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0岁女性，一场拼死的逃亡

作者 | 赵佳佳

实习生｜钟诗艺 胡秀青

编辑 | 马拉拉

摄影 | 郭嘉亮

在2020年成为新闻当事人的时候，江西男人李平42岁，他的妻子燕子25岁。两人共计生育了4个小孩，三女一男。大女儿出生于2011年，那年燕子16岁，最小的孩子出生于2018年，是个男孩。儿子刚开始学会走路不久，燕子跑了。

为了寻找燕子，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李平，在网上公开了全家的信息，渴望网友们施以援手，却因此酿成了一场巨大的舆论风波。寻妻的丈夫，和逃跑的妻子，同时成为了被审判的对象。丈夫被指责为“强奸犯”，妻子则被钉上道德的耻辱柱，成为抛夫弃子的“坏女人”。

2020年，我第一次见到李平，已经是燕子离家9个月后。李平抱着年幼的孩子，坐在未经装修的扶贫自建房中流泪，坚称双方是自由恋爱。燕子的父母从杭州赶来，说十里八村的邻居都知道他是一位好女婿。

但燕子的离开是一团谜。没人知道她究竟为什么离开、她经历了什么、她想要去往何处。

5年时间里，我持续关注这个家庭的发展，在断断续续传来的消息中，我得知燕子进过传销，还回过家，然后又跑了。一位负责婚姻家事案件的律师告诉我，类似燕子这样从婚姻中逃跑的农村女性是很多的，但是很少有机会能让外界看见她们的存在，因为逃跑之后她们倾向于躲起来。

直到2024年9月，我第一次找到机会和燕子建立了联系。她的微信名叫“重生”。在我们的第一通电话中，她对我说，从15岁到23岁，共计11条生命从她腹中经过。

2025年3月，燕子实现了她的心愿，和李平成功离婚。然而伤痕无法复原。裂痕不仅撕裂了夫妻双方，也波及4个未成年的孩子，和双方的父母。

这是一位底层女性失序的社会化之路。她想要健康独立地成长，但在贫穷与性别不平等结构的挤压下，她的命运一次又一次脱离轨道。她的母亲与女儿，跟她的处境类似。她们的悲剧基于悲剧，创伤再造创伤，正在代际相传。

燕子（右）与母亲（左）/南风窗记者郭嘉亮摄

01天杀2020

2020年1月4日，李平发现燕子不见了。

为了寻找燕子，李平去查看了乡道摄像头的监控，发现在当天的12点55分，燕子独自乘坐一辆大巴车离开。经过村子的大巴会开向上饶城区，但画面太模糊了，李平看不清楚车牌号。

帮他调取监控的男人说，“生了四个小孩了还走，这女的心太狠了。”五年以后回想起这一切，李平会说，这是天杀，“我们江西的人，说女孩子抛弃自己的亲骨肉，叫天杀”。

那是李平的婚姻开始断裂的一刻，直到他的婚姻彻底宣告终结，燕子都不曾向他解释为何要走，在他的生活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心结。

他报了警，但派出所没有受理，因为燕子是自行离开的。当晚，李平家亲朋好友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到燕子手机里，被挨个拒接并拉黑。

除了手机、身份证和结婚证之外，燕子什么也没带走。正值严冬，她的两手空空，连一件多余的衣服都没有拿。李平检查了放在家里的现金和存折，无一遗失，存折里有两万五千元的定期存款，燕子是知道取款密码的。

金戒指也还在抽屉里。那是他买给她的，一枚空心的、克重很轻的、缠绕着红线的金戒指。儿子出生那年，他在永康学做刀模，月薪只有3500元，家里为了建房子还欠了债。但他想到燕子给他生了这么多小孩，为他长了脸，他还是给她买下了这枚戒指。他记得燕子曾埋怨他买得小，他说等赚了钱还完债，“你可以再去挑大一点的”。

农历新年很快到了，燕子杳无音信。腊月三十要请祖宗，一切事务都由李平八十多岁的母亲在操持，他的儿子刚学会走路。李平躺在床上不停地哭，小孩蹒跚到他跟前，用衣服给他擦眼泪。

事情是从哪里开始变得不对劲的？他反复地想这个问题。

2018年暑假期间，燕子曾带着大女儿，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前往兰溪市的袜子厂打工。是由李平的姐夫带着她去的，此前她出去打工都跟李平一起，李平认为，“单独一个人她不敢去”。那次李平要留在家里建新房子，为了方便燕子和他联系，他给她买了第一部智能手机。

燕子出去了四五十天，赚回一万二千元。李平认为，“从那儿回来心就开始变了。”

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夫妻二人都没有再出门打工，李平让燕子在家待着，他自己则在家附近一个镇上的厂里做裁剪。待在家里，燕子百无聊赖。她开始用那部智能手机看电视，用微信聊天，用拼多多购物。在一切事情发生根本性变化的2019年，李平又教会了燕子玩抖音。

燕子开始频繁地网购，买衣服、皮鞋、化妆品，一个又一个快递袋子领回家。有些衣服买来不穿，吊牌也不剪，说是尺码小了，就那样扔在衣柜里。她买不同类型的减肥药，想把生完小孩后发胖的肚皮减下去。一开始买的口服药，过段时间又换成贴剂。李平记得那药很厉害，像糖一样，包起来贴在肚子上，没出十天半月肚子就好看了。李平记得燕子说，老公看一下，现在苗条了吧？

2019年10月1日，燕子离开的三个多月前，那天，夫妻二人去参加燕子的妹妹娟的婚礼。娟是被父母送养出去的女儿，姐妹多年没有见过面。酒席办在兰溪市中心的一家酒店里，席间娟除了来敬酒之外，没有和燕子说上任何一句话。

李平记得，从婚礼回来以后，燕子一直很生气，说想去拍结婚照。“那时候她说，我这辈子嫁给你就这样子啊？”他没有答应。

他们没有办过婚礼。结婚多年后再拍结婚照，李平觉得没有必要，只当那是一句玩笑话，即便燕子提起过很多次。事实上，他怕的是丢脸，小孩生下来了再拍结婚照，人家要笑的。

她渐渐开始花更多时间化妆，从前她并不这样。李平说，燕子早上6点起床化妆，要在卫生间里面起码站上半小时。“我说你在这搞，化什么妆。她说，‘我化好看点，让你们喜欢我。’我说，我一贯来都喜欢你。”

这年11月底，燕子离家倒计时35天。她发布了一条抖音动态，是一张她的自拍。配文写道，“弄个发型让自己好过一点”，但没说明是什么正让她“不好过”。

燕子离家后，独自拍摄的艺术照/南风窗记者赵佳佳摄

进入12月，发生了两件事情，让李平觉得越来越不对劲。

头一件，是他下班回家路上摔车，鞋子裤子都摔破了洞，一身都是血。原本八点钟就能到家，一直耽搁到十点过才抵达，燕子从头到尾没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到家后，燕子只是来看了一下，说了句，“哼，你不小心”，就这样走了。第二件，他说自己上火，发现大便的时候是红红的，就叫燕子来看，他说，“老婆啊，我拉血了诶”。燕子只瞅了一眼就跑掉了。

李平坚定了他的判断。他说她肯定是变心了，肯定是有不知道哪里找的男人在戏弄她。

他开始特别留心她的手机。他想拿来看，发现从前能打开的手机，加设了密码。燕子扑过来抢，大声地抗议，他只能归还。从此慢慢地听，仔细地观察，在心中构想妻子变心的“真相”。

