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洋务运动”，然而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自从16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就开始游弋于中国沿海，他们先进的火炮让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目瞪口呆。此后，“西学东渐”的风气就逐渐传开，而徐光启、孙元化成为了西学的代表性的人才。他们不仅仅关心西学，还更关心西方武器在战争中的使用，试图在中国建设近代化的军队，以抵御后金的南下。无奈，他们的努力，最终是“一场空”，经过大凌河之战、吴桥兵变、东江兵变等一系列的事件，明朝的火器人才凋零，火器工匠被大量流失，火器也大量落入后金之手，明朝再也无法挽救了。

一，徐光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徐光启是明朝末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是科学家，他结识了博学多才的传教士利玛窦，被洗礼为了天主教徒。通过利玛窦，徐光启接触到了欧洲先进的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天文等领域的知识，并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等书籍，并引入西方的农学写下了《农政全书》。可以说，徐光启就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辽东沦陷后，徐光启认识到明朝火器的落后，于是决心引进西方先进的火器技术来救国。他和李之藻等人自己出资到澳门购买葡萄牙的武器，聘请四名炮手。天启二年，徐光启委派的张涛、孙学诗再次来到澳门，并携带从英国沉船上打捞的24门大炮，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北京，让明朝皇帝正在意识到的大炮的重要性。此后，明朝将其中的十二门大炮运往宁远，帮助袁崇焕取得了宁远之战的胜利。

徐光启不仅仅要引进大炮，还要引进欧洲的火枪方阵——西班牙方阵。在欧洲三十年宗教战争中，西班牙方阵被实践证明是抵御骑兵最有效的方针，这种方阵由3000人组成，核心是密集的长矛方阵，四周是火枪手和剑盾兵。崇祯皇帝即位后，同意了徐光启的方案，从葡萄牙招募了32名雇佣军，后来，这支雇佣军也参与了收复永平等四城的军事行动。事后，徐光启建议扩大规模，招募一支460人组成的葡萄牙雇佣军，而每年的军费只需要5.3万两白银，徐光启还提出，如果扩大雇佣军的规模，“不过二年可以恢复全辽”。崇祯皇帝同意了此意见，很快，一支几百人组成的雇佣军开始从澳门出发，向北京挺进。

然而，他们到达南昌后，接到的命令是只留下少数人携带武器北上，其他人遣返。原因是卢兆龙等广东官员进行了强烈的反对，其借口是招募雇佣军可能导致中国被窥视，而且还攻击徐光启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洋教。实际上，卢兆龙等人担心葡萄牙人取得战功后要求在其他地方开通商口岸，如此则打破了广东澳门的贸易垄断地位。最终崇祯皇帝扛不住压力，解散了葡萄牙雇佣军。

至此，明朝引进西方火器技术的一次尝试遭到了挫折。

二、孙元化开启明朝版的“洋务运动”

不过，登莱巡抚孙元化却自行在山东开始组建新部队。

孙元化（1581年—1632年），苏州府嘉定人，今属上海市。1612年中举，但他留心西学，最终放弃了科举，其恩师就是徐光启。1622年，孙元化向朝廷献《备京》、《防边》两策，开始受到朝廷注意。当年二月，吏科给事中侯震旸奏称 ：“现有举人孙元化，急宜留用，炤法建制一台。”经兵部同意，孙元化以举人身份充任辽东经略赞画，负责前线筑台事务。赞画只是一个军事参谋性质的临时小吏。

孙元化认为“周览形势，谓根本先图，固在山海 ；恢复大局，宜据宁前。乃陈扼要固守、随地进据之策”，可见他的想法和孙承宗、袁崇焕大体一致。孙承宗巡视辽西时，他和袁崇焕都反对王在晋退守山海关之策。孙元化十分重视火器的作用，曾仿照西洋火药，“如法炮制，以资防御”。

