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香港天后梅艳芳留下两亿遗产，却只肯每月给亲妈覃美金七万块生活费。
覃美金当即就把状纸递上了法庭，骂女儿不孝，骂了快二十年。
所有人都觉得这事儿有点邪门，虎毒还不食子，何况是出了名孝顺的梅艳芳。
直到二十年后，一个姓陈的专栏作家，在一个旧保险柜里，摸到了一封梅艳芳没让人烧掉的信。
他这才明白，这世上有一种爱，是要先用刀子扎进你肉里，再流着血告诉你的...
2003年的香港，冬天像一张湿透了的冷报纸，贴在人身上，揭不下来。
风里有股子怪味儿，消毒水、烧纸钱和菊花烂掉的味道混在一起，钻进人的鼻子里，呛得人心里发慌。
那一年，香港的女儿梅艳芳，像一盏灯，灭了。整个城市都跟着暗了一下。
报纸上，电视里，二十四小时滚动着她那张倔强的脸。
她穿着一身洁白的婚纱，在红馆的舞台上，对几万个陌生人说，她把自己嫁给了音乐，嫁给了舞台。
现在，她真的走了。
黑色的葬礼，黑色的雨伞，黑色的长龙。从北角的香港殡仪馆，一直排到英皇道上。
天上下着不大不小的雨，水滴顺着人们的脸颊往下淌，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人群里，一个身材矮胖的老太太，哭得尤为扎眼。她就是梅艳芳的母亲，覃美金。
她被她的大儿子梅启明搀扶着，梅启明的脸上挂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悲痛，但眼神里总有些东西在游移，像水面上的浮萍。
镁光灯像疯了一样，对着母子俩的脸闪个不停。覃美金的哭声，就在这咔嚓咔嚓的快门声里，显得格外响亮。
悲伤的气氛还没散干净，另一场风暴就来了。来得又快又猛。
几天后，在中环一栋写字楼顶层的律师事务所里，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巨大的红木长桌，光可鉴人。桌子的一头，坐着覃美金和梅启明。
覃美金换下了一身黑衣，穿了件暗红色的褂子，脸上还带着泪痕。梅启明坐在她旁边，不停地用纸巾给她擦眼泪。
桌子的另一头，是梅艳芳生前的几个挚友，还有汇丰国际信托的代表。一个个都面色凝重，像来参加另一场葬礼。
主持会议的律师姓张，英国人，中文名叫张承业。
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金丝眼镜后面的蓝眼睛里，没有任何感情。他清了清嗓子，那声音像在敲一块冰。
他开始宣读那份万众瞩目的遗嘱。
前面的条款，都还好。两处国外的房产，给了她最好的朋友，也是她的形象设计师刘培基。一些现金，捐给了慈善机构。
覃美金的身子，不自觉地往前倾了倾。梅启明也竖起了耳朵。
“……梅艳芳小姐将其名下所有剩余资产，包括但不限于香港跑马地的恒安阁以及位于伦敦的物业，全部成立‘妙境佛学会有限公司’信托基金，并全权委托汇丰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进行管理……”
张律师的语调平稳得像一台机器。
覃美金的眉头皱了起来。信托？什么信托？
“……信托基金每月将支付给覃美金女士，即梅艳芳小姐的母亲，港币七万元整，作为其生活费用。此款项将持续支付，直至覃美金女士终老。”
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只能听到中央空调轻微的嗡嗡声。
七万。
覃美金脸上的悲伤瞬间凝固了，像一块没烧好的陶。她旁边的梅启明，眉毛拧成了一个死疙瘩。
“你说几多钱？”梅启明先开了口，声音尖得像用指甲划玻璃。
张律师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用字正腔圆的粤语重复了一遍：“柒万蚊，港纸。”
“七万？你同我开玩笑啊？”
覃美金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玻璃水杯都跟着跳了一下。
她保养得宜的手，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她两亿几的身家，一个月就给我七万？打发乞丐啊？”
她的声音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回荡，带着一种被羞辱的尖利。
“覃女士，请冷静。”
张律师把那份厚厚的遗嘱往前推了推，“这是梅小姐生前，在意识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在多位见证人面前亲自订立并签署的。每一个程序都符合法律规定，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
“我不信！我死都不信！”
覃美金开始嚎啕大哭，身体抖得像风中的一片叶子，“我女儿最孝顺了，她从小就孝顺我！她不可能这么对我！一定是你们，是你们这帮外人搞的鬼！她病得都糊涂了，是你们骗她签的字！”