燕子将要走的那几天，李平终于逼她说出来，她在和一个从抖音上认识的、来自横峰的男网友聊天。横峰在上饶以西，距离他家60公里远。

燕子问他，“我交个朋友不可以吗？”她说这是自己“私人的空间”，交下这个朋友是因为想要和他学做厨师。李平说，“现在社会很乱，网友很多都是诈骗，你不好去交朋友的。”他把男网友定义为“陌生人”“野男人”和“骗子”，要求燕子删除对方的联系方式。

“你作为一位女人这样子有什么意思？活在世上，有夫之妇，再生这么4个小孩，我说你没有必要再继续跟一个男人聊。你这样的话，我要趴到墙上去撞几下的。我骂了她，她就伤心了，后来我又去给她擦眼泪。我向她道歉，我说不是老公骂你，打个比方，我去谈一个女的，让你发现，你会不会吃醋？”

说完这些的第二天晚上，李平发现，燕子和男网友恢复了聊天。

夜里10点左右，燕子躺在床上，正在发消息，孩子们都靠着她睡着了。李平关掉Wi-Fi，把房间窗帘拉开，用江西话大声地骂燕子贱。他朝着她的脸来了一巴掌，把她的脸打肿，然后拿走了她的手机。

李平对燕子离家出走的原因深信不疑，“我想我老婆是人家骗去的，她百分之百是人家骗去的。”燕子走后，他把她留下来的那枚金戒指，埋进了屋后的山坡。

02爱情2009

李平是个瘦小的男人，身高156公分，两道褶皱爬在他的额头上，法令纹深陷。

在2009年春天，31岁青年与14岁女孩命运开始交织的时刻，岁月还没来得及在他脸上凿下这样深刻的辙印。他是母亲最小的孩子，排名老十，以幺孩特有的那种散漫性格面对生活。他染黄头发，打成排耳洞，穿红色喇叭裤和长皮鞋，一根香烟叼在嘴角。他姐姐骂他，流氓一样，让他把长头发剃掉。

在浙江金华一个叫郑店的村子，李平和二三十号人一起，在袜子定型厂做工。对于李平而言，袜子定型厂是一个熟人社会，他的两个姐姐、姐夫、外甥女，全都在这里工作。

这一年，李平就是从这里带走了燕子，让她从此告别童真，开始成为一名妻子与母亲。

在厂里，工人们要把袜子挨个套到成串的铁袜板上，批量送进蒸汽锅炉里进行高温定型，然后再包装起来。一位曾在厂里与李平和燕子共事的妇女说，一串袜板40片，套完能赚5毛钱。袜子形态各异，有的好套有的不好套，为了捡容易的活儿做，袜板从锅炉刚送出来就得拼命冲上去抢。她想起来觉得好笑，“那袜板烫死人了。”她说。

燕子进厂的时候，老板娘安排她坐在进门靠墙的一名老员工旁边，让她带燕子学干活。这名老员工是李平的二姐。从那天起，燕子开始和大家一起做工，人们说说笑笑，相处得挺融洽。李平会做菜，有时候做好了会叫燕子一起吃。

厂里有两三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喜欢李平，长得漂亮的也有。李平的外甥女和燕子向我证实这一点。

其中一个贵州来的女孩常和李平坐在一起，和他穿同样款式的鞋，帮他抱袜板。李平心里喜欢她，但是不敢说。他说自己直到31岁还没结婚是因为脸皮太薄，出去玩的时候被小姑娘拉手他都会甩开。

李平听二姐说，燕子曾问她，坐李平旁边那个是不是他的女朋友，二姐说不是，反问她是不是喜欢李平。燕子不回答，只是笑。二姐把这个八卦带给她弟弟，为的是提醒他，燕子对他有点意思。李平不吭声，但开始留意那个小女孩。

《人生之路》剧照

有天李平抱了一串袜板过来，袜板上面有号码牌，和工人的编号对应起来，以核实工人的生产质量。燕子是11号，她说，“我喜欢8号。”李平认为他得到了一声公然的告白，并且从来没有怀疑过“8号”的实际含义，“她说她喜欢8号，8号是我呀！”

没过两天，到了清明，李平趁厂里放假的时候，带着三个女孩出去玩，燕子不在其中。她为此在李平面前流过眼泪，他问她在生什么气，她不说话。李平记得他的外甥女说，“舅舅你还不知道吗，人家喜欢你，在为你争风吃醋。”

工友们的起哄愈演愈烈，连燕子自己都主动加入进来。

一天下班后，大家排队洗澡，男女分为两边，很多女人们排队在等。袜子厂老板娘揶揄燕子，叫她到男厕所去跟李平一起洗。多年以后李平仍旧记得燕子的回答，她说，怕什么，都老夫老妻了。那时候两人从未同床过，但话一旦从燕子嘴里说出来，李平就充分地确信，“这个女的肯定是真心爱我的。”

进厂之前，燕子原是一个戏班的学徒。他们唱婺剧，一种在四百多年间流传于金华地区的古老戏曲。婺剧唱腔高亢婉转，以文戏武做、武戏文唱闻名。燕子有一个花旦梦想，跟着戏班在浙中丘陵盆地穿山越岭，戏班在哪里，她就在哪里。

唯独到了每年的春夏之交，进入戏班的淡季，在长达两三个月的假期里，燕子会无处可去。

2009年的那个假期，戏班老板娘让自己的妈妈带着燕子生活，安排她在袜子厂做小工来打发时间，想等到戏班复工再让她回去。燕子称那位老人为奶奶，她早上去奶奶家附近的厂里上班，临近中午奶奶做好饭给她送来，晚上她再回到奶奶家住。

认识李平以后不久，燕子就提出，想节约上下班的时间，要离开奶奶家，搬去厂里的宿舍住。即便这段通勤路程只需要步行十分钟。这一年接下来的时间，李平与燕子已经开始发生性关系。

2025年3月，燕子请求剧团的演员为她装扮，满足她的心愿/南风窗记者郭嘉亮摄

李平曾问过燕子的年龄，燕子撒谎说，她已满18岁。

后来燕子告诉我，进厂之前老板娘曾交代她，不能说是14岁，要是查童工，厂里会被罚款。那她就说自己18岁，她谨记老板娘的告诫。在大家问起她年龄的时候，她都这样说，“我18岁。”

2020年，李平曾向我解释说，当时他对此没有怀疑，说是看不出来的。但燕子成年后的身高只有155公分，14岁那年她因长期营养不良而更加瘦小。直到李平将燕子带回家乡以后，才得知燕子的年纪比她所说的还要更小。

五年多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的说法，始终用“爱情”来形容他和燕子的关系。他说，爱情这个东西是说不清楚的，属于是“萝卜青菜个人喜爱”。

而他也没有告诉燕子两人有多大的年龄差距，只说自己生于1978年。燕子念书只念完了小学二年级，到三年级就辍学了，她算不来这么大的数。

从燕子来到袜子定型厂，到李平带她离开，其间大概只经过了三个多月。燕子是自愿跟他走的。

当时李平准备离开浙江，返回江西老家，帮姐姐盖房子。在此之前他问燕子，愿不愿意跟他走，她说愿意。他告诉燕子，他家在山上，是要爬坡的。她说再高的山她都爬得上去呀。他说他家的房子很破的，她说等有钱再盖好房子不就好了。

2009年7月16日，李平带燕子离开了袜子定型厂。他们晚上出发，先是去了火车站买好车票，然后在附近李平的亲戚家借住一晚。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二人就踏上了开往西南方向的列车。

在他们的旅程启动的时候，燕子的妈妈金花已经很久不知燕子的下落。直到有天她去赶场，偶然从一位乡亲那里听说，女儿在郑店的袜子厂打工，她当天就出发去寻人。

金花赶到厂里的时候，燕子已经走了。

她回忆，当时曾向李平的姐姐打听，对方称不认识李平和燕子，说没有这回事。她只好去派出所报警，警察来封掉了整个袜子厂。在警察的协助下，金花拨通了李平的电话。电话一共打了两通，第一通是李平接的，第二通是李平叫燕子来接的。

