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老同学谭世瑛，不满儿子被枪决进京找主席告状，结局如何？

一九五五年六月初，北京站的站牌还挂着“京奉线”的旧称号，一位拄着竹杖的老人随人潮挤出车厢。他叫谭世瑛，六十岁出头，目光混浊，却透着倔劲儿。此行，他只带了两件行李：一包医药费，一封存折里取出的火车票报销单。

谭世瑛在车站广场犹豫了几分钟，才攥紧衣袋里那张早已读烂的纸条——“丰泽园东门，报姓名，有人来接”。纸条字迹遒劲，是毛泽东亲笔。老人心知肚明，靠这张纸条，自己可以跨进共和国权力中枢。但他更明白，如果事情办砸，纸条就会瞬间失效，谁也不会替他兜底。

思绪被暖风一吹，飘回到一九一零年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当年校门口挂着“本校恕不招收外乡生”八个黑漆大字。站在门前的少年毛泽东正低头擦汗，他的表哥文运昌左右张望；就在两人要掉头时，一位国文教员出现，笑着说“先去考了再说”。这人便是谭咏春——谭世瑛的父亲。那场考试里，毛泽东一篇《言志》石破天惊，终因“湘潭籍”差点被刷，还是谭咏春据理力争、连夜开会，才让少年毛顺利入学。那年秋后，东山学堂多了个瘦高个儿学生，多了篇篇挂在揭示栏的康梁体文章，也多了一段朴实而牢固的师生情。

仲冬夜里，谭家书房油灯摇晃，谭咏春对儿子说：“润之气魄不凡，你得与他同宿，多学他的吃苦劲。”于是，谭世瑛搬进学生宿舍，和毛泽东同铺而眠。两人隔着枕头聊时局、论新学，甚至为一首《咏蛙》拍案击掌，那时的理想滚烫得烤得人脸热。

旋即辛亥风雷起，毛泽东赴长沙，谭世瑛留在家乡。父亲过世后，他接过粉笔，也当过县府小吏。乱世漂泊，谁都想找块稳当饭碗。抗战末年，谭应招去做了国民党文书。那一任只干了几个月，却在胜败既定后，成了他一辈子的沉重包袱。

一九四九年十月，天安门城楼上那个熟悉的身影响彻四方。家里人围在收音机旁欣喜若狂，唯独谭世瑛心里不安：新天下对旧差役怎样处置？忐忑数月，他写下热烈的祝贺信，连同几阙自作的新诗一并寄往北平。出乎意料，毛泽东很快回函，并用了“尊况如何，甚念”几个字。信短，却足够谭世瑛守着炕桌读上十遍。

靠这封回信，他在乡邻面前扬眉吐气，可紧接着的生活却直线下坠。大儿子谭可夫、三儿子谭斗生，解放初因在旧军队里干过“上尉营长”“排长”，数罪并罚被枪决；他本人则因“闹衙门、掩护反革命”被处一年管制。解禁后，他想加入农会分口粮，却被以“政治可疑”挡在门外。家里耕牛早卖光，连稻种都靠借。祸不单行，他又患了白内障，连挑粪都看不清沟坎。

一九五五年春，谭世瑛先到武汉，想见堂弟谭政。没赶上。旅店伙计劝他再等等，他摆摆手：“去北京，找我那位同学。”对方一愣：“毛主席？”“对，就是他。”说罢，拄杖上路。

初到丰泽园，客厅一壶碧螺春茶温着。毛泽东健步进门，见到昔日同窗，朗声道：“世瑛，你头发白了！”谭世瑛扑通跪下，声音发颤：“润之，我两个娃子……都没了。”毛泽东亲手搀起他，只说：“先把身子养好，再慢慢谈。”

几天后，谭老汉住进北京同仁医院。与此同时，湘乡县委、石洞乡支部和区党委陆续收到中南海传真电：请迅速查明谭世瑛及其家属情况，如实来报。县委书记连夜调档翻卷，三日后写成数千字专报，详细列出谭可夫、谭斗生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间串连匪特、偷运枪支、殴打农会干部等事实，并附判决书副本。落款时间：一九五五年六月六日。

回信抵京的同日夜，毛泽东在灯下展读材料。批示只两句：“事实清楚，处理有据。即将文件及我信转世瑛。”第二天，他让机要秘书敲下亲笔信：指出谭世瑛本人无大罪，管制已满；儿子则因累犯重罪，依法处决。信末写道：“务当安心生产，遵法自勉。此信可示乡里。”

谭世瑛出院后，拎着药包来辞行。毛泽东塞给他一百元，嘱咐：“回去吧，好好过日子。”老人接过现大洋半晌无语，只低声说：“我明白了，多谢。”

数日后，石鼓江码头渡船上，晨雾未散，谭世瑛倚着栏杆，手抚上衣口袋，那里是主席的信。江风猎猎，他咳了几声，却挺直腰板，大步上岸。在家乡，乡亲们看见他，仍旧喊他“谭老倌”。不同的是，这回村里干事主动送来农会表格，还留他喝了碗热米粥。生活依旧清苦，却不再有“管制”二字压顶。有人打听北京之行结果，他只是摆手：“是非分明，回家种田吧。”

往后几年，这位老人偶尔仍提笔写诗，寄去中南海。毛泽东回信不多，语气平平，却总在信封里夹上一点稿费。故人情分，到此为止，无越雷池半步。对谭世瑛而言，那张用过的纸条和几封墨迹犹新的信，像是两条交错的轨迹：一条指向曾经热血的少年书桌，一条落在炊烟缭绕的乡路尽头。历史不是童话，公义常常冰冷，但也正因这份冷静，才显得格外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