻合。

本文可参阅《绍兴城市史（先秦至北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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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桂全，研究员，绍兴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绍兴市志》总纂。有《绍兴城市史（先秦至北宋卷）》《绍兴城市文化论丛》《方志理论与实践》等专著，曾获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优秀地方志奖一等奖，199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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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李想

审核丨戴秀丽

总期丨9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