在第二通电话里，金花叫燕子回来，燕子亲口拒绝了她。金花记得女儿说，她是跟朋友一起去的，两人已经到了广东。很久以后她才知道他们只是去了江西。得到这个消息后，燕子的爸爸老吴决定放弃继续寻找，“在广东我讲没办法，我这么老远去，怎么找？”

夫妻俩再一次见到燕子，是两三年以后的事了。燕子重返家乡时，怀中已经多了一个婴儿。

2025年3月，燕子（左）与父亲老吴重谈往事/南风窗记者郭嘉亮摄

03自愿

2004老吴不是燕子的亲生父亲。1995年，22岁的金花挺着大肚子，在燕子快要出生的时候，才从贵州六盘水来到浙江西北山坞中的村庄，嫁给了老吴。

燕子和妹妹娟都曾听母亲讲起，她在贵州还有几个女儿。燕子告诉我，她似乎是金花的第五个孩子，中途还有孩子死掉过。娟婚后连生两个儿子，月子期间金花来看她，感慨她生得很顺，全是儿子，不像她自己，生女儿生得是哭过好几回的。

在9岁以前，燕子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父母为了躲避计划生育的限制，从她2岁起就从浙江逃到外地，在那里先后生下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这对夫妻在外地烧窑维生，住在木头和茅草搭起来的房子里。当时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她记得，父母做完饭后，会把未燃尽的炭放到屋檐下的桶里慢慢熄灭，却在她7岁那年年底一个起风的日子里，让火星顺着风卷上了檐边的茅草，烧光了他们的家。他们只能返回家乡。

家里孩子太多会惹来大麻烦。返乡路上，老吴决定把包括娟在内的两个亲生女儿送养给他的两位亲友，最终只带回了一个男孩，还把燕子留在了身边。

2025年初春，燕子第一次鼓起勇气，向老吴问出在她心间悬置了二十年的问题：为什么送走的是两个亲生女儿，却偏偏留下了她这个外来的孩子？他说，正因为燕子不是他亲生的，才不能送走，否则大家是要讲他闲话的，“我这声誉是蛮好的诶”。

人生的最初几年，燕子在奶奶的照顾下，成长得自由自在。奶奶爱她，从没有让她干过一点家务活。叔叔也有一个儿子，比燕子年龄还小些，但奶奶待孩子们公平，叔叔的儿子有的东西，燕子也会有。

然而父母的归来令燕子的处境急转直下，他们首先为她带来的是大量的家务负担，继而是暴力。

早上起来她要煮粥，然后去上学，回来先收衣服，再写作业。她需要承担的家务活包括但不限于扫地、拖地、洗碗、洗衣服、挑羊粪上山、接弟弟回家、做手工活补贴家用。洗衣服要去山上的水库，轻易是洗不干净的，要洗一遍又一遍，冬季雨雪天气，燕子洗衣服的手会冻得像红萝卜一样。

金花体型高大，身材结实，经常打燕子。她最常用的工具是竹片做的衣架，能在燕子身上烙下宽度均匀的红印。最能让燕子感到恐惧的是被她掐，指尖捏合皮肤带来的疼痛，总能让燕子边哭边跳脚。妈妈的暴力不分事由，也不论场合。燕子烧不着柴火而妈妈急着炒菜时、燕子剥大蒜的速度太慢时、洗碗挤多了洗洁精时、写不来作业时，她都要挨打。

2025年3月，燕子（右）在老家陪母亲干家务活/南风窗记者郭嘉亮摄

被打得最严重的一次，是燕子在邻居家看电视，金花走进来，先是一巴掌拍到燕子眼睛上，把她打得从板凳上跌坐在地，再拎着她的胳膊甩到门外台阶下去。在门边，金花抓住她的右臂控制住她，随手抓起邻居门口堆放的柴火棍子，朝她左侧打去。

第二天，燕子发现自己的手臂痛得抬不起来，穿不进衣服，也拿不住碗。是跑去找姑姑看了才知道，她的左臂差点被打断了。直到如今，她抬起手肘时，还能看见当年的伤口遗留下来的瘢痕。

没人能够阻止这一切。奶奶没有经济来源，依靠叔叔养活，没法强行把燕子带回身边。为了维护燕子，她曾跟儿子儿媳发生过激烈争执，但被他们认定为教育理念不合。老吴至今仍然认为燕子是被奶奶惯坏的，就连燕子左手拿筷子的习惯，都是他们返乡以后才给她纠正过来。

老吴很少打孩子，但他也不阻止金花管教女儿。燕子说，金花当着他的面打她的时候，爸爸只是走出门去。

燕子能够感受到她正在发育但又渐趋破损的自尊心。正因为曾有次开家长会过程中，金花当着所有老师同学的面追着她打，她才决定再也不去上学的。

老吴说，燕子常常是早上去学校，带着从家里装菜走的饭盒，然后就找不见人了，书包和饭盒都扔在路边的水沟里。老师来家访，问燕子怎么不去读书，他说每天都去的，老师讲，一天都没有来过。燕子说读书给她的压力太大了，读不进去。老吴只好让她去山上放羊，顺带照顾弟弟。

但燕子开始不愿意回家，整日在村子里流窜。早上出门前，老吴叫她中午回家吃饭，直到半夜也不见人影。父女俩像猫捉老鼠，一个找，一个逃。

老吴说，白天大家都在玩的时候，是找不着她的。只有等所有人都入睡的半夜，提着手电筒四处寻觅，才有可能发现她的踪迹。在山村寂静的夜晚，她可能会偷偷溜进奶奶的被窝中、蜷缩在某个角落的桌子底、抱着膝盖坐在别人家的屋檐下、整晚站在山上的树洞里。燕子说那时的自己除了回家以外什么也不怕，无论冬夏，她“不怕冷、不怕热、不怕晒、不怕饿”，找得老吴大为光火。

为了逼她回家，老吴和金花不允许奶奶和其他人给她饭吃。她说她曾连续饿过七天，最后连胆水都饿得吐出来了。她因为害怕被打而恐惧回家，又因为反复逃跑而承受更多的暴力。

11岁的燕子决定告别这种生活的那天，她正和奶奶一起在邻居家编织养珍珠的网。她记得奶奶让她放下手上的活儿，掏出5元钱给她，指着一条小路，让她逃。她说反正燕子都要嫁人的，逃出去总比万一在家被打死了要好。

燕子穿着短袖和凉鞋，一身的皮肤青紫，顺着奶奶指示的方向，沿着小路翻过一座山头，开始流浪。

在大概一两年时间里，燕子落脚在村子外20里地远的一个镇上。她知道老吴曾来找过她好多次，但她东躲西藏，始终不愿意回家。

她时常出没于一座建于北宋的禅寺。夜晚睡在菩萨的门槛边上，白天要想办法维持她的生存。她知道帮好心人干活可以换饭吃，摘水果售卖能赚钱，和小朋友玩能蹭上零食。察言观色、卑微讨好，是少年流浪者习得的生存技巧，这让她活下来，也间接地进一步推动她的命运偏离轨道。

