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刘峰，是个修家电的。
我老婆赵舒雅是纺织厂的女工，我们有个儿子，日子过得跟街坊邻居没什么两样。
我以为这种踏实安稳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直到那天，一辆黑色的奥迪车毫无征兆地停在我家那栋破旧的筒子楼下。
从车上下来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人，他一开口，我才知道，我那个沉默寡言、每天只知道看报纸养花的岳父，我那个牺牲在老山、临死前把妹妹托付给我的班长，还有我那个我以为自己知根知底的老婆，每一个人，都藏着天大的秘密...
1989年的老山，空气里总飘着一股味儿。
不是火药味，也不是血腥味，那两种味道闻多了，鼻子就麻了。
我说的是一股烂叶子混着湿泥土，再加上汗水发酵后的酸馊味。那味道像一层油腻的膜，糊在你脸上，钻进你鼻孔，甩都甩不掉。
我叫刘峰，那年十九，是个新兵蛋子，刚从北方农村扔到这片要命的丛林里。
天天下雨，猫耳洞里潮得能拧出水，裤衩子从来就没干过。
我最怕的不是对面的冷枪，是站夜岗。
林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各种不知名的虫子在你耳边开演唱会，风一吹，树影像鬼爪子一样乱晃。
我端着枪，手心里全是汗，总觉得下一秒就会从草丛里蹿出个什么东西来。
“怂个啥？”
一个声音从背后响起，我吓得一哆嗦，差点把枪扔了。
是班长赵卫国。他走路没声，跟狸猫似的。
他拍拍我的肩膀，递过来半根烟，“抽一口，提提神。”
烟是劣质的“大前门”，呛得我直咳嗽。
赵卫国自己点上一根，蹲在我旁边，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远处的黑暗。
他比我大五六岁，是个老兵了，脸上有一道浅浅的疤，从眉骨划到颧骨，但不显得凶，反而让他看起来有种说不出的沉稳。
他说：“刘峰，你记着，在这儿，耳朵比眼睛好使。什么声音是风声，什么声音是人踩断树枝的声音，你得学会分。”
他就这么一句一句地教我。怎么根据弹道判断对面机枪的位置，怎么在炮击的时候找最安全的弹坑，怎么用一小撮盐巴治好脚上的烂疮。
有一次，我们小组去巡逻，我一脚下去，感觉脚底下“咔”地一声轻响，浑身的血都凉了。我低头一看，鞋底下隐约是个绿色的铁疙瘩。
是松发雷。脚一抬，就炸。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腿肚子抖得像筛糠。
“别动！”赵卫国低吼一声，其他人立刻散开警戒。
他像只猫一样悄无声息地趴到我跟前，拨开我脚边的烂泥和腐叶，汗珠子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滴。
“别慌，听我说，”他的声音又低又稳，像船锚，“我数一二三，你把脚猛地往后抽，有多快就多快，明白不？”
我牙齿打着颤，说不出话，只能拼命点头。
他一只手按住那颗雷，另一只手从腰间摸出一把工兵匕首，小心翼翼地探下去。
“一……”
“二……”
时间在那一刻好像停了。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像擂鼓。
“三！抽！”
我使出吃奶的劲儿把脚往后一缩，整个人摔在泥地里。几乎是同时，赵卫国手里的匕首猛地插进一个缝隙，用力一别。
什么都没发生。
他长出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和泥，冲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瞧你那熊样，阎王爷今天不收你。”
从那天起，赵卫国在我心里就不只是班长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是我亲哥。
猫耳洞里最难熬的就是想家。
老兵们会翻来覆去地讲荤段子，讲以前在老家的风光事，讲城里的姑娘有多水灵。我没啥可讲的，我老家就是一片黄土地，连个姑娘的手都没摸过。
赵卫国也不怎么参与，他一有空就掏出他的钱包。
钱包是黑色的，皮子都磨得发亮了。里面有一张照片，被他用一层塑料纸仔细地包着。
照片上是个姑娘，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扎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穿着一件蓝色的确卡良布衫，眼睛大大的，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班长，这是嫂子？”有一次我凑过去问。
“去你的，这是我妹。”赵卫国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擦了擦，眼神是我从没见过的温柔。
“真俊。”我由衷地赞叹。
“那可不，”他一脸得意，“我爹妈走得早，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叫赵舒雅。在江城纺织厂上班，全家就指望她了。”
他把照片递给我看，“你看她这眼睛，跟我像不像？”
我仔细瞅了瞅，照片上的姑娘眼睛亮晶晶的，像山里的泉水，赵卫国的眼睛则更像鹰，锐利。
“像，都挺大。”我只能这么说。
他嘿嘿一笑，把照片收回去，像揣着个宝贝。
他说：“等打完仗回去了，我就用这笔安家费，给我妹置办一份最风光的嫁妆。她吃了太多苦了。”