梅启明立刻站起来，扶着他摇摇欲坠的母亲，对着律师和梅艳芳的朋友们怒目而视，“我们不接受！这份遗嘱绝对有问题！我妹妹那么疼我妈妈，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我们法庭上见！”
说完，他搀着还在哭天抢地的覃美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议室。
门在他们身后重重关上，留下一屋子的沉默和尴尬。
第2天， 全香港的报纸头条，像商量好了一样，都换上了覃美金那张泪流满面的脸。
《天后遗嘱惊天逆转！两亿身家月限母亲七万，是深思熟虑还是薄情寡义？》
《梅母痛斥遗嘱不公，誓要为女讨回公道！直指有人幕后操控！》
照片上，覃美金哭得老泪纵横，梅启明在一旁义愤填膺地对着镜头说着什么。
一时间，整个香港都炸了锅。
在旺角的茶餐厅里，伙计端着滚烫的奶茶穿梭，收音机里正播着新闻。一个正在吃菠萝油的阿伯说：“七万块一个月还少？我跟我老婆仔加起来，一个月都赚不到三万块。这老太太，太贪心了吧。”
旁边桌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人反驳道：“话不能这么说。人家是梅艳芳啊，是天后，身家两亿！两亿啊！给自己亲妈七万，听上去就是有点那个……说不过去嘛。面子上也挂不住啊。”
“就是咯，”另一个中年男人凑过来说，“你们没看报纸？梅艳芳平时多孝顺啊，给妈妈买房子买珠宝，眼睛都不眨一下的。这遗嘱，肯定有鬼。八成是病糊涂了，被身边人骗了。”
舆论像一阵风，呼啦啦地就倒向了那个看上去最可怜，也最符合悲情剧本的老母亲。
在香港人传统的观念里，百善孝为先。女儿留下亿万家产，却像防贼一样防着自己的亲生母亲，这故事怎么听，怎么不对劲。
梅艳芳刚刚入土为安，身后名就被泼上了一盆“不孝”的脏水。颜色又黑又粘，怎么洗都洗不掉。
那场官司，像一场永远不会完结的粤语长剧，一演就是十几年。
覃美金成了法院的常客。香港高等法院的门口，那些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都跟她混熟了。
她每次出庭，都像去参加一场盛大的演出。
有时候，她穿着貂皮大衣，戴着硕大的珍珠耳环，精神矍铄，对着镜头中气十足地控诉信托公司“狼子野心”。
有时候，她又会突然在记者面前双腿一软，需要儿子梅启明搀扶着，声泪俱下地说自己生活困苦，连看病的钱都没有了。
她的诉求很简单，也很执着：推翻信托，一次性拿到女儿所有的遗产。
“我自己的女儿的钱，凭什么要让一帮外人管着，像挤牙膏一样一个月给我一点点？”
她在法庭上，用手指着信托公司的代表律师，手抖得厉害，“我今年八十多了，说不定哪天就两腿一蹬，我到死都看不到我女儿的钱，我怎么甘心？”
她的律师团队，像走马灯一样，换了一波又一波。有名的，没名的，都想在这场世纪官司里分一杯羹。
每一个律师，都试图从同一个角度去攻击那份遗嘱：梅艳芳在签署遗嘱时，已经病入膏肓，神志不清，受到了他人的影响。
“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覃美金女士，只想拿回本该属于她的东西。一个母亲，继承自己女儿的遗产，天经地义！而这份所谓的遗嘱，充满了不合常理的条款，完全违背了梅艳芳小姐生前一贯的孝顺行为！”
信托基金那边的律师则冷静得多，也强硬得多。他们是汇丰银行请来的顶级律师团，说话做事，滴水不漏。
他们拿出了一沓又一沓的文件，像一座座山，堆在法官面前。
梅艳芳的主治医生出庭作证。他是个很严谨的英国医生，他说：“Anita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身体确实非常虚弱，但她的大脑，她的思维，比我们很多人都要清晰。她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完全有能力做出任何决定。”
当年见证遗嘱签署的公证律师也出庭作证。他说：“梅小姐在签字前，逐字逐句地阅读了所有条款。她还问了我们几个关于信托运作的专业问题，比如，如何确保信托基金能够长期稳定地支付费用，以及在极端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支付金额是否可以调整。她的问题，非常缜密。”
法庭上的交锋，像两把钝刀子，来来回回地锯。锯的是法律条文，是医学证明，也是人伦亲情。
法庭外，则是另一番景象。一出更加活色生香的现实剧。
覃美金的生活，被香港的狗仔队二十四小时无死角地记录着。
今天，她被拍到在铜锣湾的高级餐厅喝早茶，一桌子摆满了鲍鱼烧卖、燕窝蛋挞，旁边坐着巧舌如簧的梅启明。
明天，她又出现在跑马地的马场会员席，戴着夸张的帽子，兴致勃勃地为自己下的注呐喊。
有一次，为了给自己办一个风光的九十大寿，她向法院申请，要求从信托基金里一次性提取五百万港币，在五星级酒店摆一百桌。