燕子当年流浪路上落脚的寺庙，如今已经翻修一新/南风窗记者郭嘉亮摄

14岁那年，在郑店的袜子厂，她第一次遇见李平的时候，只觉得这人跟大哥哥一样，待她挺好。他给她带来的是亲人般的关爱，给她做饭吃，带她出去玩，而且还不打她。

她喜欢8号这个数字，可惜她拿到的是11号。大哥哥一样的李平带其他女孩儿出门玩，却不带她一起，这让她很伤心。其实她还不太理解“老夫老妻”的实际含义，但是只要她学着像他们一样说话，看起来大家都被逗得很高兴。她希望人们开心了，笑出来了，能对她好一点。李平问她是否喜欢他，她说，喜欢啊。李平说，只要搬进厂里就能带她出去玩，她听话照办，毫不犹豫。

她自愿跟着李平走，想去坐没坐过的火车，去从没去过的地方。自小在丘陵之间跑来跑去，她说，“再高的山我都爬得上去呀”。李平说自己家房子很破，她说，“等有钱再盖好房子不就得了”。她想，反正那又不是她的家，只是去玩一下呀，也没关系吧。

离开袜子定型厂的时候，李平带了衣服裤子走，燕子则觉得没必要拿太多东西。她一直以为她能赶在戏班复工之前，重新返回她穿山越岭的流浪之路。

跟着李平到家那天，见到他年迈的父母，她开口叫的是“爷爷奶奶”，但被告知应该要叫“爸爸妈妈”。第一个晚上李平想要和她发生性关系，她不愿意，躲到李平母亲的房间里，希望和她一起睡。但老人说，“你不能和我一起睡的。”她挨了李平的一个耳光，然后就不再挣扎。

14岁的燕子不识路，没有钱、身份证，和手机。这不再是她单凭脚力能逃脱的地方。想要重返故乡，她必须借助他人的力量。

大概两三天后，金花的电话打来时，警察就在她身边。燕子说，那天，李平挂断第一个电话后，要她按照他所说的方式去答话。第二个电话接通时，她回答金花，说是和朋友走的，已经抵达广东。她怕极了金花，没有想要向母亲求救的念头。在那一刻，电话两边的世界对于燕子而言，都是牢笼。

2025年3月，燕子（左）和母亲（右）/南风窗记者郭嘉亮摄

04围剿

20101988年从法律专业毕业的大专生老杨，在生活中的绝大多数时候都用不上他的专业知识。但老板要是想拖欠他薪水是不成的，他会把官司打到底，一直到老板把节假日加班费都还清为止。

他拒绝了去法院工作，大半辈子都在金华的婺剧团里打转。他曾办过十五六年的民营剧团，负责运营管理。在他自己的剧团停办以后，又去别人的剧团打工。他的妻子在台上唱戏时，他在台下伴奏，负责拉低音提琴。

2008年前后，老杨就是在带着他的剧团演出时，在一座北宋禅寺附近，遇见了流浪中的燕子。

他非常清楚地记得相遇那天，他看见那个又黑又瘦的小女孩，在主动地帮他们的厨师剥笋。她的个子很小，显然没有发育成熟，并且明显营养不良。她的头发看不出洗过的形态，天气回暖的时节还穿着一件很旧很脏的厚衣服，“像野人一样的”。

他瞧着燕子的脸蛋不难看，或许是适合学戏的，就问她愿不愿意来他们的剧团。燕子不开口，但是点了头。他让她回家征求父母同意，但她说，不用讲了，反正父母是不管她的。

燕子把老杨夫妻俩视作干爸干妈，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她从未拥有过的妥善照料。干妈会给她洗澡，还给她买鸡腿、肉包子、苹果吃。苹果，她想起来，如果金花买苹果回家，她能吃到一个就不错了，其他的都是弟弟的。她永远记得金花曾经烧过的那条鱼，难得开荤，她想伸筷子去夹，而金花压住了她的筷子。那条鱼她一口也没吃。

干爸干妈只有一个独生女，燕子感到自己也受到女儿般的对待。在干爸干妈那里，她有干净衣服穿，有新的生活用品，还有家可回。

老杨还记得，他们第一次开车把燕子带进城市的时候，小姑娘惊呆了，在车上对着街景和建筑东张西望。她说，“金华的房子这么高的！”

燕子开始跟着干妈学习婺剧的基本功，这完全符合燕子的心意。在她主动靠近剧团的厨房帮他们剥笋之时，她所梦想着的就是这样的时刻。

她从小喜欢戏。父母返乡以前，曾有一支戏班来村子里演出，每天两场，连续唱了五六天。她天天跑去看，迷得不肯回家吃饭，奶奶只好把饭菜给她送来。她还曾跑到村子外面去看戏，偷偷穿走女演员的粉色布面流苏鞋，在泥巴路上走来走去。她看演员们装扮、耍枪，觉得好厉害，好漂亮。“我就想要漂亮，”那时候她就认定，“我要跟戏班子走。”

那一两年的大部分时间，燕子都跟着剧团辗转于金衢盆地的各个县市和乡村。只在每个春夏之交大约三个月的淡季中，要找一些另外的事情来打发假期。2009年，老杨和妻子把燕子交给母亲照顾，让她去袜子定型厂做工。

“在这里就出事情了。”老杨说。在接下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夫妻俩失去了燕子的音信。

燕子（右）少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花旦/南风窗记者郭嘉亮摄

2025年10月，在我陪同燕子重返江西的那片山村时，在大巴车行进的过程中，她挨个为我指出十多公里山路上沿途遍布的李平家亲戚们的房子。几个哥哥姐姐的家、舅舅的家、外甥女的家、侄女的家……坐落在山坳中的庞大家族，对青少年时期的燕子形成地理层面与心理层面的重重围剿。

燕子知道，想要逃脱，唯一的方式是先让李平带她出去。在成为李平事实上的妻子半年后，在燕子反复的央求下，他终于答应，在2010年春节之后带她出门打工。他们重返浙江，前往义乌市候儿村，在一个家庭作坊做袜子定型。

李平和燕子都记得，事情发生在这一年的清明节期间。在成为母亲之前，那是燕子实施过的多次逃跑计划最接近成功的一天。

李平说，当时趁着过节，他的老乡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吃饭，席间被劝了酒。他的酒量很差，没出一瓶啤酒的量就喝吐了，从午后开始昏睡。

燕子抓准机会，把他身上的四十几元钱拿走，还掏出来他的手机。但她拿着手机不敢用，索性扔在了门边，从外面锁上大门，开始逃跑。她忘记还有一扇窗户可供出入。出门以后，她想尽快赶到镇上去，想办法向外界求救。走路太慢，她耽搁不起，是搭上一位好心的大伯的垃圾车离开了村庄。

和燕子失联很久的老杨，就是在这时候接到了燕子打来的电话。

电话是从义乌市某个镇上的公用电话亭打来的。他记得，燕子向他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定位，并对他说，“你们快来接我”。她没说太多的话，但语气很急。老杨隐约能感受到，“她肯定不是自愿的，或者是已经不想再去的。”

当时老杨和妻子非常巧合地正好在义乌市区演出，他们立马开车出发，前往燕子在电话里提供的那个大致的方位。他记得从接到电话到赶到那边，前后没超过一个小时。期间他们还和燕子通过第二个电话试图确定具体位置，但仍然不够精确。夫妻俩只好开着车在那片区域兜来兜去地寻找。

电话另一头，燕子蹲在电话亭旁边，焦急地等待着。她知道李平的一个哥哥和两个外甥都在这个镇上打工，恐惧感让她没法继续坐以待毙。

她走向周围的一辆出租车，站在副驾的窗外，向司机询问打车回家的价格。司机说要50元，但花钱打完两通电话后，她的手里只剩45元。她记得自己在恳求司机送她回家，因为5元钱的落差，对方始终不肯答应。正在沟通的过程中，她的身后响起一个声音，“小舅妈，你去哪里？”