他又说：“刘峰，你小子人实在，等回去了，哥给你介绍个对象。”
我憨憨地笑着，心里暖烘烘的。那时候我觉得，战争总会结束，我们都能活着回家，赵卫国会给他妹妹办嫁妆，我也会像他说的那样，讨个媳妇，过安生日子。
我从没想过，有的承诺，要用一辈子去还。
那天的任务是拔掉对面高地上的一个观察哨。
炮火准备过后，我们像一群狼一样摸了上去。战斗打得很惨烈，我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总算把红旗插上了阵地。
但撤退的时候，麻烦来了。
对面的报复性炮火像冰雹一样砸下来，我们被压在一个土坡后面，抬不起头。一发炮弹就在不远处炸开，气浪把我掀翻在地，耳朵里嗡嗡直响。
我感觉有人在拖我，一睁眼，是赵卫国。
他半边身子都是血，还在拼命把我和另外几个战友往一个更大的弹坑里拽。
“快！进掩体！”他冲我们吼。
我们刚滚进弹坑，又一轮炮火覆盖过来。赵卫国为了把最后一个战友推进来，自己慢了一步。
一块烧得通红的弹片，像切豆腐一样，插进了他的小腹。
世界安静了。
炮火声好像远去了。我只看到赵卫国缓缓地倒了下去，眼睛还睁得大大的，看着我们。
“班长！”
我们几个疯了一样扑过去，想给他包扎，可那血怎么都止不住，从他身下汩汩地往外冒，把黄色的泥土都染成了暗红色。
他想说话，一张嘴，涌出来的全是血沫子。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从怀里掏出那个黑色的钱包，里面有那张被他摩挲了无数次的照片，还有一张被血浸湿了一角的字条。
他把东西死死地塞进我手里。
他的手很冷，抓得我生疼。
“刘峰……兄弟……”他的声音像破风箱，断断续续，“哥……不行了……”
我哭得泣不成声，一个劲儿地摇头：“班长，你撑住！卫生员马上就来了！”
他笑了，血顺着嘴角往下流。
“答应我……一件事……”他喘着粗气，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爹妈走得早……就……就这一个妹妹……”
他指了指我手里的照片。
“赵舒雅……江城……纺织厂……你退伍了……替我去看看她……别……别让她被人欺负……”
我握着那张还带着他体温的照片，照片上的姑娘笑得那么灿烂。
我的眼泪掉在照片上，和他的血混在一起。
我哽咽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班长，你放心！只要我刘峰还有一口气，你妹妹……就是我妹妹！我照顾她一辈子！”
赵卫国听见了。
他浑浊的眼睛里，好像闪过一丝光。他抓着我的手，慢慢松开了。
他笑了笑，然后，头一歪，再也没了动静。
那一年，赵卫国二十五岁。
1990年，我退伍了。
我揣着一张三等功的奖状，两千多块的退伍费，还有一身治不好的伤。阴雨天，后腰的旧伤就针扎一样疼。
部队的领导找我谈话，说可以给我安排到县里的武装部，算是个铁饭碗。
我拒绝了。
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去江城，找赵舒雅。
我把奖状寄回了老家，给我爹娘写了封信，说要去南方闯荡，然后揣着赵卫国的遗物和那张写着地址的字条，登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火车“哐当哐当”地响了三天两夜。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混合着汗味、泡面味和脚臭味。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一片茫然。
战争结束了，可我觉得，我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江城是个大城市，到处是高楼和冒着黑烟的工厂。我按照字条上的地址，在一条叫“解放路”的巷子里来回转悠。
这里都是些老旧的苏式筒子楼，墙皮大片大片地脱落，露出里面的红砖。楼道里堆满了煤球和杂物，狭窄得只容一个人通过。
我问了好几个人，才在三号楼的四楼找到了赵家。
门是那种老式的木门，绿色的油漆斑驳陆离。我抬起手，又放下，心里说不出的紧张。
我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谁呀？”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有点沙哑。
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
一张苍白的脸出现在门后。
是她。
照片上的姑娘。
只是真人比照片上瘦了太多，眼窝深陷，那双原本亮晶晶的大眼睛，此刻像蒙了一层灰，黯淡无光。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
“你找谁？”她警惕地看着我。
我喉咙发干，张了张嘴，半天才挤出几个字：“我……我找赵舒雅。我是……我是赵卫国的战友。”
听到“赵卫国”三个字，她的身体明显一僵，抓着门框的手指节都白了。
她打开门，让我进去。
屋子不大，一室一厅。一股淡淡的中药味。家具都很旧了，一张八仙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黑白全家福。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看报纸，听到动静，他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
他的目光很平静，但又像能看穿你一样。