宁锦之战后，魏忠贤排挤袁崇焕，袁崇焕被迫辞职，孙元化因为拒绝和阉党交往，也被迫辞职还乡。崇祯即位后，铲除阉党，袁崇焕得到了重用，孙元化再获起用。1629年，在袁崇焕的推荐下，孙元化升任宁前兵备道，“所辖宁、前二卫城堡、驿所共三十二处，兼管屯田、马政”，是袁崇焕的得力助手。在任期间，他重用了从后金来投的将领刘兴祚。己巳之变发生后，袁崇焕带领关宁军主力入关勤王，孙元化镇守关宁后方，“三次发援，恢复数城，斩馘无算，且独守八城、二十四堡，四百里之边，凡七阅月”，有效守卫关宁防线的安全。

1630年，皮岛“东江之乱”爆发，东江的各大派系相互倾轧。朝廷为保证渤海安全，平定叛乱，于是设登莱巡抚。在兵部尚书梁廷栋的建议下，朝廷破格任命了孙元化为登莱巡抚。

孙元化在登莱进行的最有意义的活动就是组建火器营。孙元化在登州招揽西学人才。通过自己和徐光启在基督教当面的关系网络，孙元化会快就在登州招揽了大批的西学人才，比如例如王徵，著有《远西奇器图说》，任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张涛著有《西洋火攻图说》，任中军副将，登莱副总兵。“中国士大夫之信西学者，亦多投孙元化。”当时，徐光启招募的雇佣军被遣散，孙元化赶紧上书辩论，并请求调西洋兵来登州。最终，有25名葡萄牙炮手、工匠来到登州。一时间，登州成为了中国的西学重地，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阻碍，明朝版的“洋务运动”就可在山东开战起来了。

经过几年的努力，孙元化已经组建了亚洲最精良的火器部队，拥有佛郎机炮二十余门，西洋铳三百二十门，鸟枪一千支，而且也有一批掌握西洋火炮技术的枪炮手。孙元化还组建了火器营，每营车辆则以一百二十辆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六十辆双轮车构成、其中火器则有西洋大炮十六门、中炮八十门、鹰铳一百支、鸟铳一千二百支。如果孙元化的“洋务运动”能够持续下去，那明末的局势可能大有改观。

三，东江之变和善后事宜

东江镇是毛文龙的势力范围。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后，通过给东江士兵增加军饷的方式安抚了东江士兵，并将东江分为四协，分别由陈继盛、毛承禄、徐敷奏、刘兴祚四人统领。早在毛文龙时期，东江内部就分为几个派系，主要有毛承禄为代表的亲属派，以陈继盛为代表的官僚派，以刘兴祚为代表的“夷人”派（从后金而来），这些派系一直相互倾轧，水火不容。袁崇焕分东江为四协，也有利于缓和东江内部的矛盾，孟森在《明史讲义》中说“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可有为。”

袁崇焕被捕后，孙承宗接任辽东事务。孙承宗和刘兴祚关系比较密切，因而重用刘兴祚，使之为东江副将掌管皮岛军务，并在军饷、粮食方面也更多倾向刘兴祚，这就引起了其他派系的不满。不久，刘兴祚入关勤王在永平被后金军杀死，陈继盛不仅没有申请抚恤，还奏报朝廷称其属下有不臣之心，点燃了岛内的斗争。刘兴祚的弟弟刘兴治将陈继盛骗至皮岛，抓捕而斩杀，并处死其亲信上百人，东江之乱自此爆发。

孙承宗得知后，采取安抚之策，于是授刘兴治“东江前协副将”一职务并补发饷银。朝廷没有追究此事，反而对作乱之人进行封赏，这就加剧了东江的混乱。不久，毛文龙的亲信世魁、张焘等也发动兵变，刘兴治家族被斩尽杀绝。

孙元化成为登莱巡抚后，就立即开始整顿东江事务。他上书建议海防同知贾名杰兼理东江饷司事，登州海道冯任监管东江军事务，张可大为登莱总兵。张可大是有名的“良将”“良吏”，他上任后,“尽心海防，亲历巡视”，有效维护了山东半岛的稳定。此外，孙元化还请朝廷派遣黄龙到东镇镇守，不久尚书梁廷栋推荐黄龙为总兵莅临东江，并谋求恢复辽南四卫。黄龙也是辽人，早期是关宁军的一员，曾在收复滦州的战役中立下一等功，成为副总兵。孙元化以黄龙空降皮岛，试图直接掌控东江局势。