那是李平的外甥。他成为燕子这一生最恨的人。

昏睡中的李平是被扔在门边的电话铃声叫醒的。电话是外甥打来的。挂掉电话以后，他翻窗出门，前往外甥所在的工厂。他至今记得那通电话的内容。

“他说：‘舅舅，你打了舅妈啊？’我说，我没有。他说：‘你快点过来带舅妈回去，你肯定打了她。’他说舅妈在这里流眼泪。”

在社会化进程中最关键的青少年阶段，燕子直接成为了妻子与母亲/南风窗记者郭嘉亮摄

老杨再打过去的电话已经没有人接了。2025年10月，他坐在我面前回忆起那天寻人的结果，连说了好多个“没办法”。“没找到，反正也没办法了。这个男的把她控制住了，就也没办法了。像燕子这么弱小的一个人，也没办法。”他和妻子心照不宣，如果那天找到了燕子，可能她现在已经成为戏台上的主角，能演小生或者花旦了。

老杨从来没有更换过号码。但此后15年，他再也没有接到燕子打来的电话。

他不知道的是，当时，他们大概已经非常接近她。他恍惚记得曾经兜兜转转到了青口。而青口村与候儿村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两公里。这十分钟车程的错过标志着燕子命运的进一步脱轨，她很快就将告别少女时代，跳过整个青春期，直接进入一个女人的角色中。

在30岁的燕子充满脂肪又松垮下垂的腹部，我见到两道深陷于赘肉之中的刀口。其中一道从肚脐往下延伸十公分长度，另一道则横亘于下腹部中间位置，比前一道更长。两道伤痕互相垂直，呈倒T形结构。这是一位母亲反复生育的遗迹。

一共是三刀。下腹部中间的部位，曾经被切开过两次。2014年、2015年、2018年，两个女婴和一个男婴先后被从中剖出。另有一胎是燕子和李平的大女儿，顺产于燕子的16岁。

但这只是侥幸顺利出生的四个孩子。据燕子说，从2010年到2017年，她胎死腹中的孩子还有七个。

在她的清明逃亡计划宣告失败后的同一年里，她于金华市内一个名叫白沙畈的村庄，已经经历过两次流产，共计三个孩子。李平和燕子分别向我确认，其中一次流掉的是一对双胞胎。

燕子记得，第一个孩子只怀了不到两个月，就见红了。当时的她什么也不懂，只知道好疼，小便的时候排出来豆腐一样的血块，吓得她哭了起来。

在她坐上李平的自行车被带往诊所的路上，血顺着她的大腿流到鞋里，浸透了她墨绿色的裤子。诊所的护士说，这儿没有清宫的医疗设备，得去镇上的医院。她坐在马路边，在等待李平叫车送她到镇上去的时候，她的身旁已经聚集起议论纷纷的路人。

第二次，怀上双胞胎不到两个月，她再度流产。

这次李平直接带她去了更大的医院，企图保住孩子。他们都记得，在门诊排队挂号的时候，被穿着白大褂的骗子，以挂黄牛号的名义骗走了三千多元。最后片子拍出来，医生说，“人家的是红的，你这个是黑的。”两个孩子就这样“死在肚子里面”。

在白沙畈村，15岁的燕子开始经历流产/南风窗记者郭嘉亮摄

在白沙畈村的袜子定型厂，女人们知道燕子怀着孕，但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其中一位女性跟李平是老乡。她说李平“人是挺好的”“是本分人呢”，并且他个子矮，人瘦瘦的，“你也看不出来他那么大年纪”。在她的记忆中，总是李平出去买早饭，且时常烧饭给燕子吃。有时候李平脾气不好，两人会吵架，“吵一下马上又好了，他马上又去哄她”。

一名当时正在上初中的女性也记得这对夫妻。

“那时候不是挺正常的吗？以前好多外地人，贵州那边的，到处都是这样子的，很小就结婚了。我们那时候又不会去问，哪里人？怎么在一起的？不会去问这个问题。我们那时候小，妈妈年纪大，更不会来问这个问题。”

李平与燕子最早发生性关系的时候，燕子14岁。从《刑法》角度来看，这个时间点是界定罪与非罪的分水岭。虽然燕子远未成年，但只要迈入14周岁，她就失去了法律对于“幼女”身份的绝对保护，并且在统计学意义上，开始步入“育龄妇女”行列。

诸如燕子这类14岁至18岁就步入婚姻的未成年女孩，通常会在15岁至19岁年龄段开始生育。

从全国人口普查报告的“年龄别生育率”中，可以了解到这个年龄段女性的生育水平。“七普”数据显示，全国每1000名该年龄段的女性，每年能够生出的活产婴儿数量是6.07个。对比各地区的数据来看，燕子母亲的家乡贵州，是未成年女性生育水平最高的省份，为全国平均值的4倍以上。

这意味着，未成年生育对于金花而言，大概是见怪不怪的社会情境。

2011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李平终于愿意带燕子返回她的父母家。那原本是燕子向外界再次求救的窗口期。燕子说，她当时曾告诉金花她不想再跟着李平走。但金花说，“你现在孩子都抱了，嫁谁不是嫁呢？”她从此浇灭了燕子反抗的心。

15年后，燕子重返白沙畈村/南风窗记者郭嘉亮摄

05逃离

2019此后十年间，在上饶市中部的山村里，燕子生养、抚育、照料家庭，偶尔和李平出门打工。生活似乎开始归于平静。然而，随着燕子的成长，以及外部世界经济与技术方面的急速发展，他们看似平静的生活之中，正逐年积聚起一种内在的紧张。

他们居住的乡镇，至今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2020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显示，直到燕子决心再度逃离的2019年底，乡里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仍然为零。

人们在这里固守着一种依附于土地的生活。燕子说，因为她不会挖地，不喜欢种菜，李平跟她发生过好几次争吵。她的身体是过敏体质，皮肤碰到草会泛红，偶尔荨麻疹发作，风团将遍布全身。她满足不了李平的期待，不肯下地务农。

早期他们住在山上的老房子里，当时滑坡灾害频发，房子可能会塌。2018年前后，在乡政府的扶持下，他们领了十万元补贴，又借了债，才在临近的乡里找到地皮，建起了新房。

然而，燕子逃跑那年，我第一次前往当地，发现那栋两层高的自建房仍旧形同一座毛坯。室内白墙上污渍斑驳，地板保留着水泥浇筑的原貌，楼梯没装扶手，几块瓷砖拼成灶台。房子的外墙是一片裸露在外的红砖，门前的泥地上野草疯长。

李平知道燕子对家里的环境长期心怀不满。他记得，在燕子离开前的年底，她还曾坐在大门边上问他，明年厨房要装修吗？楼梯的扶手要安上吗？

燕子在家的时候，经常开着三轮车去村里的老板那儿，拿材料回家做手工活。乡下的女人们常用这种方式在家赚钱。燕子的手工活分两种，给电源插座的四个角打螺丝，以及给喜糖袋子穿绳。电源插座一箱200个，每箱打完螺丝赚5元钱，别的女人每天做三四箱，燕子的手脚快，每天能做5箱。喜糖袋子有大有小，做一个几分钱。

《命悬一生》剧照

李平不想让燕子做手工活，他觉得这太吃力。“我说你就帮忙带着小孩就可以了，不必要做，我们男人会去赚钱的。”他说燕子不爱带小孩，只洗衣服不烧饭，母亲年纪大了，他更希望燕子帮忙烧饭洗碗。有时候下班回来，他会说燕子太懒了，要她去把房间地板扫一下。但燕子对他说，“你要是叫我干这种事情，我就情愿去拿活干。”

这对夫妻之间显然存在着两种分工观念的角力。

李平记得，燕子曾对他提出，“今年你待在家里带小孩，我出去赚钱。”他回答，那没有必要的。“你们女人再有本事也不如一个男的，是吧？”

