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陀族的崛起与落幕——从西域部族到五代霸主的百年风云

清代诗人严遂成曾作《三垂冈》一诗，开篇便是“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短短十四字，既定格了沙陀族首领李克用立马横刀的雄姿，也点出了这个西域部族与五代乱世的深刻羁绊。从唐末西域迁徙的小部族，到五代时期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三个中原王朝，再到北汉灭亡后逐渐融入华夏，沙陀族用百年时间书写了一段“边族入主中原”的传奇，其崛起与落幕，既是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缩影，也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典型注脚。

一、族源与内迁：从西域“处月”到河东“藩镇”

沙陀族的早期历史，要追溯到唐代西域的“处月部”。据《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沙陀本是西突厥别部，因“居金娑山之阳，蒲类海之东”（今新疆博格多山以南、巴里坤湖以东），而金娑山附近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这一时期的沙陀，是西域草原上典型的游牧部族，以善骑射、耐苦战著称，长期依附于西突厥汗国，后因西突厥衰落，转而臣服于吐蕃。

沙陀族迁徙路线图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退，对西域的控制力减弱，吐蕃趁机占据河西、陇右，沙陀被迫成为吐蕃的“前驱”，参与吐蕃对唐朝边境的侵扰。但吐蕃对沙陀始终心存猜忌——沙陀部族骁勇善战，却非吐蕃“同族”，一旦势力壮大便可能反噬。唐德宗贞元年间，吐蕃计划将沙陀迁徙至黄河以南，以隔绝其与唐朝的联系，这一举措彻底激化了双方矛盾。

此时的沙陀首领朱邪尽忠（李克用祖父），审时度势后决定率部内迁归附唐朝：“尽忠与其子执宜谋曰：‘我世为唐臣，今背之，非义也。’”贞元六年（790年），朱邪尽忠率三万部众东迁，吐蕃闻讯后派大军追击，沙陀部众在祁连山一带与吐蕃展开血战，朱邪尽忠战死，其子朱邪执宜率残部千余人突围，最终抵达唐朝灵州（今宁夏吴忠）。唐廷对这支“远道来归”的部族十分重视，将其安置在盐州（今陕西定边），并设“阴山府”，任命朱邪执宜为兵马使，沙陀从此正式成为唐朝的“编外军事力量”。

沙陀族士兵

此后数十年，沙陀族凭借强悍的战斗力，成为唐朝平定内部叛乱的“利刃”。唐文宗太和年间，朱邪执宜率军参与平定河北藩镇叛乱，因功被封为蔚州刺史；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庞勋在徐州发动起义，朱邪执宜之子朱邪赤心（李克用父亲）率沙陀骑兵驰援，“身先士卒，出入阵中，凡十余战，皆破之”，最终平定起义。唐懿宗为表彰其功绩，赐朱邪赤心姓李，改名“李国昌”，并授予振武节度使一职——这是沙陀族首次获得唐朝方镇节度使的高位，标志着沙陀从“边地部族”正式跻身“中原藩镇”行列，为日后李克用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二、李克用：沙陀霸业的奠基者与“三垂冈之志”

李克用

李克用骁勇善骑射，早年随父出征，常冲锋陷阵，军中称之为“飞虎子”，别号“李鸦儿”，因一目失明，又号“独眼龙”。

唐咸通十三年（872年），因沙陀素强，而李国昌恃功益横恣，迁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李国昌称疾拒命。

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十月，昭义节度使李钧、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都督赫连铎、白义诚，合击李国昌于蔚州，李可举破李克用于药儿岭。沙陀大败，李国昌、李克用父子流亡到鞑靼。

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爆发，起义军横扫中原。中和元年（881年），黄巢攻陷京都长安，唐廷陷入存亡危机。于是请唐僖宗下诏书从鞑靼召回李克用，受敕勤王。任命为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

中和三年（883年），李克用率军抵达长安城郊，与黄巢起义军展开决战。沙陀骑兵“皆披甲执锐，往来奔突，贼众大溃”，最终收复长安。此战后，唐僖宗任命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治所设在晋阳（今太原）。太原地处汾河谷地，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地势险要，且盛产战马，是中原通往北方草原的咽喉要地——李克用以此为基地，招兵买马，扩充势力，逐渐成为唐末最强大的藩镇之一。