东江之乱发誓后，许多下层的将领、士兵决定南下投靠孙元化，另谋出路。孙元化在用人方面和袁崇焕一致，采取“以辽人守辽”的基本方针，他一直主张“辽人可用，用以为将，多收辽人以补伍”。他招募了许多辽东流民，加以训练，养成精锐。其中，孔有德、耿仲明就是在这个时期南下投靠了孙元化。重用辽人让孙元化很快拥有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但也让孙元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后金见东江大乱，趁机派遣军队进攻皮岛。孙元化即命东江总兵黄龙指挥，副总兵张焘带领西洋大炮在皮岛和后金交战，双方激战十多天，战况十分激烈。在交战中，有十三名葡萄牙人利用西洋大炮不断攻击后金军，击杀敌军六七百人，大贝勒代善第五子中弹身亡，后金军被迫撤回。此战，史称“麻线馆之战”，辽东巡抚丘禾嘉称之为“海外以来第一大捷”。

旅顺炮台

麻线馆之战证明了孙元化的思路是正确的，如果这支部队的规模可以扩大，那将成为明朝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1631年十月，东江的一部将李梅（耿仲明党羽）暗中联络后金被发现，被黄龙抓捕。耿仲明的弟弟耿仲裕以索要军饷为名抓捕了黄龙，打断了黄龙的腿，割去了黄龙耳鼻，扬言杀黄龙，好在诸位将领求情才放过了黄龙。不久，黄龙得到了东江将领尚可喜的支持捕杀了耿仲裕，成功平定了叛乱。

四、吴桥兵变和登莱之战

然而，意外总是来得不是时候。大凌河之战时，孙元化就派遣麾下的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孔有德、耿仲明等都是毛文龙的部下，毛文龙被杀后投靠孙元化。孔有德的军队从海上出发，结果在辽河口遭到飓风，被迫退回。随后，孔有德的部队就走陆路去支援。然而，山东人对毛文龙部下的士兵没有好感，可能是毛文龙两次带领军队在山东登陆，有传闻毛文龙要攻取山东自立。所以，孔有德的军队北上时，沿途商人罢市，士兵买不到吃的。

孔有德的士兵到达吴桥县时，大雨风雪，给养不足，士兵饥寒交迫。这时，有一个士兵偷了山东大族王象春之家仆一鸡，该士兵就被“穿箭游营”。士兵忍无可忍，杀家仆以泄恨，事后象春之子要求查明真相，依依不饶，最终点燃了士兵的怒火，士兵们焚烧了王家庄园。恰好此时，另一位投靠孙元化的东江将领李九成也到达了这里。李九成原本是帮孙元化买马的，但他非但没有买到马，还用光了钱。他担心因此获罪，于是煽动孔有德叛变。两人一拍即合，兵变发动，史称“吴桥兵变”。

随后，孔有德接连攻下陵县、临邑、商河、齐东、新城等城。明廷内部有人主张招抚，有人主张围剿，孙元化力主招抚，下令军队不得截杀叛军，导致叛乱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孙元化原本派遣耿仲明去招抚，可当时登州士绅拒绝辽人入城，甚至还说要戮城中辽兵。耿仲明看在眼里，心怀不满，于是和孔有德里应外合，攻陷了登州，并杀黄龙的家人泄愤。

登州一战，西劳及数十位葡萄牙炮手战死，陆诺汉则带剩余葡萄牙人逃回澳门，孙元化被俘，总兵张可大自缢而亡，大量先进的火器、工匠也被孔有德俘获。《平叛记》所记：“时有旧兵六千，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红衣大炮二十余座，西洋炮三百余座，其余火器数不胜数。”孔有德胁迫孙元化称王自立，孙元化拒绝，孔有德念在收留之情上，将孔有德放出了城。

在孔有德、耿仲明的招揽下，许多皮岛的将领都加入了叛乱之中。例如高成友者据旅顺，阻断了关宁和天津方面的援军，黄龙赶紧派遣尚可喜、金声桓等安抚军民，诛杀叛贼，焚毁舟船，如此来稳定了东江的局势，保证了援军海陆的畅通。黄立还带领水师将孔有德、耿仲明的叛军拦截，使之无法出海。孔有德军逐渐成困兽之斗。