他其实知道，燕子学东西快，干活麻利。两人同时在外务工的时候，她的工资比他还高。那年夏天建房子欠了债，燕子带着两个小孩外出打工，把婴儿车放在工位旁边干活。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她连干四五十天，是凭计件工资赚下的一万二千元。

她拥有一个“好好把家过起来”的愿望，但被反复要求回到妻母的本职之中。

“我说孩子要长大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勤快一点，多挣一点钱？他说以前跟他姐夫合伙开过早餐店什么的。我说那好，我也会做这些，馄饨我会包，你也可以想办法去勤快一点的。他说，办不起来的，要本钱的。我说本钱可以借的呀！他喜欢带孩子，喜欢围着孩子转，不愿意套袜子。我说要不你就在家里，我就专心在外面赚钱。他又不放心。”

还有一个让李平感到非常古怪的情况是，燕子在家做手工活的时候，曾经声称，她赚来的钱是她的。但李平认为，夫妻俩还分什么你的我的。他多次声明，抽屉里现金是有的，存折和银行卡没带走，要用就自己去拿。燕子却说，那不算数。

对于钱的归属，燕子的心中泾渭分明。甚至有一次，李平发现，燕子在找李平的哥哥借200元钱。

“我说，家里有钱你干吗要向哥拿？她说，‘向你拿钱，你又要说我。’我说，你该用的我怎么会说你？……你要钱干吗？她说给儿子买东西啊。我说买什么东西？她说买衣服。我说过年还早的呢。她说那就是两百块钱，她到时候做手工还给哥。我说没有必要，我自己有钱的呀。银行卡在那里，要不要给你看？名字都是她的。我一点都不撒谎的。”

燕子的确知道现金的位置和银行卡密码，但她从来没有觉得那些钱是她的。即便是她自己赚来的工资，她与它的接触也只有很短暂的时间，领来就很快需要转交给李平，让它成为家庭财产的一部分。

每当她想使用那些钱，她都需要过问李平的意见。

她说，小时候，曾经想要吃一份凉皮，也就几块钱，被李平骂了很久。长大以后，想要买衣服和化妆品，捯饬下外形，让自己显得不至于太邋遢。李平也会反复念叨，“现在有一点苦，要节约一点。”

多年来，燕子已经非常清楚，对于家庭发展规划、夫妻角色分工、财产分配及使用这类关涉到她人生远景的重要命题，她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自主决策权。

如果照此生活下去，在乡土社会板结的日常中，二人的角力或许会有缓和的可能。但2018年后，智能手机和以抖音为代表的线上社交平台的出现，直接让燕子“看见了外面的新世界”。

它重新构建这个女人曾经失序了的社会化进程，与此同时促使这个家庭表面上的平静走向裂解。

智能手机首先开始培育燕子的语言文字能力。只读完小学二年级的燕子，原本很多字都不认识。但是通过大量观看视频，以及借助语音转换文字的功能，她渐渐将更多的口语表达与文字结合起来认识。

我见到她的时候，发现她提笔写字会有困难，拿起笔的时候手还会抖，但是阅读文本已经基本不存在障碍，且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

作为时代观念的产物，短视频的内容，进一步促进了燕子对自身生存处境的反思。

她看情感类的视频，意识到夫妻之间原来也可能存在相互的尊重。她没有从中学习到什么是爱，但能够开始辨认什么不是爱。她回忆起曾看过一部短剧，讲的是女大学生被拐卖进山区后又逃离的故事。看剧的时候她好像看见了自己的一生，“看看也会哭的。”

《喊山》剧照

她的心灵之中日渐滋长着不甘。“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吗？我不能拥有自己的人生吗？为什么非得按照他的思想去生存？”

最重要的是，当以抖音为代表的这类媒介平台充分下沉到中国乡村，线上“陌生人社群”的建立，逐步打破了燕子生活的环境赖以联结的熟人网络。这是仅仅通过使用微信、QQ等通讯软件未曾实现的。

燕子说，当时她微信上的好友不到十人，全是家里的亲戚。但是通过抖音，她能够建立自己的“私人空间”，开始结交“朋友”。

进入2019年，一个来自江西横峰的男人开始在抖音上和燕子聊天，他成为燕子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燕子知道，男人在横峰做厨师，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她向对方倾诉自己的身世，发泄心间积累的苦闷。按照燕子的说法，她和这位朋友之间的聊天其实没有任何暧昧，她觉得反正也不会见面，聊聊天总是可以的。她说，正是在与这位厨师聊天的过程中，她被提醒，她应该逃跑。

这年年底，燕子和男人的联系被李平发现了。

李平骂她贱，指责她“跟外面的野男人聊骚”，“勾引别人”，并且时常怀疑她去做手工活的老板那里拿货，也是出门“偷人”。他要求燕子删除男人的联系方式，她照做了。次日夜里，那位厨师察觉异样，主动把燕子加了回来，问她怎么回事。正在燕子解释的过程中，李平走进房间，关掉Wi-Fi，重重地打了她一耳光，然后抢走了她的手机。

儿子被吵得哭醒过来，她流着眼泪哄他入睡，并且决意将整个家庭抛弃。

燕子在金华/南风窗记者郭嘉亮摄

06独立2021

作为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像燕子这样，结过婚、文化不多、孩子很多的农村女人，她想要自由自在地去生活，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逃离能够带给她行动层面的自由，但这自由是有限的、脆弱的，一不留神就会再度失去。离家那天，燕子带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她的身份证和结婚证。这是出于对潜在危机的预判。在她将手中的结婚证变成离婚证之前，她感到自己的自由是一重幻影。她需要获得独立，尤其是身份层面的独立。

在燕子逃离以后，李平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她的下落。

2020年10月，他请一个做自媒体的人帮他把寻妻启事发布到网上。由于写错了大女儿的年龄，使得网友们误以为燕子诞下第一个孩子时只有13岁。这毋庸置疑将让他坐实“强奸幼女”的罪名，因而很快招来大量的关注。这一异常情况引发了当地官方的重视，并随之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

对于燕子而言，这帮助她终于从一场传销骗局中脱身。对于李平而言，官方力量的介入，让他得到机会重新掌握燕子的行踪。

半年后，他会将燕子再次“骗”回家，进而彻底击碎燕子通过和平商议去获得独立的幻想。

《哭声》剧照

逃走以后，燕子外出打工做酒店服务员，第一次收到用信封装起来的2600元工资的瞬间，她明确地感知到了自己的成长。她意识到这是25年以来，她头一次能够“做得了自己的主”。她想，如果她今天很开心，她就可以买一束花给自己，再也不会因此受到责难。此后每当她吃到一个食物，她都会想起那种“钱终于可以自己揣在兜里了的安全感”。

她必须赚钱开展日常生活，需要衣架、脸盆，和肥皂。更让她感到迫切的，是要储备尽可能多的资金，去实现她的计划。她想离婚。她听说请律师是需要很多很多钱的。

为了更高的工资，她先后前往横峰、抚州做服务员，店里通常包吃住，但月薪都只有两三千元。离家两个月后，她从社交软件Soul上交到新的“朋友”，对方建议她去银川。他说他在那里摆摊卖服装，每月能赚六七千。

她心里紧绷着一根弦，生怕对方是骗她的。从深冬到初夏，她观望了将近半年，终于解除了怀疑。

坐火车抵达贺兰山下，“朋友”来车站接她，说动她前往后来困住她的那个房子。当晚从两室一厅的空间中走出十多个男男女女，将她团团围住。他们都是被骗来的人，然后又变成骗人的人。主管要求她签下合同，没收了她存下来的2900元。