此时的中原，另一股势力正在崛起——朱温。朱温曾是黄巢起义军将领，后投降唐朝，因平叛有功被封为宣武节度使（治所今河南开封）。朱温与李克用素有嫌隙：早在中和四年（884年），双方曾联合追击黄巢残部，庆功宴上李克用言语冒犯朱温，朱温竟派人夜袭李克用营帐，李克用侥幸逃脱，从此双方结下死仇。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建立后梁，定都开封，唐朝正式灭亡。

朱温称帝后，李克用拒不承认后梁政权，仍沿用唐朝“天祐”年号，以太原为基地，与后梁展开长期对峙。此时的李克用已年过五十，身体日渐衰弱，而朱温势力强盛，河东局势岌岌可危。据《新五代史》记载，李克用曾在太原近郊的三垂冈宴请诸将，席间感叹：“吾老矣，此子（指其子李存勖）可付大事。”三垂冈地势险峻，是太原的天然屏障，李克用选择在此地寄望子嗣，既有对局势的忧虑，也有对沙陀霸业的期许。

严遂成的《三垂冈》诗，正是对这一历史场景的生动描绘：“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诗中的“奇儿”，便是李克用的长子李存勖。李克用深知，自己毕生未能灭梁复唐，唯有寄望于儿子。天祐五年（908年），李克用病逝，年仅24岁的李存勖继承河东节度使职位，成为沙陀族的新领袖——沙陀族的崛起，即将迎来最辉煌的阶段。

三、五代鼎革：沙陀三朝的鼎盛与危机

后唐庄宗李存勖

李存勖继位后，迅速展现出远超其父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手腕。他首先平定了河东内部的叛乱，巩固了权力，随后便以“复唐”为旗帜，对后梁发动进攻。天祐二十年（923年），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仍以“天祐”为年号，以示继承唐朝正统。同年十月，李存勖率军攻克后梁都城开封，朱温之子朱友贞自杀，后梁灭亡——李克用“灭梁复唐”的遗愿，终于在其子手中实现。

后唐形势图

后唐是沙陀族建立的第一个中原王朝，其疆域囊括了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山东等大片地区，是五代时期疆域最辽阔的政权。李存勖定都洛阳后，试图恢复唐朝的制度，重用文人，整顿吏治，但他晚年却沉迷于戏曲，宠信伶人，甚至让伶人担任官职，导致朝政混乱。同光四年（926年），邺都（今河北临漳）发生兵变，李存勖派养子李嗣源率军平叛，不料李嗣源在兵变中被部将拥立为帝，率军反攻洛阳。李存勖在乱军中被杀，李嗣源登基，是为后唐明宗。

后唐明宗李嗣源

李嗣源本是沙陀族的普通部将，因战功被李克用收为养子，他继位后，吸取李存勖的教训，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史称“明宗之治”。但李嗣源晚年体弱多病，皇子之间为争夺皇位展开激烈争斗，朝政再次陷入混乱。长兴四年（933年），李嗣源病逝，其子李从厚继位，不久便被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推翻。李从珂继位后，猜忌手握重兵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也是沙陀族将领，长期镇守河东，与李从珂素有矛盾。

清泰三年（936年），李从珂下令调石敬瑭为郓州节度使，试图剥夺其兵权。石敬瑭深知一旦离开河东便会任人宰割，于是决定反叛，并向北方的契丹求援，许诺“割幽云十六州以赂契丹，岁输帛三十万匹”，甚至自称“儿皇帝”，尊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契丹出兵援助石敬瑭，很快击败后唐军，李从珂自焚而死，后唐灭亡。同年，石敬瑭在契丹的支持下称帝，国号“晋”，史称“后晋”，定都开封。

后晋高祖石敬瑭

石敬瑭的“割地称臣”，虽为沙陀族保住了政权，却为后世留下了巨大隐患——幽云十六州地处燕山山脉，是中原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此地一失，契丹骑兵可长驱直入中原，此后数百年，中原王朝都深受其害。石敬瑭死后，其子石重贵继位，试图摆脱契丹的控制，改称“孙皇帝”而不称“臣”，激怒了契丹。开运三年（947年），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率军南下，攻破开封，后晋灭亡，耶律德光在开封称帝，国号“辽”。