“爸，他……”赵舒雅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走到老人面前，立正，敬了个不怎么标准的军礼：“叔叔，我是赵卫国的兵，我叫刘峰。”
然后，我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那个黑色的钱包，和一封我让指导员代笔写的信，双手递了过去。
我不敢看赵舒雅。我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压抑的抽泣，然后是撕心裂肺的痛哭。
那个沉默的老人，赵启明，我的岳父，只是默默地接过东西，手指微微颤抖。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最后，他指了指旁边的小板凳，声音沙哑地说：“坐吧。”
我留在了江城。
我没地方去，也不知道该去哪。完成对班长的承诺，成了我活下去唯一的念头。
赵卫国的牺牲对这个家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赵舒雅请了长假，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说话，也不吃饭。赵叔叔，也就是赵启明，每天还是照常看报纸、下棋，只是背影更佝偻了。
我用退伍费在他们家附近租了个小阁楼，每天就过来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家里的水缸空了，我二话不说，拎着水桶就去楼下的水龙头接。屋顶漏雨，我爬上去，用捡来的油毡和沥青，笨手笨脚地补好。灯泡坏了，我踩着凳子给换上。
我话不多，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人，只会闷着头干活。
赵启明从不跟我多说话。我干活的时候，他就在一旁看着。我给他递烟，他会接过去抽，但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交流。
赵舒雅的情况越来越差。有一次，我听到邻居在楼下嚼舌根，说纺织厂里有几个小混混，看赵舒雅孤儿寡母的好欺负，总去骚扰她。
那天下午，我特意等在纺织厂门口。
果然，赵舒雅刚走出大门，三个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小青年就嬉皮笑脸地围了上去。
“小雅，跟哥几个去溜冰呗？”
“别给脸不要脸啊，你哥都死了，谁还护着你？”
赵舒雅脸色煞白，抱着胳膊想绕开他们，却被一把抓住。
我脑子“嗡”的一下，血全涌了上来。
赵卫国的话在我耳边响起：“别让她被人欺负。”
我大步走过去，一把抓住那个领头混混的手腕，往后一掰。
“嗷——”
杀猪般的嚎叫响彻街口。
我在部队里学的擒拿格斗，对付这种货色，就像老鹰抓小鸡。另外两个看傻了眼，挥着拳头冲上来。我一个侧踹，一个过肩摔，三个人转眼就全躺在地上哼哼唧唧。
我揪着领头那个的衣领，把他拽到我面前，眼睛盯着他：“我叫刘峰。以后再让我看见你们靠近她，我就打断你们的腿。我说到做到。”
我的眼神可能吓到他了。那是一种在战场上看过死人之后才有的眼神。
三个混混连滚带爬地跑了。
赵舒雅站在原地，愣愣地看着我，眼睛里第一次有了除了悲伤之外的东西。
我没看她，转身就走。
从那天起，再也没人敢去烦她。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赵舒雅开始走出房门，开始吃饭，开始跟我说一两句话。
“刘峰，谢谢你。”
“刘峰，上来喝口水吧。”
“刘峰，你后腰的伤，下雨天是不是又疼了？”
我修好了她家那台老掉牙的“红灯”牌收音机，她抱着收音机，听着里面传出的沙沙的戏曲声，第一次对我笑了。
那笑容很淡，但就像冬日里的太阳，一下子照进了我心里。
我发现，我每天最盼望的事，就是能看到她，跟她说上几句话。
我开始在附近打零工，修自行车，帮人扛煤气罐，挣来的钱不多，但我会买点肉和菜，送到她家去。
“叔，给你们改善改善伙食。”
赵启明还是那样，点点头，什么也不说。
但我知道，他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下着瓢泼大雨。我怕他们家屋顶又漏，就冒着雨爬上去检查。等我下来的时候，已经淋成了落汤鸡。
赵舒雅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还拿着一块干毛巾。
“快，快擦擦，喝了暖暖身子。”她眼圈有点红。
我接过姜汤，一口气喝完，一股暖流从胃里散到四肢百骸。
我们俩站在屋檐下，听着外面的雨声，谁也没说话。
气氛有点不一样。
我看着她被灯光映照的侧脸，心跳得厉害。我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瓮声瓮气地说：“舒雅，班长让我照顾你。我想……我想照顾你一辈子。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说完，脸就红到了脖子根。
赵舒雅没说话，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她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就是哭。
我以为她不愿意，心里一慌，手足无措：“你要是觉得我配不上你……我……”
她突然扑进我怀里，哭得更凶了。
“我愿意。”她在我怀里闷闷地说。
就在这时，屋门开了。赵启明站在门口，看着我们。