在那里，她被要求和大家一样，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12点前入睡，穿衣不能露出胳膊，所有人穿一样的拖鞋。她日常的工作就是拿着手机跟网友聊天，等待对方自愿给她打钱。最多的一次她收到了520元。有男人提出想来找她见面，她偷偷把手机带进卫生间，发消息告诉人家，“别来，这是传销”，然后再把消息删掉。

四五个月后，由于李平寻妻的声势太大，传销组织担心被波及，主动给燕子买了一张返回上饶的火车票，将她送出了银川。燕子在半路下车，去了陕西安康。

到安康的第二天，燕子就开始找工作。她去一家商场里的烤鱼店应聘服务员，遇见了同样前来应聘的女孩小玉。此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两个女孩成为彼此生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她们一起工作，互相陪伴，先后从小城安康流动到深圳龙岗。

小玉一开始并不知道燕子的过往。她说燕子留着空气刘海，看起来年纪很小，性格开朗，话也蛮多。

直到2021年1月15日，李平发消息告诉我，他和燕子恢复了联系。

那是小玉认识燕子的两三个月后。她开始感到奇怪，燕子的手机里老是有电话打来，一天会接到好几个，而且经常在上班期间。他们在电话里讲江西方言，小玉听不懂，只知道燕子每次接到电话都会很紧张，像在做噩梦一样。

她记得燕子总是把来电的人称为“瘟神”，两人在电话里不停地吵架。

《命悬一生》剧照

小玉猜想，或许是因为她关注了燕子的抖音号，李平才从中发现了她的存在。她曾收到过来自李平的一条私信，他问，“你是燕子的朋友吧？”她把私信拿给燕子看完，没有回复，直接拉黑了他。

后来李平的确通过这种方式，从燕子身边的其他朋友那里，成功获取过她的电话及地址等信息。

在接下来持续三个月的电话轰炸中，燕子每天都吃不好也睡不好，恐惧到了极点。除了李平会打电话来以外，她的父母也会打来。所有人都要求她回家。她害怕被他们找到，甚至因此告别小玉，辞职南下广东，跑到远在茂名的酒店里躲了一周。

她还记得，当时她住的房间在7楼，有天她想直接从窗户跳下去一了百了，但窗外装有一层铁架子，阻拦了她放弃生命的念头。那天她哭着昏睡过去，早已离世的奶奶前所未有地来到她的梦中。

在梦里，满头银发的奶奶用家乡话对她说，“你要好好地活着呀。”

这一年的4月中旬，李平对燕子说，孩子们都很想见妈妈。为了迫使她回家，李平骗她说，等两年以后，儿子满了五岁，就跟她离婚。

“她说，‘我现在不想跟你在一起。小孩是你的，跟你姓的。’小孩说很想见妈妈，我就骗她回来。……我说离婚可以，要等小孩5岁。我想这样子慢慢拖一下，这次是我骗她的。”

燕子决定铤而走险。凭借最后一丝残存的信任，她寄希望于通过两年的忍耐，陪孩子长大一点，去换得独立的可能。从茂名返回上饶的夜晚，李平和亲戚一起开车来接她返乡。一路上她一句话都没说。

为了让燕子愿意待在家里，李平承诺她，此后家里的钱“一分一厘都给她”，并且“不会再管她的事情”。

他还满足了燕子想把厨房装修好的心愿，花了一万多，为家里的厨房添置了抽油烟机、燃气灶之类的电器。此外，为了不让燕子天天在家睡觉，他给她报名参加驾考，试图打发她的无聊。

回家没两天，2021年4月19日，燕子要求立下字据。在一张废纸的背面，两人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下甲方乙方的姓名，确立了这场婚姻存续的原则：“正（证）明：双方同意两年之后离婚。”

2021年4月19日，燕子要求立下保证离婚字据/受访者供图

与此同时，燕子提出了一个对她而言至关重要的附加条件，要求李平不得再与她发生性关系。

“我说过的呀，不许碰我。他说，‘好，保证不碰你，碰你就是狗。’他还说过这样的话的，这种话是他的家常便饭，什么‘不得好死’这种都说过的。没用的呢。”

这是燕子心中扎得最深的一根刺。在我跟她将近一年半的联系中，我已经不记得多少次听她讲起，必须与李平发生性关系这件事，是如何在多年间持续地折磨她的精神和身体。

李平其实早就感受到，燕子不愿意和他同床，尤其是在生下儿子以后。“第四个孩子生下来，我想跟她睡，她不肯了。她说，‘你得到我的人，得不到我的心。’”他对此难以接受，一味地将其归因于燕子变心。

对燕子提出的附加条件，李平口头答应，但很快就打破了约定。

燕子回忆，大概在她回家三四天后的深夜，她在床上，孩子们正挤在她身边睡觉。门突然被用力打开，撞到墙上，灯光随之亮起来。李平拎着喝了一半的啤酒瓶，走进房间坐在她床头的凳子上，开始红着脸用难听的话大声骂她。他说燕子的妈妈都发话了，“自己的老婆怎么不能睡了？”

他紧接着把啤酒瓶砸到地上，掀开被子把燕子按住，扯下她的裤子，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后来李平向我承认，燕子回家的那段时间，他的确与她同床过一次。

“她回来了半个来月，我跟她同床了一次。还是她妈妈说，‘你现在跟她睡在一起吧？’……十个都有九个会问啊，老婆回来了，有没有睡在一起？我都说，是睡在一起的。难道我还会给人家说，‘没有哦，不肯哦。’是吧？”

除此之外，他收走了燕子的身份证，还曾在燕子跟一位女性朋友视频通话过后，在争执中摔烂了燕子新买的手机。“你一回来又跟外面的人打电话，你让我心寒不寒呢？所以我那时候发火，我就把她手机拿来砸掉。”他说事后他又去给燕子买了一个新的，花了2800多元，用自己的身份证注册了一个新的号码，换掉了燕子旧有的电话卡。

燕子开始连续几天不吃不喝，还曾用修眉刀割伤过自己的手腕，形成的疤痕至今可见。2024年9月，我们第一次联系，她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我是个人啊，我不是畜生，难道不该拥有这么一个两个的朋友吗？我就这么不配吗？”

从那时候起，她就知道，他们在纸上用22个字写下的约定，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借助李平让她出门考科目一的契机，她拿到身份证，再次逃跑。她记得那天离家时，原本想要带个包走，但李平阻止了她。于是她选择放弃背包，只拿走了身份证和一把伞。科目一考试期间，她对着电脑屏幕一阵乱点，满脑子都在想出考场以后逃跑的路线，以及应该找谁借钱的问题。

最终100分的题目她只得了四十多分，但她成功地回到了安康，紧接着就前往深圳打工。

燕子的判断是准确的。在李平的视角里，离婚之约的确是一个谎言，他不会允许燕子和他离婚，因为这关乎他的自尊心。

“我不想跟她离，她现在外面有了男人了，我就这样拖她，我不离。……作为男人听到老婆这样子那样子（指出轨），活在这个世上都没脸皮，我不管跑到哪里，人家都说我抬不起头。”

2022年，李平对燕子出轨的怀疑情绪达到顶峰时，曾在电话里威胁她，“我说你没跟我离婚之前，你要去找七七八八，我会叫人把你弄死，我会杀了你。”

燕子决定依靠法律来实现她的心愿。她的决心不可撼动，“我只想在我死之前，不管多少年，我就想把这个婚先离了再死，我都无所谓。”

在深圳，她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委托律师，从2022年8月开始起诉离婚。这桩离婚诉讼持续了将近三年，燕子先后经历了一审未判离、再次上诉、二次起诉重重流程。