申请理所当然地被驳回了。她就在法院门口，对着镜头破口大骂，说信托公司的人“没人性”、“不得好死”，说法院“官官相护”。
而她的儿子梅启明，则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影子，时刻跟在覃美金身边。
他一会儿说自己要搞一个“梅艳芳纪念馆”的生意，需要几百万启动资金。
一会儿又说自己在外面跟人合伙，被人骗了，欠了一屁股债，需要钱来填。
他像个军师，不停地在母亲耳边出谋划策，怂恿她，支持她，去要更多的钱。
每当钱花光了，或者官司打输了，覃美金就会再次出现在媒体面前，说自己没钱吃饭，没钱看病，七万块的生活费根本不够用。
有一年，她甚至因为拖欠了几个月的房租，被房东告上法庭，最后闹到要申请破产。新闻一出，舆论哗然。一个亿万富翁的母亲，居然会沦落到破产的地步？
可另一边，信托基金就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精密机器，不带任何感情地运作着。
每个月的一号，七万块港币，准时打到覃美金的账户上。雷打不动。
她看病住院的账单，只要是真的，基金都会审核后支付。
她打官司请律师的费用，一次又一次，几百万几百万地，也都是从梅艳芳的遗产里出的。
有记者算过一笔账，这些年来，光是覃美金的诉讼费，就已经花掉了上千万。
梅艳芳的遗产，就在这一来一回的拉扯和消耗中，像一块放在太阳下的冰块，慢慢融化。
公众的风向，也像香港的天气一样，悄悄地变了。
人们开始觉得，这老太太，有点不对劲。
“七万块一个月不够花？她是天天吃金子吗？”
“你看她那个儿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四五十岁的人了，整天游手好闲，就知道管他妈要钱。我看这钱，都是给他败掉的。”
“说真的，我开始有点怀疑了。会不会……梅艳芳当年那么做，就是为了防着她这个哥哥？”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在人们心里疯狂地长。
但怀疑终究是怀疑，谁也没有证据。
梅艳芳的真实意图，成了一个谜。一个被锁在昂贵的信托合同里，被无数法律文件包裹着，谁也打不开的谜。
时间一晃，就到了2023年。
香港的冬天，还是那么湿冷。但城市的面貌，已经变了很多。中环的摩天大楼更高了，街上的行人脚步更匆忙了。
梅艳芳已经离开整整二十年了。
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怀念潮。人们转发着她当年在红馆告别演唱会上的片段，转发她的电影海报，转发她说过的话。
“风华绝代”这个词，好像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
陈默是个专栏作家，四十出头，在一家快要倒闭的杂志社工作。他专门写一些被人遗忘的城市旧闻，比如某个消失的码头，或者某个没落的家族。
他不算出名，但文字里有股子劲儿，像香港的老火汤，要用小火慢慢熬，慢慢品，才能尝出里面的味道。
梅艳芳二十周年的热潮，让他重新想起了那桩持续了十几年的遗产官司。
他觉得这里面有故事。一个不只是关于钱和法律的故事。一个被时间掩埋了的，关于人性的故事。
他开始像个老派的侦探一样，去翻二十年前的故纸堆，去敲开一扇扇可能已经生锈的门。
他先是找到了当年主跑这条新闻的老记者。老记者已经退休了，在沙田的公屋里养着几笼画眉鸟。提起这事，他嘬着牙花子，吐出一口烟圈。
“那个阿妈，覃美金，是个活宝。一辈子都在钱眼里打滚。我跟你说个旧闻，梅艳芳还没出名的时候，四五岁吧，她就搞了个什么‘锦霞歌舞团’，让阿梅跟她姐姐梅爱芳，天天去荔园、歌厅里卖唱赚钱。那是什么地方？龙蛇混杂。两个小女孩，一天要唱十几场，唱到嗓子都哑了。你说，这是个什么样的妈？”
老记者摇了摇头，“所以后来，阿梅对她，又爱又怕，又想孝顺，又不敢真把钱都给她。复杂得很。”
陈默又辗转联系上一个曾经给梅艳芳做了十年造型的发型师。发型师如今在旺角开了一家小小的发廊，生意冷清。他一边给陈默倒茶，一边回忆。
“阿梅那个人啊，对朋友没得说，义薄云天。对家里人，更是。她那个大佬（哥哥），梅启明，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八十年代，阿梅刚红，就拿钱给他去美国做生意。结果呢？不到一年，赔个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都是阿梅拿钱去填。九十年代，又说要在香港搞什么狗屁贸易公司，阿梅又给了他一百万。结果呢？钱又没了。就像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
“还有她妈妈，”发型师压低了声音，“爱赌。不是小赌，是大赌。今天去澳门，明天上邮轮。输了钱，就打电话给阿梅。阿梅还能怎么办？只能给。所以啊，外面的人都说阿梅不孝，我们这些在她身边的人，听了都笑。他们是不知道，阿梅这辈子，就是被这个家给拖垮的。”