我吓得赶紧松开赵舒雅，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他看了我们很久，最后，叹了口气，对我说：“进来吧。”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跟我说了很长的话。他没问我家是哪的，家里有几口人，他只问了我在部队的事，问了赵卫国牺牲时的细节。
我一五一十地说了。
最后，他掐灭手里的烟头，说：“舒雅这孩子命苦。你是个好兵，也是个好人。以后，对她好点。”
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
没有鞭炮，没有车队，就在家里摆了两桌，请了几个关系好的街坊邻居。赵舒雅穿了件红色的新衣服，不是什么好料子，但在我眼里，比天仙还好看。
婚后，我用剩下的退伍费和这几年攒的钱，在巷子口盘下了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电器修理铺。
八九十年代，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都是稀罕物，坏了没人舍得扔，我的生意还不错。
赵舒雅也回纺织厂上班了。我们俩每天一起出门，一起回家。她做饭，我洗碗。日子过得平淡，但很安心。
赵启明还是老样子，不爱说话。我喊他“爸”，他也就“嗯”一声。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看报纸，在窗台上摆弄他那几盆花，或者去巷子口跟老头们下棋。
他就像我们家的一件旧家具，一直在那儿，不碍事，也不起眼。
有时候我修东西缺个零件，他会翻箱倒柜地帮我找。我跟邻居因为门口堆煤的事吵起来，他会拄着拐杖出去，跟对方平静地讲几句，对方就不再吭声了。
我总觉得他不像个普通的退休工人，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一年后，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叫刘念国，纪念赵卫国。
孩子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了很多欢笑。赵启明抱孙子的时候，脸上会露出难得的笑容。
我看着赵舒雅抱着孩子，一脸幸福的样子，再看看窗台边看报纸的岳父，心里觉得特别踏实。
我做到了。
我对得起班长的嘱托了。
我以为，我的生活就是这个修理铺，是赵舒雅，是儿子，是这个吵吵闹闹的筒子楼。我以为我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个家，了解了我的妻子和岳父。
我以为，这就是我人生的全部了。
直到1995年的那个下午。
那是个闷热的夏天。
我的修理铺里，电风扇呼呼地吹着热风。我正赤着上身，满头大汗地修一台“飞跃”牌的黑白电视机。
儿子在门口的凉席上玩着积木，赵舒雅在屋里准备晚饭，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巷子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一辆黑色的轿车，锃光瓦亮，缓缓地开了进来。在我们这个连“面的”都少见的巷子里，这辆车就像闯进鸡窝的鹰。
是辆奥迪100，挂着白色的牌照，上面有一串我不认识的字母和数字。
邻居们都从窗户里探出头，指指点点。
车子不偏不倚，正好停在我家楼下。
车门开了，下来一个穿着笔挺中山装的中年男人。他大概五十岁左右，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腰杆挺得笔直，眼神锐利。他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一下车就在打量我们这栋破楼。
我心里犯嘀咕，这是哪家的贵客？
那男人径直走到我的修理铺门口，看了看里面乱七八糟的零件，又看了看满身机油的我。
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顿了一下，然后礼貌地问：“同志，打扰一下，请问这里是赵启明老先生的家吗？”
声音洪亮，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劲儿。
我以为是岳父以前单位的老同事，赶紧放下手里的烙铁，擦了擦手上的油：“是，是，他是我岳父。你老快楼上请。”
我热情地把他往楼上引。
赵舒雅也听到了动静，从厨房里探出头，看到来人，她的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手里的锅铲都掉在了地上。
我没顾上问她怎么了，领着男人进了屋。
岳父赵启明正戴着老花镜，坐在他那把专属的藤椅上看报纸。
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
当他看到那个中山装男人的时候，他脸上的平静瞬间消失了。他的眼神变得像刀子一样锋利，慢慢地，放下了手里的报纸。
那个中山装男人看到我岳父，脸上的表情变得激动又恭敬。
他把公文包夹在腋下，双脚“啪”地一声并拢，身体站得笔直，对着眼前这个每天只知道养花看报、连自行车链条掉了都要我帮忙修的“退休老头”，敬了一个我只在部队最高级别的场合才见过的、无可挑剔的军礼。
他的声音洪亮，甚至带着一丝颤抖：
“首长！我是原军作训处处长王建军！我……我终于找到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