最终，于2025年3月11日，在基层人民法院的调解下，李平和燕子二人同意自愿离婚。

李平累了。经过五年漫长的博弈，他明白这段婚姻已经彻底走向终结。他每天都要面对的，已经不再是燕子给他带来的痛苦，而是作为一位单亲父亲必须要承担起的养育重任。

2025年3月11日，经基层人民法院调解，燕子与李平（化名）自愿离婚/受访者供图

07循环2025

燕子和李平的婚姻宣告终结的2025年，燕子30岁，李平47岁。他们的四个孩子中，最大的14岁，已经升学到初中，最小的7岁，刚刚进入小学。

为了赚钱养家，李平长期在离家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工厂干活，月薪六千元。他经常只工作得到半个多月就要请假，骑摩托车回家照顾小孩，因此总是拿不满工资。平日里，家里只有他年近九旬的母亲，负责给孩子们做饭洗衣。

老人能顾上的事情是有限的。更多时候，小孩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他们经常磕着碰着。摔伤脑门、被摩托撞断牙齿、打架手臂骨折，这些事情都发生过。

从家里到小学有五里路，村里没有公交车，他们背着沉重的书包，必须自己想办法往返上学。燕子离家的五年间，这是最让李平头疼的事情之一。

两三年前，老大还没升初中，就由她负责骑电瓶车接送弟弟妹妹。后来老师们总是上门来找李平，问他怎么放心让小孩独自骑车上路。最后学校只能给几个孩子找到一所幼儿园的校车，让他们坐校车上学。

等到老大上了初中，幼儿园也停办了，又变成上五年级的老二骑三轮车接送弟妹。

孩子们不怎么听奶奶的话，放学不写作业。李平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给每个小孩都买手机，装上电话卡，每天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管教他们。结果孩子们成天凑在一块儿打游戏，学习成绩都很差。

但李平断断续续提起，说老大的体育成绩很好，每年学校比赛都拿冠军。但他觉得这没有用，连奖状都不愿意给她贴在家里。班主任来找他商量，说应该花钱培养孩子走体育特长道路，以后或许能考上研究生。但他说，“像我这样的情况，我吃了上顿没下顿，（哪）还有钱去培养她？”

在农村没有住房压力，但家里的柴米油盐、每月的电费两三百元、每年的水费八百多元、培养四个孩子每年给学校交的一万多元，零零整整，已经压得李平喘不上气。他说经常会在离家打工的路上，到没人的地方停下摩托车，独自哭上一阵再走。

我曾向李平提出，由我来资助这个孩子的特长培养，但他拒绝了我。他也拒绝了很多其他人的捐助。他说，宁愿借钱还钱，也不想欠人家人情，穷要穷得自己有骨气。

李平设想大女儿的未来，如果学习成绩好，就让她继续念书，如果不好，到时候家里正好需要人来照顾三个小孩，读完初中就让她辍学在家带弟妹。在这两个选择之间，不存在体育特长这种中间道路。“这么混下去就算了。”他说。

2023年2月8日，李平收到法院的传讯，得知燕子的离婚诉讼已经立案。十天后，他不满十岁的小女儿，用他的微信给我发来三条语音信息。

“姐姐你好，你可以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吗？叫我妈妈不要跟我爸爸离婚。我没有妈妈在身边，很可怜。”

“我妈妈这次回来，要跟我爸爸离婚。”

“姐姐，你帮帮我好不好？”

这个故事开始陷入一种悲剧命运的循环。

一代女性承受的苦难，会以不同的表象和相同的内核，转嫁到下一代女性的成长轨迹之中。这一切终将抑制住她们的发展，固化成她们的阶层。

燕子对此爱莫能助。她说，“我对他们不是不爱，而是我没办法。”

看到孩子的时候，她会想起她的婚姻，她曾反复地在跟孩子通话之后做噩梦，梦里她怎么都逃不出来。她也很心疼她的孩子们，曾考虑过是否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但她没有条件去承担养育的责任。她想，孩子们跟着李平，至少还有房子可住，还有学可上，但她仅仅能够勉力维持她自身的生存。

在2021年到2025年间，燕子在不同的餐厅做服务员。她的月薪在四千元到五千元之间浮动，收入需要覆盖的支出，包括但不限于房租、水电费、每天上下班往返通勤的地铁费、分期付款的律师费。

2025年7月，记者前往深圳探访燕子的工作环境，她当时正在一家鸡煲店做服务员/南风窗记者赵佳佳摄

燕子住在深圳龙岗六约社区的城中村里。这片社区在地图上表现为连片规整的井字格，走在其中就成为握手楼，进入楼的内部是一间间紧挨着的出租房，每间房子不足十平米。燕子就在这样的空间里，放下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开展她的独居生活。

2025年3月，燕子的二次起诉再度立案，李平终于认清燕子的决心，知道她拼命挣钱要把官司打到底。他发信息给燕子，希望她撤诉，并表示自愿与她离婚。

“其实从你离开这个家，你我都过得不好，我也了解。我也知道你现在肯定是不可能回来跟我们一起过了，我也不想你过得不好。之前不同意离婚，就是想跟你继续过，既然这样我愿意成全你。我知道3月18日开庭，我已经看到了。我感觉有些累了，不想再继续和你这样了。我知道你有请律师，你可以写一份离婚协议，寄回来，或者直接回来，我们两个人去把离婚证办了。”

这条信息发来四天后，在法院调解下，双方自愿离婚。四个孩子仍旧由李平抚养，燕子净身出户，每月支付1200元抚养费，直至小孩们各自成年为止。

燕子的恐惧瓦解了。她无需继续按照李平的意愿活着，也不再害怕他以丈夫的名义，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

2025年7月，燕子告诉我，她决定辞职重回金华，返回她命运轨迹开始偏离的起点。她在抖音上联系到一家愿意接收她的婺剧团，她要重新返回戏台。

“我已经联系好了，做想做的事。已经耽误了太多年了，我不想放弃自己的梦想。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不想为别人而活，我想为自己活一次。……虽然说唱戏很辛苦，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但这是我最初的梦想，成为一名花旦。”

令她没想到的是，正是在这家剧团，她重新找到了老杨夫妇。他们仍旧愿意理解和支持她的选择，认为她的逃离是维护了一个人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

离婚满半年以后，她终于可以申请将户口迁回原籍。为了办理相关手续，她必须重返李平家，带走户口本原件交给派出所。

我陪她乘坐动车抵达上饶的当晚，她紧张得后背冒汗，浑身发抖，但仍然固执地要去完成这项任务。

第二天上午，回到那座深嵌在山坳中的房屋时，李平早已出门去上班了，孩子们都不在家。门敞开着，室内空落落，从昏暗的光线中走出来的，是李平的母亲。她的个子不到一米五，已经苍老到像一粒皱巴巴的核桃仁。燕子出走的五年间，正是由她接过了照料孩子的责任。

看到燕子的一瞬间，老人就开始流眼泪，她抱着燕子越哭越大声，把燕子的衣服都打湿了。她抚摸燕子的头发，对我说，燕子是很好的，在家时总是“妈妈、妈妈”地叫她。李平已经提前把户口本放在了堂屋，老人哭完，去拿来那本证件，交到了燕子手里。

最终燕子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独立。2025年10月17日，她在派出所成功更改户籍，在身份层面也返回故乡。

那本装有她与李平户口页的棕红色证件，已经起皮斑驳，纸页卷边。曾经属于她的那一页户籍信息的下端，盖上了一枚秀气的红色印章，写有两个句点般总结陈词的字——迁出。

燕子重返故乡/南风窗记者郭嘉亮摄

（为保护受访者信息，本文所用名字经过了简化处理，李平为化名）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