1632年冬，孔有德欲弃登州走入海，黄龙派遣副将龚正祥率舟师4000在庙岛拦截，无奈遭遇台风，龚正祥被俘，谋为内应，事露被杀。1633年二月，孔有德被新上任的登莱巡抚朱大典所击败，航海遁去。黄龙汇集水师在旅顺海面截杀，斩杀1000多人，生擒毛承禄、苏有功、陈光福及其党高志祥等十六人，孔有德带领残部逃到长山列岛。

孔有德、耿仲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投靠后金。1633年四月，孔有德和耿仲明等渡海到沈阳投诚，皇太极亲率诸将出城十里迎接，并给予女真人最隆重的“抱见礼”，授予高官厚禄，以孔有德为都元帅，以耿仲明为总兵。七月，皇太极带领孔有德、耿仲明攻陷了旅顺，黄龙兵败自杀。黄龙是明末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之一，他的爱国精神得到了明清双方的认可，明朝事后“赠龙左都督，赐祭葬，予世荫”，清朝后来在旅顺建显忠祠纪念，赐特诏予谥黄公“忠烈”。

黄龙墓

黄龙战死，沈世魁接任东江总兵，他借机报复尚可喜。1633年十月，沈世魁骗尚可喜至皮岛，意图诬罪谋害。尚可喜见状，也直接选择投靠后金。1634年，尚可喜带领上万军民来到沈阳投诚，皇太极在沈阳出城十里迎接尚可喜，给与了和孔有德、耿仲明同样的地位。

五，明亡清兴的加速

吴桥兵变和东江兵变，直接加速了明亡清兴的速度。在军队方面，后金新增了三万人口，其中包括几千的精锐东江军队。加上大凌河之战中投降的关宁军，后金军增加的汉军数量十分可观。在此基础上，皇太极开始逐渐汉军八旗。汉军八旗有八大姓，而祖、尚、耿位列其中。汉军八旗跟随清朝南征北战，在东征朝鲜、西征蒙古和入关攻城略地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武器方面，大凌河之战以及两次兵变让后金的火器部队正式建立起来。大凌河之战，后金俘获各种大炮3500门，而孔有德投诚则带来了大量的火器工匠和人才，如火器副将吴进盛、火器营参将潘学、管红夷大炮参将卢之能、程 緼 和火药局参将贾志强等。而明朝几十年的火器引进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此后，后金在火器技术、火器质量、火器规模等方面都超过了明朝，明朝对清朝作战已经没有任何的优势了。

从皇太极对范文程、祖大寿、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重视，以及对汉人工匠的优待可以看出，后金非常重视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女真民族从山林中走出，尚武精神有足，但武器落后，文治水平差。皇太极大规模提拔汉人，招降汉将，招揽汉人工匠，最终才改变了后金人才匮乏的局面。而明朝坐拥天下，人才不计其数，但崇祯皇帝多疑，杀人朝廷高级官员和将领200多人，包括袁崇焕这样的名将，堪称“自毁长城”。吴桥兵变后，明朝火器第一专家孙元化被处死，同时被杀的还有张涛，而王徵被罢官流放，“东陲之西学堡垒于焉解体矣”。

崇祯皇帝要杀孙元化，十年七十岁的徐光启心力交瘁，多次上书朝廷挽救孙元化，想为明朝保住一点元气和希望。但是崇祯皇帝根本不听，下旨处死了孙元化。徐光启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气得一病不起，次年病逝。崇祯皇帝亲手埋葬了明朝的火器人才，亲手毁了明朝的“洋务运动”。

东江之乱，直接导致了东江防线的崩溃。先是皇太极带领大军攻陷了旅顺，这个盘踞在辽东半岛的明朝唯一据点就此沦陷。后是1636年皇太极第二次东征朝鲜，在回师后下令岳托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舁红衣炮十六位，并朝鲜战船五十艘，往取明皮岛。”经过一天的激战，明朝军队损失上万人，沈世魁的从子沈志祥收集溃兵退保石城岛，自称总兵，但最终也是穷途末路，在1638年投降。至此，明朝经营了十五年的东江镇彻底沦陷，后金后方已经完全安全，在无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