辽军在中原地区大肆劫掠，激起民愤，各地藩镇纷纷起兵反抗。此时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是石敬瑭的心腹，也是沙陀族将领。刘知远审时度势，在太原起兵，打出“抗击辽军，恢复中原”的旗帜，得到各地藩镇的响应。辽军因无法控制中原局势，被迫北撤，刘知远率军进入开封，于开运四年（947年）称帝，国号“汉”，史称“后汉”。

后汉高祖刘知远

后汉政权建立后，刘知远仅在位一年便病逝，其子刘承祐继位，是为后汉隐帝。刘承祐年幼，猜忌大臣，尤其忌惮手握兵权的郭威——郭威是刘知远的部下，出身汉族，因战功被封为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乾祐三年（950年），刘承祐派人刺杀郭威，郭威被迫起兵反叛，率军攻破开封，刘承祐被杀，后汉灭亡。次年，郭威称帝，国号“周”，史称“后周”——沙陀族在中原的统治，至此暂时中断。

四、北汉余晖：沙陀政权的最后挣扎与落幕

后汉灭亡后，沙陀族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刘知远的弟弟刘崇，时任河东节度使，镇守太原，他拒绝承认后周政权，于广顺元年（951年）在太原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北汉”。北汉疆域仅包括今山西中部和北部，是五代十国时期最小的政权之一，国力虚弱，不得不像后晋一样依附于契丹（辽），自称“侄皇帝”，每年向辽缴纳巨额贡赋。

北汉建立后，与后周长期对峙，多次发生战争。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都曾亲征北汉，其中柴荣在显德元年（954年）的“高平之战”中，大败北汉与辽的联军，北汉国力大损，从此只能固守太原，无力南下。柴荣本想乘胜攻克太原，灭亡北汉，但因辽军援军赶到，且后周军粮草不足，最终撤军——这为北汉延续了数年的寿命。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都将灭亡北汉作为统一中原的重要目标。宋太祖曾三次出兵攻打北汉，均因辽军援救而未能成功；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率大军北伐，分兵两路：一路围攻太原，一路阻击辽军援军。宋军在白马岭（今山西盂县）大败辽军，断绝了太原的外援，随后对太原展开猛攻。北汉皇帝刘继元（刘崇之孙）见大势已去，被迫投降，北汉灭亡。

北宋灭北汉形势图

北汉的灭亡，标志着沙陀族作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彻底终结。从李克用割据河东，到后唐、后晋、后汉三朝更迭，再到北汉苟延残喘，沙陀族在中原政治舞台上活跃了近百年。而随着北汉灭亡，沙陀族民众逐渐融入汉族——他们放弃了游牧生活，改用汉姓（如李、石、刘等），接受汉族的文化习俗，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再以“沙陀”为族称。

五、沙陀族的历史遗产：乱世中的民族融合样本

沙陀族的崛起与落幕，是唐末五代乱世的一个缩影，却也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提供了典型样本。这个从西域迁徙而来的游牧部族，之所以能在中原建立三个王朝，关键在于其抓住了唐朝衰落、藩镇割据的历史机遇，同时不断调整自身定位，融入中原政治体系。

沙陀族士兵

从文化层面看，沙陀族的汉化进程贯穿其崛起始终：李克用被赐姓李，石敬瑭、刘知远改用汉姓，后唐以“复唐”为旗帜，后晋、后汉沿用中原王朝的官制与礼制，这些举措都体现了沙陀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而沙陀族的尚武精神，也为中原注入了新的活力——后唐、后晋、后汉的军队中，沙陀骑兵是核心战力，其战术风格影响了五代乃至北宋的军事制度。

从民族融合层面看，沙陀族的落幕并非“消亡”，而是“融入”。北汉灭亡后，沙陀族民众散居于中原各地，与汉族通婚，学习汉族的农耕技术与文化知识，逐渐失去了本民族的特征。到北宋中期，已很少有文献提及“沙陀族”，因为他们已完全融入汉族，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

严遂成在《三垂冈》诗的结尾写道：“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三垂冈作为李克用寄望子嗣的地方，见证了沙陀族的崛起；而北汉灭亡后，沙陀族的故事也成为“百年歌”，被后人传颂。这个曾称雄中原的西域部族，最终以融入华夏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其崛起与落幕，不仅是唐末五代历史的重要篇章，更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生动例证。