一条条线索，像一根根散乱的头发，被陈默慢慢梳理起来。
他发现，所有真正认识梅艳芳的人，都说她孝顺得令人心疼。但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她家人的另一面：贪婪，挥霍，永不知足。
陈默觉得，他离那个被隐藏的真相，越来越近了。
但他还需要一个最关键的人。一个真正走进过梅艳芳内心，知道她最后想法的人。
经过一个朋友的朋友介绍，他终于约到了林德光。
林德光，梅艳芳生前的财务顾问，也是她为数不多的，可以聊心事的朋友。一个在梅艳芳去世后，就彻底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的人。
见面的地点，是上环一家很不起眼的老式茶楼。窗外是叮叮当当的电车，窗内是袅袅的普洱茶香。
林德光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头发花白，但眼神很锐利，像鹰。他穿着一件很普通的夹克，但手腕上的表，陈默认得，是百达翡丽。
陈默坐下后，很直接地说明了来意。
林德光沉默了很久，只是慢条斯理地用开水烫着茶杯，一个一个，动作一丝不苟。
“二十年了。”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外面的人，把她骂了二十年。说她不孝，说她冷血，说她六亲不认。”
他抬起头，那双锐利的眼睛看着陈默。
“其实，他们都搞错了。大错特错。他们只看到了那份摆在台面上的遗嘱，一份冷冰冰的，给律师和法官看的法律文件。”
陈默屏住了呼吸，他知道，戏肉来了。
“他们不知道，”林德光把一杯烫好的茶推到陈默面前，茶水澄黄，“阿梅真正想说的话，她真正的遗嘱，藏在另一个地方。”
陈默的心跳开始加速。
“什么地方？”
“阿梅在最后那段时间，除了在律师的见证下立了这份‘铁面无情’的遗嘱，还单独留了一样东西给我。”林德光说，“她流着眼泪交代我，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拿出来。”
“什么是万不得已？”陈默追问。
“她说，如果有一天，她妈妈真的因为钱走投无路了，山穷水尽了，或者，这个世界都认定她是个不孝女，而且永远不会改变看法的时候，就把它公开。”
林德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二十年的重量。
“我想，现在是时候了。”
几天后，陈默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林德光位于半山的家里。
那是一栋很安静的公寓，可以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港的夜景。
林德光把他带进了书房。房间里没有奢华的装饰，只有一排排顶到天花板的书架，空气里有一股旧书和樟木混合的味道。
他走到墙角一个不起眼的老式保险柜前，转动密码盘，发出一连串细微的咔哒声，然后用钥匙打开了沉重的柜门。
柜子不大，里面只放着几份文件，和一个用火漆封口的牛皮纸信封。
信封已经微微泛黄，边缘有些磨损，带着岁月的痕迹。
林德光戴上一副白手套，极其小心翼翼地把它取出来，轻轻放在书桌上。
那动作，像是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又像是在触碰一个一碰就碎的梦。
“这就是阿梅留下的，她的‘第二份遗嘱’。”林德光的声音很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它没有法律效力。但是里面，是她想对她妈妈说的所有心里话。”
陈默的手心，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他能感觉到，这个薄薄的信封里，装着一个被误解了二十年的灵魂的全部重量。
“阿梅说，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她妈妈。但她也知道，用普通的方式，她保护不了她。”林德光看着那个信封，眼神像是穿透了二十年的时光，看到了那个躺在病床上，依然在为家人运筹帷幄的虚弱女子。
“现在，你来看吧。”他把信封推到陈默面前，“你是除了我之外，第一个看到的。”
陈默伸出手，指尖碰触到那个信封，感觉有些冰凉，又有些灼人。
林德光找来一把精致的拆信刀，刀锋薄如蝉翼。他屏住呼吸，极其缓慢地，划开了那个已经变得干硬的暗红色火漆封印。
封口裂开的瞬间，发出一声极其轻微的，像叹息一样的脆响。
他从里面抽出一叠折叠好的信纸。
他小心翼翼地拆开火漆，抽出里面的信纸。
信纸上是梅艳芳那为人熟知的、略带锋芒的字迹，但此刻却因主人病中的虚弱而显得有些颤抖。作家凑近去看，信的开头第一行字，赫然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